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来的人（1/2）

很久以前，克里斯汀正走过校区的公园。她依然穿着网球裙；她还没来得及洗澡换衣服，头发用一根有弹性的头带束到脑后。她那张肉鼓鼓、红扑扑的圆脸，少了刘海的修饰，看上去就像一张俄国农妇的脸，可是不用头带的话，头发会挡住眼睛。虽然还是四月，这天下午却热得出奇；室内网球场热气蒸腾，她觉得皮肤像被煮过一样。

阳光和煦，老人们纷纷从各自过冬的地方出来：她最近还读到过一个在下水道里睡了三年的人。他们虚弱无力地瘫坐在长椅上，或是头枕着四四方方的旧报纸躺在草坪上。在她经过的时候，他们那一张张满是皱纹的菌菇似的脸庞慢慢地转向她，追随着她身体的动作，随后，又漠然地移开了。

松鼠也外出觅食；三三两两地朝她飞奔过来，又骤然停住，双眼满怀期待地注视着她，张着嘴巴，下颚像老鼠一样向后缩，露出泛黄的门牙。克里斯汀加快脚步，她没什么东西可给它们吃的。不该去喂那些松鼠的，她心想；喂食搞得它们神经兮兮的，还容易感染皮癣。

走到公园中间，她停下来把开襟毛衣脱掉。弯腰再去捡球拍的时候，她觉得有人搭了一下她刚刚露到外面的手臂。克里斯汀很少会尖叫；她猛地一下直起身，抓着球拍的手柄。不过，碰她的却不是其中一个老人，而是一个深色头发的十二三岁的男孩。

“对不起，”他说，“我找经济学院大楼。是那里吗？”他朝西面指了指。

克里斯汀又仔细看了看他。她搞错了：他年纪并不小，只是个子矮。他就到她肩膀上面一点，不过话说回来，她的个子是比一般人高；“像尊雕塑似的，”她用力站直的时候，母亲这么说。他还是她们家里所谓“从其他文明来的人”：肯定是亚洲人，但大概不是中国人。克里斯汀估计他肯定是个留学生，于是露出她标准的欢迎微笑。高中的时候，她是联合国社团[1]的主席；那一年他们学校被选中在模拟联合国大会上充当埃及代表团。这项任务应者寥寥——谁也不愿意做阿拉伯人——不过她还是圆满完成了任务。她针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发表了一篇相当精彩的演说。

“没错，”她说，“就在那边。平顶的那幢。看见了吗？”

那个男人一直在紧张不安地对着克里斯汀微笑。他戴着透明塑料边框眼镜，他的眼睛透过镜片朝着她鼓出来，仿佛被套在一只金鱼缸里。他没有顺着克里斯汀指的方向走，反而塞给她一小本绿色的便笺和一支圆珠笔。

“你画地图。”他说。

克里斯汀放下网球拍，一丝不苟地画起来。“我们在这里，”她一字一顿地说，“你这样走。这里就是经济学院。”她用一条虚线和一个十字把走法标出来。男人凑近她，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地图渐渐成型；他闻上去像煮熟的花椰菜，还有一种说不出牌子的发油。画完示意图，克里斯汀把纸笔递回给他，微笑着表示告别。

“等等。”男人说。他从本子上撕下那张画着地图的纸，小心地折起来，放进外套口袋里；外套的袖子盖过了他的手腕，袖口露出许多线头。他开始写起了什么；她注意到他的指甲和指尖都被咬得很厉害，几乎变形了，这让她觉得有点恶心。他的几根手指被渗出的圆珠笔油染成了蓝色。

“我的名字是这个。”他说，拿起便笺给她看。

克里斯汀看到一堆古怪的g、y和n聚在一起，都是端端正正的印刷体大写字母。“谢谢，”她说。

“你现在写你的名字。”他说着，递上那支笔。

克里斯汀有些犹豫。倘若这是一个她自己国家的人，她就该觉得他是想约她了。不过，本国的人从来没想过要约她；她块头太大。唯一一个尝试过的人是那个摩洛哥侍应，他们社团聚会之后有时会光顾他工作的那家啤酒屋，而且他也很直接。他就在她去洗手间的路上把她截住，问她，她拒绝了；仅此而已。面前的这个男人却并非酒吧的侍应，而是个学生；她不想伤害他。在他的文化里，管它是哪个文化呢，这样在纸上交换彼此的名字十有八九是一种正式的礼节，就像说谢谢一样。她从他那里接过了笔。

“这是个很美的名字。”他说。他折起那张纸，把它放进外套的口袋里，挨着那张地图。

克里斯汀觉得她已经仁至义尽了。“好了，再见了，”她说，“很高兴认识你。”她弯腰去拿网球拍，可他已经蹲下身去把它拾了起来，正用双手举在自己胸前，俨然一面缴获的旗帜。

“我帮你拿。”

“哦不用了，真的。不用麻烦了，我赶时间。”克里斯汀吐字清晰地说。没有了网球拍，她觉得自己手无寸铁。他开始沿着小径漫步；他现在一点也不紧张了，看上去一派轻松自在。

“你会说法语吗？”[2]他主动聊起了天。

“会，会一点，”克里斯汀回答，“说得不好。”我要怎么把球拍从他手里拿回来才不会失礼呢？她心里想着。

“但你的口音很好听。”他的眼睛透过镜片瞪着她：他是在故意献殷勤吗？克里斯汀明知自己口音蹩脚。

“听着，”她说，第一次显出了不耐烦，“我真的要走了。请把球拍还给我。”

他加快了脚步，却没有归还球拍的意思。“你要到哪里去？”

