49、留守老人二爷（2/2）

我已经习惯了爸爸的这些唠叨，自小到大，每逢家里有些力气活儿没人干的时候，或者爸爸跟其他人吵嘴呕了气，或者被人欺负了，他都会发出这种感慨来。那一年爸爸的胳膊受伤了，那个老板来放了三百块钱，爷爷追了出去，回来就气呼呼的说：“我的儿孙子要是在，我看他狗日的还欺负我！我看他狗日的还欺负我！”

妈妈听爸爸这么说，声音都变了，在房前扶着梯子对爸爸说：“你的劈话咋就这么多呢？你回屋去，我和娃弄，没你事！”围役讨才。

我不知道妈妈是因为伤心还是怕我听了不高兴才支开爸爸的，其实我已经习惯了。农村本来就是这样，谁家人丁兴旺，谁家儿孙满堂，谁家的长辈出去说话都觉得硬朗。农村家长里短的是非很多，经常为鸡毛蒜皮的事儿吵架，甚至打起来。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斗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最原始的力量——谁的力气大，谁的儿子多。没有权势、经济等其他因素。

村子里的女娃除了二妞好胜，从小打架都不输给男娃外，再无出其右者。

原本我是有个哥哥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只是听妈妈说，哥哥四五岁的时候，夭折了，哥哥夭折后的两三年，妈妈才生的我。生我的时候，条件不好。妈妈在月子里还害了场大病，之后不但不能再生了，而且身子骨也虚弱了很多。

所以爸爸说这些的时候，我就装作没听见，只是低头认真地清理着房顶上的积雪。积雪清理的差不多了，我抬头看了看周围。还真如二妞所说，一眼望去，除了我家之外，周围的左邻右里的都住上了新房。

先把笤帚扔到了院子，我慢慢顺着梯子下来，那一刻我心里暗自下了决心，要赚钱给爷爷看病，要赚钱给家里修新房子，没有男娃，我也能养老，我也能给家里盖新房！

刚扫完雪，冻得我小手发红，跑进爷爷的厢房，捂着烟筒取暖。

转头一看，爷爷醒了。

我说：“爷,你醒了？”

爷爷说：“你是谁么？叫谁爷哩？谁是你爷？这是谁家的炉子？”

我看爷爷又糊涂了，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感觉手热了些，就帮爷爷把被子的四角拉了拉。

这时爷爷又说：“不要你服侍我，我的孙子是个大学生,大学生你知道么？可惜她不在么，可惜她不在么。”

听了这话我不知道是该自豪还是该难过。自豪的是爷爷竟然现在都记得我是个大学生，而难过的是我这个大学生又能如何呢？就算我赚了再多的钱，可是他基本已经无福消受了。

下午太阳出来了，逐渐暖和了些。忽然想起了二爷，不知道昨晚这场大雪，他怎么样了。

我对妈妈说：“我想看那一下二爷去，他怕冻的很咧！”

妈妈说：“红薯粥还有，你给二爷端上一缸子，暖和暖和。”

当我来到二爷院子的时候，他还是蹲在那里。双手藏在袖筒里，低着头，不说话，只是身体冻得一直发抖。

我轻声喊：“二爷……”

这下二爷听见了，慢慢抬头看了看我说：“这不是槐树家的娃么？”

看来二爷今儿比较清醒，我说：“二爷，你蹲在这儿冻不冻啊？吃了没？”

二爷说：“我……我不冻！”

我说：“二爷，你吃了没？”

二爷说：“吃咧，吃咧。我有饭吃哩，我有饭吃哩!”二爷还从怀里掏出来半个馍，说：“都没吃完，饿了就还吃哩么！”

我也不多问了，赶紧把缸子递给二爷说：“二爷，这是红薯粥，可甜哩!你快喝吧。”

