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1/2）

七岁的时候我们又搬家了，搬到圣玛丽河[1]边一幢狭小的木屋里，苏圣玛丽市[2]的上游。这座木屋我们只租了一个夏天，但现在它就是我们的家了，因为我们也没有别处可去。木屋光线昏暗，有一股老鼠的臭味，逼仄不堪，之前的房子里没有寄存掉的东西把里面塞得满满的。相比之下，我和姐姐大部分时间都喜欢待在外面。

屋外有一片短短的河滩，河滩的尽头，五彩斑斓的木屋——绿色配白色，栗红色配知更鸟蛋壳的蓝色，棕色配黄色——像鞋盒一样整排立着，每栋木屋都有一间颜色相配的厕所，隔着一段不很卫生的距离，搭在后面。但我们被禁止下河游泳，因为这里水流湍急。据说曾有孩子被河水卷走，冲到瀑布急流、运河水闸和苏市阿尔格玛钢铁厂的炼钢炉火那里，阴天的晚上，我们有时能从卧室的窗口看到那炉火，在云层中间闪着暗红色的光。不过我们可以去踩水，在不超过膝盖的地方，我们会站在水里，几缕零星的水草缠在脚腕上，朝划过河面的湖船[3]招手，我们离船那么近，不但能看到船尾飘扬的旗帜，翔集的鸥鸟，船员呼应我们的时候，连他们的双手和脸庞的轮廓也看得一清二楚。然后河水便会翻涌上来，漫过我们的大腿，直冲到腰际，打湿身上那件连着灯笼短裙的泡泡纱泳衣，我们就会高兴地尖叫。

母亲通常就在岸边，正在阅读或是与人交谈，并不太注意我们，有时听到尖叫，还误以为我们溺水了。或者，事后她会说，“你们跑到水深过膝的地方去了，”可姐姐总会解释，那只是货船扬起的水波。母亲就会望着我，看看她说的是不是实话。和姐姐不一样，我每次说谎都会被识破。

那些湖船庞大笨重，收放船锚的窗口锈迹斑斑，巨型烟囱突突地冒出团团灰烟。每当它们拉响汽笛、接近水闸的时候总会如此，木屋的窗户就会格格作响。对我们而言，它们神奇无比。有时候，船上会有东西掉下来，或是给人扔出来，我们就急不可待地望着那些漂浮物，沿着河滩奔跑追逐，等它们冲到近岸，就蹚着水去捞。通常这些宝藏只不过是空了的纸板箱，或者穿了孔的破油罐，缓缓地向外渗着深棕色的燃油，百无一用。有几次，我们拿到了运输柑橘的木箱，用来做了秘密基地里的橱柜和凳子。

我们喜欢小木屋，部分就是缘于有地方建造这些秘密基地。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余地，因为我们一直都住在城市里。就在之前，我们住在渥太华[4]一幢陈旧的三层红砖公寓底楼。楼上住着一对新婚夫妇，妻子是英格兰新教徒，丈夫是法国人，信天主教。他在空军服役，经常不在家，但放假回来的时候总要把妻子痛打一顿。每次都是晚上十一点多。她就会逃到楼下来找我的母亲，她们坐在厨房里喝茶。那个妻子抽泣着，不过声音很轻，免得把我们吵醒——母亲坚决这样要求，她主张小孩子要睡足十二个小时——露出青肿的眼睛或是脸颊，低声说着他酗酒的事情。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就会传来慎重的敲门声，那个空军飞行员，穿着全套制服，他会彬彬有礼地问母亲，能否让他把妻子带回楼上，她该去的地方。是宗教信仰上的分歧，他会说。再说了，他已经给了她十五美元去买食物，她却只给他吃油炸金凤鱼。一个月没有回家了，一个男人指望吃上一顿丰盛的烤肉，猪肉或者牛肉，难道母亲不同意吗。“我会闭紧嘴巴，睁大眼睛。”母亲这样回答。她从来没觉得他醉得有多厉害，不过这种看上去彬彬有礼的人，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这些事情我本来一点也不该知道。父母要么是觉得我年纪太小或者性格太乖；但我的姐姐，她比我大四岁，他们会向她透露一点，她再添油加醋地转述给我听。我看到过那个妻子几次，在我们家门外的楼梯上上下下，有一次她的一只眼睛的确青了。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个男人，不过等到我们离开渥太华的时候，我已经确信他是个杀人犯了。

