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1/2）

温柔与应有的快乐

这是，作为人类，从空间之中所赢得的

这没有寒冷，可供栖居的内在

——玛格丽特·艾维森，

《新年的诗》[1]

他已经一个星期没见到她了，这很反常：他问过她是不是生病了。

“不是，”她回答，“在忙。”她说起自己最近在做的事情总是有条有理，近乎军人般干脆利落。她有一只小小的背包，里面装着她随身携带的书和笔记本。莫里森的心思总是从一样东西挪到另一样，捡起来，拨弄一番，又放下；对他而言，她是个小小的榜样，这种效率理当在他身上多加表现才是。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从来都没想碰她：他喜欢的女人不一定比他笨，却要比他懒。散漫怠惰激起他的欲望：女孩没洗过的碗碟就是一张通往松弛和放纵的请柬。

她在他身旁一往而前，穿过长廊，走下楼梯，她短促清脆的足音和他自己无精打采的步伐奏成了一组切分音符。随着他们一路下行，稻草、粪便和福尔马林的气味也越来越浓：一群用来做实验的老鼠在理科大楼里容不下了，就住到了地窖里。他看出她也要从这幢大楼里出去，而且十有八九是要回家，便提出送她一程。

“除非你本来也要往那里走。”露易斯不愿受人恩惠，她从一开始就表达得很清楚。他问她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的时候，她说，“除非你让我自己花钱买票。”要是她的个子再高一点，他说不定会以为她是在威胁他。

天气越发寒冷，羸弱的红日渐薄西山，积雪变成了紫色，嘎吱作响。她在车边跳上跳下，一直等到他拔下了插入式引擎预热器，打开车门，她的脑袋从身上那件硕大的二手皮毛大衣里探出来，仿佛地鼠出洞。他在这条往返车道上见过不少地鼠，其中很多都是死的；他自己也碾死过一只，一场意外，它差不多是冲到了车轮底下。那辆车也不行了：等他开到郊外的时候——虽然后来他意识到那里其实是市区——保险杠掉了一根，点火装置也失灵了。他只好把它当作废物扔了，还坦然地决定没有车将就着过，直到发觉自己做不到为止。

他猛地把车拐上那条连通着大学的马路。汽车颠了一下，好像驶过一座装着金属护板的桥一样：轮胎在严寒中变得僵硬，发动机也转不快。他应该多用这辆车来开开长途；它有点老旧了。露易斯比平时健谈；有什么事情让她颇为兴奋。她的两个学生一直在找她麻烦，不过她跟他们说，不来上课也没关系。“头脑是你们的，不是我的。”她清楚自己赢了，他们会好自为之，他们会有所付出。莫里森对这些集体互动理论没什么研究。他喜欢老式的做法：你教的是课，不要去想他们是人。他们没精打采地迈进他的办公室，对他嘟嘟囔囔，烦躁不安，局促扭捏地说起自己的父亲和爱情，这都让他尴尬不已。他又没把他自己的父亲或是他自己的爱情生活讲给他们听过，真希望他们也能保持同样的沉默，尽管他们似乎是觉得唯有这么做才能晚点交学期论文。今年初，他的一个学生希望整个班级围成一个圆圈坐，不过幸好其他人更喜欢成排坐直。

“就是这里，”她说；他已经开过头了。他吱吱嘎嘎地停下车，保险杠紧贴着路边石砌的斜坡，堆满雪的斜坡。这里的人并不把雪铲走；他们在上面铺上沙子，下一场雪就铺一层，确信不会有融雪。

“已经完成了；你可以进来看看。”她说，听上去是邀请，实际上是要求。

“什么东西完成了？”他问。他刚才没注意听。

“我告诉过你了。我住的地方，我的房间，我之前就是在忙这个。”

那房子是一栋平平无奇的两层小屋，战后几年房地产大发展而物资又匮乏时，整条街整条街匆忙造起来的那种。刷着一层灰蒙蒙的砂砾，让莫里森意志消沉。也有几幢年代更久一点的民居，但正被开发商迅速地拆毁；很快，这座城市就一点过去的影子都见不到了。其余的一切都是高楼大厦，或者更糟，低低的、外形如同兵营似的多层住宅单元，草草地拼在一起。有时候，这一排排摇摇欲坠的房子——屋顶落满积雪，漂泊不定的苍白容颜满腹狐疑地窥视窗外，孩子的玩具像垃圾一样散落路边——会让他想起以前见过的矿工村老照片。住在这些房子里面的人都不打算久居。