二爷眼巴巴地看着一缸子粥，还没等完全接在手里，就大口大口地喝完了。嘴角溢出的粥汁滴在他的衣服上，看起来更加狼狈不堪。

喝完粥，二爷把缸子还给我说：“还你缸子。没啥给你的么，等我娃回来，我有钱了给你买糖吃。我娃出门挣钱去了，就回来了，就回来了……”

看着二爷又黑又油的手，和他十指塞满污垢的指甲，我实在不想把缸子接回来。迟疑了下就说：“二爷，缸子留着你用吧。”

二爷一听不乐意了，黑着脸说：“咋？你嫌弃我？”

我说：“不是，不是！咋能哩？”

我赶紧接过缸子和二爷道别，心里想，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丝尊严！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水缸里的水都结冰了。

还好炉子的水箱里有热水。

刚洗漱完毕，电话就响了，接起来一听，果然是二妞的。她已经在催我了，怕赶不上头班车。

揣了两个烤红薯正要走，爷爷拉了一裤子，爸爸刚替爷爷换了干净的衣服，妈妈正在埋头洗爷爷换下来的脏裤子。

我说：“妈，等我回来洗吧。”

妈妈说：“不成，弄不好你爷还拉哩，早洗了干的快。晾到这炉子跟前儿啊，你回来的时候就干了。你这炉子还真实用。”

我说：“好吧，那我和二妞进城了。”

和二妞一人拿着一个红薯，边吃边往乡上走。吃完红薯，嘴边的红薯渣渣已经冻成了冰渣子。

这条路我和二妞一起不知道走了多少回了，我上学的时候，经常和二妞一起抹黑走，我去上学，她去赶集。

那个时候，二妞经常给我一两块钱，要我买支新笔或者作业本儿。起初我不要，后来她干脆在集市上买好了硬塞给我。要是正好周末，她赶完集后就坐在学校门口，呆呆地坐着，等我放学，然后一起回家。

那时候二妞常说：“咱俩家都没有男娃，要是都上学肯定供不起，我给咱挣钱，你去读书。你出息了，我也高兴。”记得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年，要去学校报到。爸爸妈妈都没有送我，我一个人摸着黑，背着个行李就出门了。半道上遇见正在等我的二妞，她陪我走到了乡上，把我送上车，哭着说，舍不得我走，以后就不能经常见我了。

开车的那一瞬间，我和她抱头痛苦。临别，她塞给了我一叠钱，是用橡皮筋儿扎好的。最大的面值是十元，最小的是一角，一共一百七十四块六角。这个数字我今生都不会忘记，当时我含着眼泪把那些钱抱在怀里，数了一遍又一遍，就想有一天能加倍还给二妞。那时候二妞家的生意还是仰仗她爸爸操心，二妞手里没什么钱的，那一定是二妞当时全部的私房钱。

在我上大学的四年间，二妞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都是她去城里进货的时候偷偷打给我的。

有时候她去城里进货的时候会偷偷给我打钱，每次都是一百块。可那一百块对我的来说，个中情感，又何止是用钱能衡量的？

班车出发了，我和二妞并排坐着，相视一笑，我和她心里一定是又想起了几年前的那一幕。有些人，有些事，不必言语，一个眼神的交汇就能抵得上一万个拥抱，一万句话语。果然，二妞说：“那年你走的时候，哭的可厉害哩。”提起这话，我又忍不住想哭了，说：“可不是么，一百七十四块六角。这是你当时全部的私房钱吧？”

二妞憨厚地笑着说：“是哦，虽然钱不多，可攒了好长时间呢。本来想着俺出门的时候做新衣服的，结果你考上学了。当年可把你爸你妈愁死了，满村子借钱，跪下给人磕头都借不到么，我记得你爷还卖了几回血呢。”

这是我一生的痛！

当年为了我的学费，爸爸妈妈整整在全村借了两个月，还是没借够钱。并不是乡亲们绝情不帮我们，而是当时全村的现金加起来也未必够。实在没办法了，爷爷去卖过几次血。所以爷爷现在身体不好，我总觉得是我造成的。想到这里我心里就特别愧疚！