这件事情或许可以解释，母亲告诉父亲她认识了住在我们右手边那幢木屋里的年轻夫妇的时候父亲的提醒。“别走得太近，”他说，“我可不想她半夜三更跑到我们家里来。”他不肯接受母亲富有同情心、善于倾听的天赋，即便母亲还逗他说，“可我一直在听你说话哪，亲爱的。”聚到她身边的人被他叫作“寄生虫”。

父亲的担心似乎完全是多余的。这对夫妻和那一对截然不同。弗雷德和贝蒂坚持让我们直呼其名。我和姐姐从小被反复叮嘱要尊称别人先生太太，也只好叫他们弗雷德和贝蒂，而且我们随时可以到他们家里去。“那是句客气话，你们不要当真了，”母亲说。时事艰难，但是母亲家教很好，也会一样这么教育我们。尽管如此，一开始我们还是一有机会就往弗雷德和贝蒂家跑。

他们的木屋大小和我们的完全一样，但是没有那么多家具，所以显得更宽敞。我们屋子里的房间用十测板[5]做墙隔开，漆成青柠檬的绿色，上面还有几块浅色的方形印迹，是其他房客以前挂过装饰画的地方。贝蒂把她家的墙壁换成了真正的胶合木板，里面漆成亮黄色，又给厨房做了黄白相间的门帘，印着小鸡出壳的图案。她用剩下的布料给自己缝了一条配套的围裙。他们买下了那栋木屋，而不是暂租；就像母亲说的，变成自己的房子了才会心甘情愿装修。贝蒂把那个狭小的厨房称作迷你小厨。一张铁质圆桌舒舒服服地窝在房间一隅，旁边放着两把雕刻着曲线花纹的铁质椅子，漆成了白色，贝蒂一把，弗雷德一把。贝蒂管这个角落叫早餐角。

比起我们的房子，弗雷德和贝蒂那里多了许多事情可做。他们有一只小鸟摆设，是用中间空心的彩色玻璃做的，停在一只灌了水的敞口玻璃杯沿上，小鸟前摇后摆，最后才一头扎进水里喝上一口。他们的前门上有一个门环，是一只啄木鸟的形状：拉一下绳子，它就会笃笃地啄门。他们还有一只哨子，也做成了小鸟的样子，灌满水之后吹一口气，它就开始啼啭啁啾，“像只金丝雀，”贝蒂说。而且他们还订了星期六彩色连环漫画[6]。我们的父母没有订，他们也不喜欢我们去读那些垃圾，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可是弗雷德和贝蒂这么友善，对我们这么好，正如母亲所言，他们，又能做出什么坏事呢？

除了所有这些诱人的东西之外，还有弗雷德。我们都爱上了弗雷德。我姐姐会爬到他的大腿中间，宣称他是她的男朋友，等她长大了就要嫁给他。接着她会让弗雷德把报纸上的连环漫画念给她听，一边恶作剧地逗他，要把烟斗从他的嘴里拔出来，或是把他两只脚的鞋带系到一起。我也有相同的感受，但我知道，说出来也无济于事。姐姐已经说了弗雷德是属于她的：她总是说到做到。而且她也讨厌我做她口中的跟屁虫。于是贝蒂在煮咖啡的时候，我就会坐到早餐角里其中一把雕花的铁质椅子上，看着客厅沙发上的姐姐和弗雷德。