她的房间在地下室里。他们绕到屋后，走下楼去，避开楼梯平台上一张摊着的报纸，住在楼上的一家人把套鞋和靴子放在上面，莫里森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搜寻一个住所、一片屋顶、一块容身之地的情景，那种恐慌也再度袭来，从一处跋涉到另一处，参观那些黏湿阴冷、垃圾箱似的地下室，房东用塑胶地砖和一张张便宜的嵌板仓促翻修，好趁着学生拥入、住宿紧张的时候赚上一笔。他那时候就很清楚，自己绝对不可能像这样被埋在地下，或是关在一间如同加上一面玻璃的纸板箱的公寓楼里过一个冬天。就找不到那些真正的房子吗，柔和温暖，让人感兴趣的那些？最后，他偶然发现了一间要出租的二楼房间；房子刷的砂砾是粉色而不是灰色，污垢让人望而却步，房东太太也骂骂咧咧，可他立刻就租了下来，只为了能打开窗户看看外面。

他不知道对露易斯的房间该有什么期待。他的想象当中从来都没有她的住处，尽管他已经在门外接送她好几次了。

“我昨天把书架弄好了。”她说，朝着占满一整面墙的清漆木板和水泥块建筑物挥了挥手。“请坐，我来给你冲点可可。”她跑进厨房，依旧穿着她的毛皮大衣，而莫里森在人造革的旋转扶手椅上坐了下来。他转着椅子，审视四周，拿这里和他自己设想过却从来没有抽出时间收拾的理想栖居做起了比较。

她显然花了很多精力在上面，可努力的成果却不太像是一个房间，而更像是好几个空间，被各自裁下又粘在一起的几块。他无法确定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效果的：是那种大杂烩的风格，和他在抵达这里的一路上经过的汽车旅馆里面发现的一样，带点现代主义风格的家具，传统的北国风光，裱在画框里，钉在墙壁上。可她的桌子却是仿维多利亚时代的，版画是毕加索的。在房间的尽头，一条染过色的粗麻布窗帘拉上了一点，她的床就藏在后面，但在床边地毯上搁着的两只毛茸茸的浅蓝色拖鞋却吓了他一跳，几乎是大吃一惊：这太不像她了。

露易斯端来了可可，坐到他对面的地板上。他们和往常一样谈起了这座城市：他们都还在找事情做，这种追求是出于他们对东部共同的设想，城市应该更加引人入胜才对。正是这种假想，而不是互相倾慕，才让他们像现在这样花这么多的时间在一起；其他人大多都结婚了，或者在这里待得太久，已经放弃了。

电影换得很慢；那一家剧院，放着过时的流行喜剧片，他们曾经对此嗤之以鼻。不过他们一起去看了那场歌剧，在它巡演过来的时候：本地的合唱团，外来的主角——露契亚[2]，而且总的来说演得相当不错，幕间休息的时候，莫里森扫了一眼大厅里那些缄默、敦实的观众，其中有些女人还穿着六十年代早期的尖头细高跟鞋，他轻轻地对露易斯说，好像俄罗斯的旅游手册一样。

雪落之前的一个周日，他们临时起意开车兜风；在她的建议下，他们打算去市中心二十英里之外的动物园。穿过油井钻塔之后，他们看见一片树林；却不是该有的那种树——他当时这么觉得，就像他来这里的路上所感觉到的一样，这片大地正在疏远他，不让他进来；除了眼前这不断重复，不置可否的单调景象之外，肯定还有其他原因——不过仍然是树没错；而等他们到了那家动物园的时候，他们发现它是那样宽敞开阔，关着动物的围场大得够他们进去跑步，甚至是藏在里面，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露易斯以前来过这里——怎么可能，她又没有车，他没问——她带着他四处参观。“他们挑了些能活过冬天的动物，”她说，“这里全年开放。它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动物园里。”她指着那座用水泥块搭建起来的、供山羊攀爬的人造假山给他看。一般说来，凡是比猫大、比猫有野性的动物，莫里森都不喜欢，但这些动物离他足够远，他还能忍受。那天，她一反常态告诉了他一点关于自己的事情，通常她谈的都是工作。她去欧洲旅行过，她对他说，还在英格兰读了一年书。