我对二妞说：“过几年我想给家里修房，可是我肯定回不来。你能帮我照看不？”

二妞说：“你能啊！我做了多少年买卖了，才给家里修了房。你才挣钱几天，就修房咧！啧、啧！那可要我咋照看哩么？”我说：“我大、我妈都上年纪了，爷爷身体有不行，实在是照看不过来。我把钱打你的折子上，到时候你给我操心。行么？”

二妞说：“那有啥不行的么？反正我平时赶个集，就基本不出去。”

我说：“那太感谢你了，二妞。我欠你的太多了！对了，这事你先甭言语（不要对别人讲），就咱两个知道。”

二妞说：“我知道，你就放心吧。”

我估摸着，最多也就两年多一点，我就能攒够八万块钱。运气好的话，要是叶茂开心，陪他多打几场麻将就出来了。越快越好，看爷爷今天大便失禁的那样子，我真怕子欲孝而亲不在！

路况比我回来那天好很多，没用几个小时就到了县城。

下车出了车站，先办我的事儿。

从银行取了钱，我又在超市买了些新鲜猪肉、四瓶酒。农村人过年不太讲究，只要有酒有肉就觉得很满足了。走到收银台前，又想起了二爷，于是折回去拿了一大包火腿肠。

二妞进货挺利索的，轻车熟路地在一个农贸市场搞定了多半儿。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趁着手机有信号，赶紧给珠儿她们打了个电话。珠儿说，今儿梁绪不在，我陪他们打牌呢，过完年开学了早点回来啊。我一听这话，就知道珠儿和叶茂、王志东们在一起，她是暗示我早点回去，又不方便直说。

丽姐的电话一直占线，我又打给了红红。

我问，干吗呢？

红红说，和巩然吃烧烤呢，一家新开的水晶烧烤。

我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现在打的火热啊！

红红说，切，一两次就打得火热了啊？

我说，吆，说漏嘴了不是？看来不止一次啊。

红红说，滚，过完年，快回来。

说完就“啪”的挂了电话，看来这丫头也知道害羞啊。

吃完了午饭，我和二妞又在另一个百货批发市场帮她采购了剩下的东西。

赶到车站，坐上车，晃晃悠悠往回走。

走了两个小时左右，二妞拿出手机给家里打了电话，吩咐她男人把三轮儿开到乡上等她。

等我们回到乡上的时候，二妞家的正坐在三轮儿的驾驶位上打盹儿呢。

二妞一巴掌拍在她男人头上说：“你这个瓜劈，跟猪一样地，就知道个睡。快搬货去！”

二妞家的猛的被拍醒了，还没辨清楚方向呢，就急急忙忙跳下三轮儿，把货往三轮儿上搬。

二妞靠在三轮儿上,抬脚在她男人屁股上轻踹了一下说：“娃的感冒好些了没有？”

二妞家的一边搬货一边说：“好些了，好些了。就是还有点咳嗽，不发烧了。”

装好了货，已经开始下雪了。

我和二妞挤在三轮儿货槽的边沿儿上，她男人开着车就往回走。雪越下越大，二妞一边和我聊着，一般冲她男人喊：“你个窝怂，开快些！天都黑了，我还要回去看我的娃哩！”二妞家的每次听到她的催促总是赶紧转过头冲二妞笑着说：“好，好，我开快，我开快！”

爸爸果然又埋怨了几句，说不该买酒的，太费钱了。

我把酒打开，倒了一杯递给爸爸。爸爸喝了一口，然后就开始自斟自饮。他其实是很喜欢喝酒的，记得原来每年家里都用粮食酿些酒，空闲的时候他总喜欢喝上几盅。自打我上了高中，爸爸把酒都戒了。

拎了一瓶酒，揣上火腿肠，我打了个招呼就出门了。

到二妞家的时候，二妞全家正吃饭呢。我把酒递给二妞的爸爸说：“叔，好几年都没回来了。也没啥孝敬你的，就一瓶酒给你拜个年。”