弗雷德身上就是有一种吸引力。我的母亲——她并不是个卖弄风情的女人，反倒会为智慧所倾倒——有他在场的时候也会更加活跃。甚至连我父亲都喜欢他，偶尔会和他一起喝杯啤酒，在他从城里回来的时候。他们会坐到贝蒂的黄色藤椅里面，在弗雷德家木屋的门廊上，一边拍打沙蝇，一边讨论棒球赛的比分。他们很少谈到工作。我不确定弗雷德做什么工作，不过是在一间办公室里。我父亲在“弄墙纸”，母亲说的，但我从来都不太清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们说起战争的时候更加激动人心。父亲因为背疼的毛病无法参军，他为此耿耿于怀，可弗雷德曾经在海军服役过。他从来都不多提，虽然父亲总在鼓励他讲下去；但我们从贝蒂那里听说，他们两个是在弗雷德走之前订婚的，他一回来就完婚了。那时贝蒂每天晚上都给弗雷德写一封信，每星期去寄一次。她没有说弗雷德多长时间回一次信。让我父亲喜欢的人并不多，但他说过，弗雷德可不是笨蛋。

弗雷德似乎没有主动表示过友好。我觉得他甚至也不算特别英俊。问题是，尽管我能想起贝蒂的每一根头发和每一粒雀斑，我却记不住弗雷德的模样。他有深色的头发和一只烟斗，还有，如果我们一直缠着他，他就会唱歌给我们听。“苏城的女孩你叫苏，”他会唱，“红头发，蓝眼珠，我愿用我的马，我的狗，来换你……”[7]或者，他会对着我姐姐唱《美丽的棕色眼睛》[8]，她的眼睛是棕色的，而我的是水蓝色。这让我伤心不已，因为歌里有一句词说，“我再也不会喜欢蓝眼睛了。”听上去就像是终审判决，今生今世都无法得到弗雷德的爱。有一次我哭了起来，更糟的是我无法对任何人解释到底出了什么事；只得羞愧难当地忍受弗雷德半开玩笑的关心和姐姐的鄙夷，而最难堪的是在小厨房里让贝蒂安慰。说难堪是因为贝蒂不能很好地意识到连我都能一眼看出的情况。“别理他，”她说，已然猜到我的眼泪与弗雷德有关。可偏偏是这条忠告我没办法做到。

弗雷德就像一只猫，其实连走开两步给你让一下路都不肯，母亲后来这么说。所以真是很不公平，人人都爱弗雷德，却没人喜欢贝蒂，尽管她那么亲切友善。是贝蒂一直在门口迎接我们，邀请我们进去，和我们交谈，而弗雷德则歪在沙发上看报纸。她做曲奇饼干和奶昔给我们吃，还允许我们把烘焙时拌料的碗舔干净。贝蒂是那么好的一个人；大家有口皆碑，但是根本没有人会这样评价弗雷德。举个例子来说，弗雷德很少会有笑容，而且他只有说粗话的时候才会笑嘻嘻的，大多都是在对我姐姐说。“又吃撑啦？”他会说，“嘿，肥裤子。”可贝蒂从来不说那样的话，她总是笑容可掬的。

弗雷德叫她贝蒂·葛莱宝[9]的时候——他每天至少这么叫一次，贝蒂总是笑盈盈的。我不明白她为什么笑。应该是一句赞美吧，我心想。贝蒂·葛莱宝是著名的影星；弗雷德和贝蒂的厕所墙壁上用图钉钉着她的一张照片。比起我们自己的厕所，姐姐和我都更喜欢弗雷德和贝蒂家的。他们的厕所窗户上装了窗帘，不像我们家，还有一个小木盒和一把配套的木勺，用来舀碱液[10]。我们家只有一个纸箱和一条旧毛巾。

其实贝蒂长得并不像贝蒂·葛莱宝，后者金发碧眼，也不像我们的贝蒂那么丰满。不过，她们两个都很漂亮，我自忖。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那句话其实非常残忍；因为葛莱宝是以她的两条长腿出名的，可是我们的贝蒂，她的腿从腰部开始一路向下，没有曲线，没有停顿，一直插到脚面上。那时候它们看起来好像就是一双很普通的腿。坐在小厨房里的时候，我经常看见贝蒂的腿，因为她穿着露背系带的上衣和短裤，黄围裙围在外面。不知道为什么，贝蒂就是没办法把她的腿晒成小麦色，尽管她花了好长时间坐在藤椅上钩花编织，上半身躲进门廊的阴影里，两条腿却伸出来晒着阳光。