“你在那里读什么？”那时候他问她。

她耸耸肩。“他们给我钱；其他人都不给。”

说到底他也是因为这个。倒不是要逃兵役[3]；其实他已经超龄了，虽然大家一直愿意把他想成是个逃兵役的人，对他们而言，这让他的存在变得更容易接受一些。当时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不太景气，而之后他到大家所谓的东部来尝试的时候也是如此。可是平心而论，也不只是因为钱，或是家乡的惨淡景象。他渴望着一些不同的经历，一些冒险；他感觉自己也许会学到什么新的东西。他那时以为这座城市会靠近山区。然而除了那些略带棕色的河水蜿蜒而过的天然沟壑之外，这里就是一块平地。

“我不希望你把这里当成典型，”露易斯在说，“你应该去看看蒙特利尔。”

“你算典型吗？”他问。

她笑了。“我们当中谁都不典型啊，还是说我们大家在你看来都差不多？我不是典型，我是无所不包。”

她一边说，一边让自己的毛皮大衣从肩膀上面滑了下来，而莫里森则又琢磨了一番，她是否在期待着他会有所动作，会向她靠近。他是应该要靠近些什么人或者什么事；他在自己的衣衫和皮囊之中已经开始感觉孤立。靠近他的学生是不可能的；再说，他们那么厚实，根本无法穿透；那些女学生，即使是苗条点的那几个，都让他想起大块大块凝固的白色物体，譬如猪油；而教职员工里其他的单身女人都年长他许多：在她们中间，露易斯的麻利干练已经沦落成一种又准又狠、一针见血的特质。

一定有那么一个地方，在那里他能遇到一个什么人，一个友善和气、松松垮垮的女孩子，长着未经修饰的脏兮兮的乳房，更像是实物而非概念，邋里邋遢，不求回报。她们是真实存在的，他曾经和她们熟识，那段已然开始被他认作是前世的岁月，而他没有与她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保持联系。她们一开始都很不错，可即使是最马虎的那一个，迟早也会向他索要那件他认为自己还没准备好给出去的东西：她们要他与她们相爱，这项脑力劳动对他而言太过繁重，无法承担。他觉得他的头脑要用到其他的事情上去，虽然他不太确定是什么事。他正在尝试，探索：目标今后会出现的。

露易斯一点都不像她们；她绝不会无缘无故把自己的身体借给他，就算是暂时的也不行，虽然此刻她让毛皮如同毯子一样在自己周身散开，还抬起了一只穿在灯芯绒裤管里的膝盖，让他目睹她肌肉颇为发达的大腿上面那块结实鼓起的侧影。她多半常去滑雪和溜冰。他想象着自己修长的身躯，紧紧夹在这健壮、冰冷的双腿里，双眼被毛皮遮住。还不到时候，他自忖，把半满的可可杯子举到两人之间。没有也没关系，我现在还用不着。

这天是周末，莫里森正在给房间刷油漆，就像他每个周末惯常做的一样；自从搬进来开始，他就一直断断续续地漆到现在。

“您会找人漆上一遍，那是自然的吧。”看房子的时候，他曾平静地对房东太太这么说，可他已经急不可耐地表现出自己想租下这个房间，她可比他精明。“唔，我说不好，另一个想租这间房的男孩子说他会自己刷油漆……”于是莫里森只好说他也会。这已经是第三层漆了。

莫里森对于刷墙的想象是从油漆广告里来的——一尘不染的家庭主妇把漆涂上，只用一只手，笑容灿烂——其实却并不容易。油漆会滴到地板上、家具上、他的头发上。开始油漆之前，他还得把几代前任房客积累下来的废物给运出去：婴儿衣服，老照片，一只内胎，成堆的空酒瓶，还有（非常迷人的）一顶丝绸降落伞。肮脏凌乱只有在女人身上才让他有兴趣；他自己无法栖身其间。