二妞的爸爸接过酒说：“这酒可好贵哩，来就行了，买酒弄啥吗？”

寒暄了几句，我掏出两百块钱塞到二妞孩子的怀里说：“你看二妞结婚我都没回来，现在她娃都大了。我这当姨可得给娃给个盘缠（压岁钱）么。”

两百块的压岁钱，在我们村儿来说应该是非常多非常多了。在我的印象中，大人逢年过节给孩子压岁钱，十块已经是最多的了。我小时候还拿过两毛钱的压岁钱。

二妞的爸爸妈妈一下子惊了，连连推辞，说：“太多了，太多了，那有这么给的吗？”

我硬是把钱塞到了孩子怀里，二妞笑着到不推辞。

闲聊了几句，我揣着火腿肠从二妞家出来去了二爷家。整个院子漆黑的一片，我朝他经常蹲的那个角落瞅去，二爷果然还蹲在那里。漆黑的夜里，一个雪人蹲在墙角，看上去特别明显。

二爷脚底下雪水已经化了，他一定蹲在这里好长时间了。我拍去了二爷身上的积雪，说：“二爷，你吃咧没有？”二爷都有点冻僵了，半天不说话。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烫的像个火球。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拉起来，拖进了厢房。

摸索着打开了灯，一遍又一遍地问二爷，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慢慢恢复了神智。

我问二爷：“外头下雪呢，你蹲院里干啥吗？”二爷说：“我等我的孙子回来……他出门挣钱了！”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二爷的希望，但只好顺着他的意思说：“二爷，你躺屋里头等吧，躺屋里头一样的等呢。你平时睡哪儿？”

二爷指了指乱七八糟的炕，只见上面已经脏的不成样子了。有发霉的馒头，老鼠屎，还有二爷自己拉的大便。二爷一见炕，好像条件反射似地就躺了上去。

看着二爷已经躺在了那一堆脏东西上，我实在没有勇气再把他拉起来了。我承认，我当时感觉的了恶心，倒并不是嫌弃二爷，只是我实在忍受不了那种视觉和嗅觉在我心理上的冲击。

临走的时候，把火腿肠放在了他床头的木箱子上，因为就那个箱子看着稍微干净些。二爷直勾勾地盯着火腿肠，问：“这是个啥吗？”

我说：“二爷，这是吃的，是肉！”当时之所以买火腿肠就是想着二爷可以随时吃，而且也不费牙。

二爷说：“是肉？我吃过肉哩！”

我拿起一根火腿肠，示范着撕开了顶端的包装，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不能把火腿肠在满屋子粪便、老鼠屎的异味中让二爷吃吧？更别说我自己吃了。

正后悔为什么非要现在给他呢，二爷却起身一把夺走了我手上的火腿肠，躺在那个堆满了粪便和老鼠屎的床上大口吃了起来，最后甚至连包装塑料膜都吃到了嘴里。

也不知道二爷何时才能改变目前的现状。瞧他身子骨还不错，我拉他的时候觉得他劲儿挺大的，那天喝粥的时候他清醒着，觉得思维也比较正常，就是犯迷糊的时候看着特可怜。这老人啊，一上年纪，身边就得有人照看着。每天陪他说说话，聊聊天儿，老人的精神也会好很多。大多数的老年痴呆多是因为老人独自一人生活，孤独和寂寞逐渐将老人的思维侵蚀，但凡儿孙满堂，子女孝顺的家庭，老人基本都能安享晚年的。

像二爷那个年岁的人还图什么啊？他不求子女能达官显贵，富甲一方，只求能和家人朝暮相处，相互照顾，相互温暖。不光是二爷，每个人老去的时候，在岁月的催促下都将失去一切。到那个时候，人们所追求的都不再是权力和金钱，或许都仅仅是一个家，一声问候，一个拥抱，一丝温暖。