父亲说贝蒂没有幽默感。我完全不明所以。你要是给她讲个笑话，她总会捧腹大笑，即使你把内容搞错了也没关系，她自己也会说笑话。她会在纸上写印刷体的“bed”这个词，把e写得比b和d小一些，也粗一些。“这是什么呢？”她会问。“是bed里面的小黑e。”她第一次告诉我这个笑话的时候，我没有听懂，她只好解释给我听。“就是小黑人。”[11]她说，略微龅出的牙齿闪着诙谐的光。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美国，虽然从河对岸就能看到，一排郁郁葱葱的绿树渐渐向西，消失在苏必利尔湖的湛蓝之中，我唯一见过的黑人都是连环漫画里的角色。有八号球[12]，泰山里的非洲居民，还有洛萨，在《魔术师曼德雷》[13]里披着一张狮子皮的洛萨。我看不出他们和“bed”这个单词有什么关系。

父亲还说贝蒂一点也不性感。母亲倒好像一点不担心。“她是个非常好的人，”她会自信满满地回应，或者就说，“她的皮肤很好。”母亲和贝蒂不久就开始合作一项计划，好让储存食物更加容易一点。虽然战争结束了，但大多数人家的“胜利花园”[14]还在，而七八月份本就应该用来加工水果蔬菜，腌得越多越好。母亲的花园打理得半心半意，就像她做的大多数家务活一样。挨着厕所的一小块地，南瓜藤和一丛盘根错节、茂盛疯长的番茄，还有几行歪歪扭扭、发育不良的胡萝卜和甜菜纠缠在一起。我们听母亲说起过，她的才能全在于人。贝蒂和弗雷德连花园也没有。弗雷德是不会到花园干活的，而如今再想起贝蒂，我觉得一个花园的工程对她来说太浩大了。不过，弗雷德进城去的时候，贝蒂让他买了许多草莓、蜜桃、豆荚、番茄和康科德葡萄[15]回来，装在一只只六夸脱[16]的篮子里；她还说服母亲放下她自己的花园，加入她盛大的果酱制作大会。

煮果酱的时候，母亲那个烧木柴的厨灶热得让人受不了，而贝蒂的电炉又太小了；于是贝蒂就找来了“小伙子们”，她是这么称呼弗雷德和我父亲的，把一直闲置在她家厕所背后生锈的那个灶台架了起来。他们把它搭在我家的后院里，而母亲和贝蒂会坐在我们家厨房的桌子跟前——桌子已经给搬到了外面，削皮，切片，聊天，贝蒂圆圆的脸颊就像做针线活时插针的垫子，因为高温变得更加绯红，母亲头上裹着一条五彩缤纷的旧头巾，看上去像个吉卜赛人。煮果酱的水壶在她们身后汩汩地冒泡，热气腾腾，桌子的一头，不断增加的一排又一排皇冠果酱瓶[17]倒扣在一层又一层的报纸上冷却，有时还会裂开或是破口。姐姐和我远远地待在一边，不想因为太过显眼而被叫去帮忙，却又觊觎那些空了的六夸脱水果篮。我们可以把它们用到秘密基地里，我们觉得；虽然一直不确定能干什么用，但它们能正好装进那些柑橘木箱里。

贝蒂的果酱制作大会期间，我听说了许多关于弗雷德的事：他喜欢吃哪种做法的鸡蛋，他穿多大的袜子（贝蒂很擅长编织），他在办公室工作得如何，餐桌上他不肯吃的东西。弗雷德嘴巴很刁，贝蒂眉飞色舞地说着。除了弗雷德，贝蒂几乎没有其他事情可讲，每当贝蒂在场的时候，就连我那已经无数次听人吐露心声的母亲，也更多地用抽烟取代说话。倾听那些不幸的故事都比忍受贝蒂滔滔不绝、鸡毛蒜皮的快乐要容易一些。我开始觉得，或许我并不想嫁给弗雷德。他在贝蒂的口中徐徐铺展开来，就像一长条湿哒哒的报纸，从头到尾印的除了天气还是天气。姐姐和我对袜子的尺寸都不感兴趣，贝蒂那些杂乱又乏味的细枝末节，让弗雷德的形象在我们眼中一落千丈。出去玩的时候，我们不再经常往弗雷德和贝蒂家跑，而是更多地待在秘密基地里，基地在一块沿河的空地上，一片低矮的橡树林中间。我们在那里玩情节复杂的游戏，主角是魔术师曼德雷和他忠实的助手洛萨，用洋娃娃充当轻易就能被催眠的敌人。姐姐总是演曼德雷。玩腻了，我们就会穿上泳衣到河边去踩水，一边等待经过的渡船，一边把橡子扔到河里，看它们要过多久才会被水流带走。