起居室里四面墙是粉色、绿色、橙色和黑色的。他正在把它们都涂成白色。上一任房客，一群尼日利亚学生，在墙上留下了一些看来如巫术一般离奇诡异的壁画：一摊像是沼泽的东西，黑色的，画在橙色的墙上，还有一个立柱式的形状，绯红色的，画在绿色的墙上，要么是一幅画工蹩脚的幼年基督，要么是——可能吗？——一只勃起的阳具，周围绕着一圈光环。莫里森先刷了这两面墙，可是知道那些图画依然在油漆底下让他心神不宁。有时候，他一边满房间转着油漆滚筒，一边寻思气温第一次跌到零下四十度时那些尼日利亚人是什么反应。

房东太太似乎更加喜欢外国留学生，多半是因为他们胆子太小，不敢抱怨：莫里森要求在他门上装一把真正的门锁的时候，她觉得忿忿不平。地窖就是一片狭窄错杂的斗室；他至今还是不太清楚里面究竟住着什么人。他搬进来之后不久，一个韩国人出现在他的门口，满怀希望地笑着。他想谈谈个人所得税的问题。

“不好意思，”那时候莫里森说，“改天行吗？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他足够友善了，毫无疑问，可莫里森不想和自己不认识的人有什么牵连；而且他确实有事情要做。后来，他觉得自己气量太小了，他发现那个韩国人有老婆和孩子，和他一道住在他的小房间里；在秋天，他们常常会把鱼摆出来晒干，绑在晾衣绳上，鱼干在风中飞转，如同加油站的塑料装饰。

他正刷着天花板，伸长了脖子，乳胶顺着滚筒淌到他的手臂上，蜂鸣器就在这时候响了。他几乎盼着会是那个韩国人，周末他难得见到个人影。原来却是露易斯。

“嗨，”他说，惊讶不已。

“我就是想着顺道过来看看你，”她说，“我已经不用电话了。”

“我在刷墙。”他说，半是借口：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想让她待在房里。她会对他要求些什么呢？

“我能帮忙吗？”她问道，仿佛这是一大乐事。

“其实我正打算今天就刷到这。”他撒了谎。他清楚她会比他干得出色。

他在厨房里泡了茶，而她坐在桌旁端详着他。

“我是来谈布莱克[4]的，”她说，“我得写篇论文。”和他不同，她只是一名研究生助教，她还在上一门课。

“哪方面的？”莫里森问道，兴趣寥寥。布莱克并非他的研究范畴。他觉得早期的抒情诗还算可以，可预言诗却让他非常厌烦，还有那些华而不实的书信，在信里布莱克把他的朋友唤作光明天使，对他自觉品位不佳的仇人则诋毁中伤。

“我们每人要分析《经验之歌》里面的一首诗。我要分析的是《护士之歌》。但是他们不知道那节课上出了什么问题，他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我一直努力让他们听懂我的意思，可他们都在忙着胜过别人，搞不懂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坐在那，把彼此的论文拆得七零八落。我是说，他们都不知道诗歌应该为何而作。”她没有喝她的那杯茶。

“什么时候要交？”他问，保持中立。

“下星期。不过我不打算写，不写他们想要的那种。我打算给他们一首我自己的诗。那首诗就说明一切了。我是说，要是他们非得在课上当场读上一篇，他们就会明白布莱克在韵律方面做出的尝试。我要去把它复印出来。”她迟疑了一下，不那么有自信了。“你觉得这样没问题吗？”

莫里森琢磨着，倘若自己的学生中有人尝试这样一种花招，他会怎么办。以前他没把露易斯想成会写诗的那类人。“你跟教授确认过吗？”

“我努力和他说话，”她回答，“我努力帮他，可我没法让他理解。不过，假如他们不懂得我的意思，我就会知道他们都是骗子，我走就是了。”她在台面上转着茶杯，双唇颤抖。

莫里森发觉自己左右为难；他也不希望她哭，那样会需要危险的轻拍以示安慰，甚至是搭一只手臂到她的肩膀上。他努力克制住一幅不由自主迅速闪出的画面，他自己压在她的身上，在厨房的地板中央，把白色的乳胶沾满她大衣上的毛皮。今天不行，他的头脑命令着，恳求着。