快到家的时候，看见迎面走来一个女人，边走边喊：“我的娃哩？我的娃……你快回来，妈给你娶媳妇儿！”我听声音感觉特别耳熟，应该是红仓的母亲。

走近一看果然是她，我看她样子疯疯癫癫的，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这时候红仓的母亲走到我跟前问我：“你看见我的娃了没有？满仓啊，你要他回来，我给他修房子，娶媳妇。”

我轻声地问：“满仓怎么了？红仓呢？”

满仓是红仓的亲哥哥，比红仓大将近十岁，我和红仓年纪一般大，小时候经常和红仓一起玩耍，所以管她叫红仓妈。不知道为什么，她现在跑出来找满仓了，那红仓呢？

红仓妈盯着我，动也不动，说：“甭言语，我的满仓死咧！千万不敢告诉人，不然他们狗日的知道我的娃没了。可欺负我们哩！”

说完她又一跌一撞的朝前走，这么晚了，她去哪儿啊？我跟紧几步拉住她，可她劲儿很大，一下子把我甩开，还作势要打我，嘴里还说：“咋？你知道我的满仓死咧，就来欺负我？”。幸好她只是吓唬了我一下，就又走了。

又走了几步，果然看见红仓急急忙忙地跑过来，见了我就问：“看见我妈了没有？”

我说刚过去，他立刻疾步朝我指的方向寻了过去。

到了家，爸爸已经喝的脸发红了，看着他微醉地躺在炕边，妈妈双手拢在袖筒里，坐在炉子边发呆。

这个久违的幸福画面再一次出现，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好满足。还是很小的时候，晚上爷爷和爸爸会喝点酒，妈妈双手拢在袖筒里给我讲故事，虽然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故事，但是全家人坐在炕头的那种温馨感觉才是重要的，哪怕是一句话都不说，那种寂静和沉默也是一种享受。

妈妈问我：“你弄啥去了？出去半天不见人。”

我缓缓坐在妈妈的身旁，一起依偎在火炉边，轻声说：“我去了躺二妞家。给他大拿了瓶酒，算是拜个年。打算再过两天，给小花大再拎一瓶儿酒。”

我妈说：“能行么，你好几年没回来了，是该给人家拜个年。”

把妈妈的手捧在我的手心里，轻轻地抚摸她的手背，粗糙而干涩的皮肤写满了沧桑，年年月月的清苦写在妈妈的手上，刻在我的心里。

妈妈抬手在我的头上轻轻的抚摸，我低头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我好像就那样永远永远定格了，不再改变。

不曾想妈妈一边抚摸着我的头，一边却轻声问：“娃，在外面苦不苦？”

只是这一句母亲简单的询问，里面充满了无尽的关爱。可是我又能如何回答呢？瞬间眼泪夺眶而出，在那无数个不眠的夜里，在那无数个辗转于男人中的夜里，我曾无比怀念过类似于现在的场景——我就这样，静静地躺在母亲怀里。

而此刻，母亲的这个问题我又能如何回答？

我强忍住眼泪说：“妈！不苦，我一点都不苦。我是大学生哩！”

我妈说：“你瞎说，你现在寄回来的钱那么多，咋能不苦啊？这天底下就没有不出汗的庄稼人！”

我说：“没你想的那么严重么。”

妈妈口气里还是有一丝自豪，说：“我的娃出息了就好，但是可不敢累坏了。要注意自己身子呢！”

我怕自己哭出声来，只好埋着头答应着，却把话题引开。我说：“妈，我刚看见红仓妈到处找满仓呢，好像疯疯癫癫地。”

妈妈长叹了口气说：“哎，那女人命苦地很啊。就没想过一天福！”

红仓的父亲曾经是和爸爸一起做石工的，主要是在周围乡村里炸山开石，挣点小钱。就在爸爸胳膊受伤后的第二年，红仓的爸爸在山上开石好像是被炸药炸死了，还是被碎石砸死了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红仓的父亲就因为炸山开石去世了。