我们正是在一次这样的涉水之旅中认识了南。她住在十栋房子开外，一幢镶着红边的白色木屋里。和这里的许多木屋不同，南住的那间有一个真正的码头，伸到河面上，用一堆一堆的石头固定在系船的木桩周围。我们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就坐在那个码头上面，嚼着口香糖，翻着一沓“飞翼”牌香烟里的飞机卡片[18]。人人都知道只有男孩子才会收集那些卡片。她的头发和脸都是浅浅的棕色，还有一层顺滑柔和的光泽，像焦糖布丁似的。

“你拿那些东西干什么？”姐姐开口就问。南只是笑笑。

当天下午我们就让南进了秘密基地，先匆匆玩了一轮曼德雷游戏，这次我的角色被降成了无足轻重的纳达公主[19]，随后她们两个坐在我们的柑橘木箱上，在我看来，没精打采，漫无目的地交谈着。

“你们去过那家商店吗？”南问道。我们从来没去过。南又笑了。她十二岁了；姐姐才十一岁零九个月。

“商店里有可爱的男孩子，”南说。她穿一件有荷叶边的宽松衬衫，领口有松紧带，如果她愿意，她可以把领子往下拉到肩膀的地方。她把飞机卡片塞进短裤的口袋，我们去问母亲可不可以走路到商店去。在那之后，姐姐和南差不多每个下午都会去。

那家商店和我们的木屋有一英里半的距离，一条炎热的河畔小径，从别人家的木屋门前经过，身体肥胖的母亲晒着太阳，还有其他似乎不太友好的孩子正在戏水；路过被拖出水面，泊在沙洲上的划艇，沿着水泥筑起的防波堤，穿过一片又一片用来固沙的滩草，要是从滩草堆里跑过去，脚踝会被草叶划破，还有一丛又一丛野生的豌豆，果实又硬又苦。有些地方能闻到一股厕所的气味。就在到达店铺之前，还有一块长着毒藤的空地得要跋涉过去。

那家店没有名字。它就叫“商店”，木屋居民们仅有的商店，因为它是唯一可以步行到达的一家。我可以和姐姐还有南一同前往，准确地说，是母亲执意让我跟着去。尽管我什么都没有对她说，但母亲能察觉出我怏怏不乐。我伤心的倒不是姐姐把我抛弃，而是她不以为意，根本没有意识到冷落了我。南不在的时候，她还是很愿意和我一起玩的。

有时候，姐姐和南串通起来走在我身前二十步开外的场景实在让我伤心不已，我便会原路返回，去弗雷德和贝蒂的家里。在那里，我会面朝椅背倒跨在贝蒂的一张厨房椅子上，双手僵硬地停在半空，举着一束天蓝色的毛线，贝蒂正把它们绕成一个个的线团。或者，在贝蒂的指导下，我用钩针给洋娃娃织些汗津津的、粉色或者黄色的长短不齐的小裙子，它们对姐姐来说突然变得太幼稚了。

