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王安石三起三落，宋神宗五路伐夏（1/2）

在王安石变法之初，神宗是展现出强大的热情和斗志，并且给王安石反复保证，王爱卿你放心大胆往前冲，朕挺你！朕绝对不会被那些小人挑拨离间，不会动摇决心！那时候神宗二十几岁嘛，年轻人都难免带点少年意气，对自己的能一般都会有些高估，因为没有经历过挫折。

事实证明，神宗的意志力并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么坚定。就在王韶攻略河湟的那几年，神宗出现过好几次动摇，一度想召回王韶，放弃对吐蕃用兵。最后这个河湟战役能顺利的坚持下去，那是王安石的坚持，是王安石的意志在背后支撑着。这个过程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打个比方吧。

这神宗就像是一个年轻的股民，第一次买股票，在兴奋之中买了一只概念股。刚开始感觉很不错，后来看到大盘有点波动了，几次想抛出去，然后还有一群老家伙在那泼冷水，赶紧抛，晚了想跑都跑不了。唯独有一个铁哥们总在关键时刻劝你坚持，说这个股市的前景我很看好，千万不要抛。大家想想想，这可是长期持有，一持好几年啊，不是炒短线。连续好几年看那个股票就趴在那没什么动静，你心情能好嘛？能不动摇吗？所以这种内心的煎熬是相当痛苦的。到第四年的时候，终于这个大盘从2000点蹭蹭蹭的涨到了4000点，然后这只创业板股价翻几十倍。可是这时候神宗又开始自我膨胀了，觉得自己是股神。

此时的神宗皇帝，就是这么一个性格上不够坚定，对自我能力认识的不够充分，积极进取但又情绪波动比较大的青年。他的能力、才华和经验，都还不足以让他对国家大事做出正确的判断。到目前为止变法之所以能继续前进，纯粹是得益于他对王安石的信任。因为信任王安石这个人，所以相信王安石所做的事情。其实如果抛开这层信任，对王安石变法的每一件具体内容，神宗其实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也就是说，在实际效果出现之前，他无法通过理性分析来预判那些新法的效果到底是好是坏，这就给了保守派操作的空间。

其实从第一章开始我们都在说，王安石变法始终面临着保守派的阻扰和破坏，这种破坏和阻扰几乎是从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方位的对立。那这些神秘的，我称之为保守派老头子的家伙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神宗曾经说，朕绝不会被小人所挑拨离间。那么，如果上来泼凉水的人都是有名的正人君子，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辈，请问陛下该如何处置？

王安石是改革派，变法派，说道王安石变法的对立面，那些反对党，也就是所谓的保守派。那这事情可有意思了，这其中既牵涉到理念矛盾，也就是“新法”和“祖宗之法”的路线之争；又牵涉到地域歧视，“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改革派南方人居多）。后来在王安石自己变法派阵营内部，又出现了争夺最高领导权的内部斗争，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拍死沙滩上”。可以说，除了民族矛盾，其他一切该有的矛盾都有了。

如果说，改革派的扛把子王安石，是神宗皇帝的“革命导师”加“亲密战友”，才华横溢，名满天下。那么针锋相对的，保守派的领头羊，那也是不遑多让的一代学霸。他就是我们小时候都学过的那片课文，《司马光砸缸》的主人公，《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先生。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其实在变法之前呢，两个人一直是互相敬重，关系非常好的铁哥们。后来在变法这件事上，司马光坚决反对，终于和王安石就分道扬镳了。王安石主持变法就当了宰相，也就是总理嘛，而司马光那时候是御史中丞，大检察官。司马光就整天上书反对王安石的新法，针锋相对的弹劾他，特别是对王安石的《青苗法》，深恶痛绝，后来王安石很大程度上就是栽在这《青苗法》上。

司马光说，王安石那些新法都是与民争利，是搜刮民脂民膏，执行王安石的新法，短期内政府是多收了很多钱，“国富”了，长期下去一定会导致“民穷”，民生凋敝，民不聊生。那司马光的话有没有道理？事实证明，他有些观点是对的，比如说这《青苗法》，王安石的初衷是促进农业生产，贫农没有钱买种子，可以到当地政府那里贷款，到秋天有了收成，再连本带息还给政府。这个制度出发点绝对是善意的，在不少地区也取得良好的效果。然而王安石却忽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贪心，官僚系统的贪心。

大概王安石习惯了自己的高风亮节，所以对人心的贪婪险恶缺乏足够充分的认识。《青苗法》推行全国之后，出现了让王安石和神宗都没有意料到的后果：强制贷款。很多地方的基层官员，县令、知州那些人，为了出政绩，为了彰显自己对执行新法的不遗余力，强制农民贷款，然后上报朝廷说，我们县今年有效扶贫多少万人，帮助几万农民脱贫致富之类。正好那时候王安石推行了一套很有效的户籍管理制度，叫做《保甲法》：五家一小保，十家一大保，一百家为一都保。对全国农民实行了军事化管理，所以政府推行强制贷款效率特别高，怎么弄？直接逐层摊派嘛，我就找你们这些保长，这十万你这保负责，那十万他的保负责，谁完不成我找谁麻烦。

官僚体系在执行国家政策时出现的各种政策扭曲，直到今天依然无法有效的遏制，更何况一千年前王安石所处的那个时空。那时候农民们识字的又不多，官老爷们拿出王安石的《青苗法》，说我们是奉行朝廷王相公的旨意，依法办事，你们都必须贷款！一时之间，全国的农民都不胜其扰。如果是风调雨顺的地区，农民们节衣缩食也就忍受下来，权当破财免灾吧，生活还要继续。如果稍微遇到些自然灾害，粮食歉收，付完青苗的利息，一家人已经没活路了。要么被官府抓去当苦力，要么就举家逃亡，流落异乡。像《青苗法》这样，在执行过程中被官僚系统所扭曲的新法，在全国各地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其实此时问题倒也还没到那么严重，至少王安石当政期间全国各地并没有爆发农民起义。任何新鲜事物的出台，在整个社会推广都是需要一些磨合期，需要一些补足和调整的。比如今天，大家就没听说过哪发生强制贷款嘛，说明这些弊端都是可以从制度设计上加以避免的，不是那种没法解决的难题。

然而也就生该王安石倒霉，熙宁七年（1074年）的春天，宋朝领土上发生了大规模的旱灾。很多地方的老百姓为了活命，四处逃难。这下终于被保守派们逮住机会了，他们想出了很有创意的一招，几乎是四两拔千斤，三言两语，轻而易举的就把王安石推入无法反击的境地。保守派们这次没有搞万言书，他们找人画了一幅画，画的名字叫做《流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