我问：“我记得原来她都好好的啊，怎么疯了？”

妈妈说：“红仓大死了后，他们家就遭人欺负。坝里的地啊，给人占完了。红仓妈跑去和人说理，还给人打回来。实在没法了，红仓妈一个女人家，照看着两个娃，就在山上没人种地的地方抬地（把崎岖不平的地一点点用土填补平整成可以耕种的梯田状），花了两三年时间，硬是抬出来几亩地。那时候幸亏满仓大些了，还能帮山忙。红仓当时还小的很哩，啥忙都帮不上，不理解他妈的苦么。”

妈妈又用手抚摸着我的脸说：“好不容易两个娃都大了，可是家里实在太穷了，媳妇都说不起。前几年，满仓和红仓就出门挣钱了。”

我说：“那也行啊。我刚还看见红仓了，到处找他妈哩。”

妈妈说到这儿也哽咽了：“行啥哩？这天打的都是漏处，命苦的都是穷人啊。满仓和红仓兄弟俩前几年跑去一个煤窑上挣钱，每天先从窑口里往地下爬一千多米，再横着爬几百米，背一背篓煤，然后再爬回地上，挣一元五角钱。这兄弟俩呀，都知道那煤窑迟早得出事。满仓和红仓就说好，不同时下窑。一个人要是下窑啊，就把所有的钱交给另一个人，在上面等着。”

 

“啊？”我惊诧地问，仿佛知道了红仓的妈为什么到处再找满仓。

“有一天，终于出事了，当时下窑的是满仓。后来煤窑上赔了十万块钱，红仓就回来了。”妈妈说到这里已经眼泪汪汪的了，“红仓用那钱啊修了房子，娶了媳妇。但是他妈知道后就疯了。他妈一犯病，就到处乱跑找满仓，还生怕人知道她没儿子了都欺负她。哎，她是让人欺负怕了哦！我看这红仓也不清楚了，他娘一犯病，他就跪下磕头，求他娘不要乱跑了。还逢人就说他和他哥的事，最后总要加上一句‘我也不想我哥出事啊’。”

我忽然想起了那个古老的对决，一个左轮枪里，只装一颗子弹。两个人轮流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一枪——你死我活的对决。可是又是什么让这两兄弟在生命的对决上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来决定是谁活着回去呢？贫穷又何尝不是那把装了一颗子弹的左轮枪？

我睡在炕上，蜷缩在一角。房后的梁上隐约还传来满仓妈妈的呼喊：“满仓啊……满仓……你回来吧，娘给你娶媳妇儿……”

夜很静，夜很凉。

腊月二十三，打扫卫生，谢灶。村里家家户户的年味儿浓了起来。

高处的灰尘，我还是挣扎着尽可能地清除了。格外注意了一下这座房子，房梁和墙体确实已经不堪重负了。我默默地想，一定要修新房子给爸爸妈妈。

下午正好太阳不错，于是和左邻右里的一起在打麦子的坝里晒太阳。这种场景再也熟悉不过了，三五个妇人，拉着鞋垫儿，做着针线活儿，说说东家长李家短，虽然难免有嚼些舌根子，但是家的归属感很强。

不一会儿红仓妈跌跌撞撞地来了，看见人多，就问：“见着我的满仓了没有？见着我的满仓了没有？”村里的人早已习以为常了，仍旧干着自己的事儿，没人搭理她。

可红仓妈还是四处张望，嘴里接着喊：“满仓啊，你回来吧。娘给你娶媳妇儿……”

不一会儿，红仓在后面气喘吁吁地寻了过来。见他娘又疯疯癫癫地乱喊，红仓赶紧抓着他妈妈的衣襟拉她回去。可是任凭他再怎么拉扯，他妈就是不回去，嘴里还是念叨着要找儿子。

红仓“扑”一下跪在地上，连连给他妈磕头，边磕头边说：“妈，跟我回去吧。求你了，求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