情况好一些的时候，我会一直走到商店。它并不漂亮，甚至都不太干净，但我们已经习惯了战时的单调乏味和灰尘污垢，所以根本不在意。店铺是一幢两层的楼房，用没有上过漆的木材建成，那些木材经过日晒雨淋，已经泛出灰色。有些地方用防水的油纸修补过，正面的纱门和窗户上钉着彩色的金属招牌：可口可乐、七喜、沙拉达茶[20]。店里有一种老杂货店甜腻忧伤的味道，混合了许多气味：装冰淇淋用的蛋筒，整包整包的奥利奥饼干，排在柜台上一盒又一盒打开的球形硬糖和甘草扭糖，还有另一种麝香似的味道，辛辣刺鼻，半是干枯腐朽的木香，半是汗水味。瓶装的汽水都藏在金属冷柜里，盖着沉重的盖子，满是冷却过的水和大块的冰，融化成一种被砂砾打磨过的玻璃般圆润顺滑的东西，如同我们有时能在河滩上找到的。

店主和他的妻子住在二楼，不过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商店由他的两个女儿经营，她们轮流坐在柜台后面。两个女孩都是深色皮肤，都穿短裤和波尔卡圆点图案的露背系带上衣，但其中一个很友善，另一个——那个更瘦小的妹妹——却不是。她会接过我们的硬币，当的一声扔进收银机里，一言不发，目光越过我们的头顶，越过店铺正面的窗户，越过窗户上挂着的那张贴满葡萄干似的苍蝇的捕蝇纸，凝视远方，仿佛她和自己的双手正在做着的事情完全没有关系。她并不讨厌我们；她只是没有看我们。她留着长发，前额烫出了一点发卷，唇膏带着一点紫色。

第一次去商店的时候，我们明白了南为什么会收集飞机卡片。那里有两个男孩子，坐在商店门前裂开的灰色台阶上，双手抱膝。姐姐告诉过我，对待男生的正确态度是不理不睬；不然他们就会缠着你。可这些男孩认识南，他们和她说话的时候，没有惯常那种奚落的口吻，而是很尊重她。

“有新的吗？”一个男孩问。

南笑笑，向后拢了拢头发，肩膀在衬衣里微微一晃。然后，她慢慢地把飞机卡片从短裤口袋里摸了出来，开始飞快地翻着。

“你有吗？”另一个男孩对我姐姐说。只有这一次她觉得自己非常丢脸。后来，她说服母亲换了香烟的牌子，收集起她自己的一套卡片。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我看到她在镜子前面练习那个魅惑的摸卡片动作，那些卡片滑出她的口袋，犹如魔术师养的蛇。

去商店的时候，我总得买一条用蜡纸裹好的面包回去给母亲，有时候则是一包“吉菲”牌酥皮[21]，如果店里有的话。我姐姐从来不用做这些事：她已经发觉，做一个不可靠的人能占到便宜。既是作为酬劳，也是——我敢肯定——给愁眉苦脸的我一点补偿，每去一次，母亲就会给我一个分币，存满五个分币之后，我买了自己的第一支棒冰。母亲一直不肯买棒冰给我们，虽然冰淇淋甜筒她倒是准许的。她说棒冰里面有一种东西，对我们的身体不好，坐在商店门前的台阶上把棒冰舔到只剩一根木棒的时候，我一直在找这种东西。我把它想成有点类似一个核的存在，就像玉米粒里面那个白色的、形状像指甲的部分，可我什么也没找到。

姐姐和南与我并肩坐在门口的台阶上。那天商店里没有男孩子，所以她们全无其他事情可做。天气异乎寻常的炎热，一丝风也没有；河面上泛着一道波光，渡船从中穿行而过的时候，也随之摇曳闪烁。我的棒冰几乎还没吃就已经开始融化。我分了一半给姐姐，她接了过去，我期待中的谢意却没能兑现。她正在和南分着吃。

弗雷德转过店铺的拐角，朝着正门走来。这没什么可惊讶的，因为我们之前就已经在商店里见过他几次了。

“嘿，美人，”他对姐姐说。我们把屁股在台阶上移了移，好让他走进店里。

过了很长时间他出来了，拿着一条面包。他问我们要不要搭他的车回去：他说自己刚从城里回来，我们欣然接受。这整件事情都稀松平常，除了在我们开车走远的时候，店主的女儿——瘦削的、涂紫色唇膏的那个——从店门口跨了出来，站在台阶上。她把手臂交叠在胸前，摆出那些在门口无所事事的女人才有的耸肩姿势。她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我以为她是跑出来看正在驶过的那艘加拿大轮船公司的渡船，但后来我发现她是在盯着弗雷德。她看上去仿佛想杀了他似的。