仿佛是应和，一架风琴的回声在他们的脚底轰鸣，伴着一阵颤抖的高音：“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5]露易斯把这看成是一个信号。“我得走了，”她说。她站起身来出了门，就像来时一样猝不及防，漫不经心地谢了谢那杯她没有动过的茶。

风琴是哈蒙德[6]牌的，主人是住在楼下的那个女人，本地人。她的丈夫和已经到了成家年纪的孩子在家的时候，她对着他们大喊大叫。剩余的时间里，她开着吸尘器，要么就用两根手指在风琴上缓缓弹出赞美诗的曲子，还有流行的老歌，自弹自唱。那架风琴对莫里森而言是最讨厌的东西。起初，他试着不去听它；后来，他播起了歌剧唱片，企图把它盖过去。最后，他用自己的录音机把它给录了下来。每当噪音变得太过剧烈，他就会把喇叭朝下对准暖气口，从头到尾地播着录音带，能播多响播多响。这让他有一种参与其中、掌握主动的感觉。

此刻他就这么做了，欣赏着录音带与她现时演奏的旋律冲撞激荡的效果：《微声盼望》里叠进一段《安妮·萝莉》；《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与《请到棕色小教堂里来》[7]唱成了复调。他惊讶于自己能有多恨她：他只见过她一次，在他蹚着积雪朝车库走的时候，她从自己那条难看的花窗帘的缝里恶狠狠地盯着他。她的丈夫本该把那条小路上的积雪铲掉，但他没有动手。

第二天露易斯又来了，莫里森还没起床。他醒了，然而凭着房里的那阵寒意——他能看见自己呼出来的气——和那股淡淡的油味，他就知道暖炉又出了什么毛病。与其爬起来尝试用各种方法保暖，倒不如在床上躺到太阳完全升起来。

蜂鸣器响起来的时候，他拉过一条毯子包住自己，跌跌撞撞地走到门口。

“我想到了什么，”露易斯惨兮兮地说。她进了门，他来不及把她挡住。

“不好意思里面很冷，”他说。

“我必须到你家来告诉你。我再也不用电话了。你应该把你的也扔了。”

她把积雪从靴子上跺掉，莫里森则逃进了客厅。窗户内侧有一层厚厚的积霜；他把煤气壁炉点燃。露易斯在没铺地毯的地板上不耐烦地大步走着。

“你都没在听，”她说。他从毯子里顺从地向她望过去。“我想到的是这个：这座城市没有权利被安在这里。我是说，凭什么呢？没有一座城市应该被安在这里，这个遥远的北国；它甚至都不在某个湖畔或是某条重要的河边。它为什么会在这儿？”她攥紧双手，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仿佛一切都取决于他的答案。

莫里森赤着一只脚站着，回想起他自从来到这里后就常常在问自己一样的问题。“这里最初是个贸易站。”他开口，浑身发抖。

“可它看上去不像。它看上去什么都不像，它什么都没拥有，它在哪里都可以。为什么会在这里？”她恳求着；甚至抓住了他毯子上的一个角。

莫里森避而不答。“哎，”他说，“我拿几件衣服穿行么？”

“在哪间房里？”她狐疑地问。

“卧室，”他回答。

“那没问题。那个房间没问题，”她说。

与他所担心的相反，她并没有想要跟着他进去。穿好衣服回来，他发现她坐在地板上，握着一张纸。“我们必须把圆圈合拢，”她说，“我们需要其他人。”

“什么其他人？”他断定她是疲劳过度，她太用功了：她眼睛周围有深红色的斑点，脸上其余的地方则是一片惨绿。

“我来给你画张示意图，”她说。可她却坐在地板上，用铅笔的笔尖戳着那张纸。“我希望想出我自己的体系，”她哀伤地说，“可他们不让。”一滴眼泪从她的脸颊滑落。

“或许你需要和什么人谈一谈，”莫里森说道，有点过于漫不经心。

她抬起头。“但我正在跟你谈啊。哦，”她说，恢复成一本正经的声音，“你指的是心理医生。我之前看过一个。他说我神智完全正常，而且是个天才。他检查了我的头：他说我大脑里面的纹路和尤里乌斯·恺撒[8]的一样，只不过他的是军事头脑，我的是创新。”她又开始用铅笔戳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