弗雷德似乎没有察觉。回家的路上他一直都在唱歌。“凯蒂，噢美丽的凯蒂，”他唱着，对着姐姐眨眼睛，他有时会用凯蒂来称呼姐姐，因为她的名字叫凯瑟琳[22]。他没有关车窗，遍布车辙的石子路上，沙尘劈头盖脸地朝我们扑来，染白了我们的双眉，弗雷德的头发也变成了灰色。车每颠簸一下，姐姐和南就会兴奋地尖叫，不久我就不再去想那种被人排挤的感觉了，也跟着尖叫起来。

印象中我们似乎已经在木屋里住了很长时间，尽管那只是一个夏天。到了八月，我几乎快要记不起渥太华的那幢公寓，还有那个常常殴打妻子的男人了。那些都发生在一段遥远的生活里；也是一段更加快乐的生活，尽管眼前有阳光、河水和空地。从前，频繁搬家和转学带来的不安全感逼得姐姐不得不珍惜我：我比她小了四岁，但我很忠实，总是在她身边。而现在，这四年的岁月成了一道深谷横亘在我们之间，一处荒芜之地，仿佛一片河滩，我能看见她在我的前面，渐行渐远。我一直渴望能变得像她一样，可我已经再也认不出她的模样了。

八月的第三个星期，树上的叶子开始变红，并非全在一夜之间，而是零星地这里一片，那里一片，像是一种预兆。那意味着不久就要开学了，我们又要搬家了。这一次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要搬到哪里去，南问我们在哪里上学的时候，我们答得含糊其辞。

“我已经去过八个不同的学校了。”姐姐自豪地说。

因为我比姐姐小了很多，我只去过两家学校。南从小到现在一直都上同一间学校，她把衬衫的领口褪过肩膀，一直向下放到手肘的地方，给我们看她的乳房正在发育。乳头周围的一圈变得很软，而且还鼓了起来；除此之外，她的胸口和我姐姐一样平坦。

“那又怎么样。”姐姐说着，卷起了她的毛衣。这是一场我无法参与的比赛。它关乎改变，而改变正日益让我觉得惊慌恐惧。我沿着河滩往回走去贝蒂的家，在那里，新近完成的那件邋里邋遢的钩针编织正等待着我，在那里，一切都一如往昔。

我敲了敲纱门，然后把门打开。我本想按惯例问上一句，“我能进来吗？”，却没有说出口。贝蒂正一个人坐在早餐角的铁质餐桌旁边。她穿着短裤和一件条纹水手服，海军蓝色与白色相间，镶着一枚船锚形状的胸针，围裙上面，黄色的雏鸡正破壳而出。唯独这一次，她手头什么事情也没有做，面前也没有放着咖啡。她脸色苍白，表情困惑，好像刚刚有人无缘无故打了她似的。

她看到了我，但是没有露出笑容，也没有请我进去。“我该怎么做才好？”她说。

我环视整个厨房。每样东西都各归各位：咖啡壶在灶台上熠熠闪光，玻璃小鸟正缓缓低下头去，没有摔碎的盘子，也没有打翻在地上的水。发生什么事了？

“你不舒服吗？”我问。

“我什么也做不了。”贝蒂说。

她看上去十分反常，看得我有些害怕。我跑出厨房，穿过小山丘似的草堆，跑到母亲那里，她总是有对策的。

“贝蒂有点不对劲。”我说。

母亲当时正在碗里搅拌着什么东西。她搓着双手，把粘在手上的面团弄干净，又在围裙上擦了一下。她看上去并没有诧异，也没有问我到底是哪里不对劲。“你待在这里，”她说。她拿起自己的那包香烟出了门。

那天晚上我们只得提前上床，因为母亲有话要对父亲说。我们当然支起耳朵听着；透过十测板做的墙，很容易就能听清楚。

“我就料到会这样，”母亲说，“早就看出来了。”

“是个什么人啊？”父亲问。

“她也不知道，”母亲说，“一个城里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