“回家，”她回答，“我住的地方。”

“我现在和你一起去。”他满怀希望地说。

“不行。”克里斯汀回答：她非得对他强硬一点才行。她扑过去一把抓住球拍；一阵短暂的角力之后，他松了手。

“再见。”她说着，转身不去看他那张困惑的脸，然后不紧不慢地小跑起来，希望这样能让他死心。如同从一只狂吠的恶犬身边走开一样：不可露怯。再说她有什么好怕的呢？论身材她一个抵他两个，而且她还有网球拍在手，他不能把她怎么样的。

虽然没有回头，但她知道他还在后面跟着。电车快来吧，她心想，的确是有一辆电车，不过还在轨道上很远的地方，堵在红灯后面。她刚走到车站不久，他便出现在她身旁，呼吸的声音清晰可辨。她目视前方，一动不动。

“你是我的朋友。”他怯生生地说。

克里斯汀动了恻隐之心：他到底不是想约她，他初来乍到，只是想认识一些本地的人；换了是她，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对。”她说着，给了他一个微笑。

“这样很好，”他说，“我的国家很遥远。”

克里斯汀想不出怎样回答才合适。“听上去很有意思，”她说，“非常有趣。[3]”电车终于来了；她打开钱包，拿出一张车票。

“我和你一起去。”他说。他的一只手抓住了克里斯汀的手臂，手肘的上方。

“你……待在……这。”克里斯汀说，忍着没有抬高嗓门，但却一字一顿，就像是在对一个耳背的人说话。她挣开他的手——他抓得并不紧，也无力对抗她打网球练出来的二头肌——从街沿一跃登上电车的台阶，听着车门在身后吱吱嘎嘎地关上，长出一口气。坐在电车里，开出了一个路口，她才允许自己从一侧的窗户朝外看了一眼。他站在原地；似乎正在那本小便笺上写着些什么。

回到家后，克里斯汀只来得及吃上几口点心，但辩论社的活动她还是差点迟到。那天的辩题是，“战争已经过时。”她那一队是正方，他们赢了。

从最后一门考试的考场里出来，克里斯汀情绪低落。倒不是因为考试，而是因为这是最后一门：这意味着这一学年也结束了。她如同往常一样去咖啡店坐了一会儿，然后早早回家，因为好像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是你吗，亲爱的？”母亲在客厅里喊。她一定是听到了房门关上的声音。克里斯汀走了进去，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弄乱了摆放整齐的靠垫。

“考得怎么样，亲爱的？”母亲问道。

“还好。”克里斯汀语气平淡。确实还好；她及格了。她不是那种拔尖的学生，她自己知道，但她很用心。教授们总在她的学期论文上写些“非常认真努力”，或者“构思全面，不过可能缺了些锐气”之类的评语；他们给她b，偶尔是b+。她正在修读政治经济学，希望毕业之后去政府部门工作；靠着父亲的人脉，还是很有机会的。

“那挺好的。”

克里斯汀忿忿不平地想，母亲也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考试究竟是什么。她正在整理花瓶里的剑兰；戴着橡胶手套保护双手，从事她所谓的“家务活”时，她都会这么做。就克里斯汀所知，她的家务活包括往花瓶里插各种鲜花：黄水仙、郁金香、风信子，连同剑兰、鸢尾和玫瑰，一直到紫菀和菊花。有时候她也做菜，动作优雅，用的是自动加热的暖锅[4]，不过她把烹饪看成是一种兴趣。其他事情都由女佣一手包办。克里斯汀觉得，雇女佣多少有些不太道德。能雇到的那些女佣不是来自国外，就是已经怀孕；经常是一脸好像被人占了什么便宜的表情。但母亲反问不做女佣她们又能怎么办；她们只能去收容所，或者待在自己的国家里，而克里斯汀也不得不承认，她说的多半是事实。况且，和母亲争辩本来就很难。她看上去那么优雅，打理得那么精致，仿佛一声刺耳的呼吸都会刮破了表皮。

“今天有个很有意思的年轻人打来电话，”母亲说。她已经插好了剑兰，正在脱手套。“他要找你，我说你不在家，然后我们好好聊了一会儿。你没和我提过他嘛，亲爱的。”她戴上眼镜，那副眼镜用一根装饰精美的链条挂在她的脖子上，这是一个信号，她此刻的状态是摩登、睿智，而非过时又古怪。

“他留名字了吗？”克里斯汀问。她认识不少男孩子，但他们不常给她打电话；有事都在咖啡店里或是社团聚会之后找她。

“他是从其他国家来的。他说晚点会再打来。”

克里斯汀得要想一会儿。她和几个外国人略有些交情，大多是英国人；他们都是辩论社的成员。

“他在蒙特利尔[5]学哲学，”母亲提示她，“听上去像法国人。”

克里斯汀渐渐想起学校公园里的那个男人。“我觉得他不是法国人，完全不是。”她说。

母亲又摘下了眼镜，正心不在焉地拨弄着一枝弯弯的剑兰。“唔，他听起来像。”她沉吟一阵，花形的权杖握在手里。“我觉得你应该请他来家里喝茶。”

克里斯汀的母亲尽力了。她还有另外两个女儿，全都非常像她。她们长得很漂亮；一个已然婚姻美满，另一个显然也不会有任何困难。对于克里斯汀，她的朋友们都安慰她说，“她不胖，她只是骨架比较大，是父亲那边遗传来的”，还有“克里斯汀身体真好”。另外两个女儿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活动，不过，既然克里斯汀就算把体重减下来，也无论如何不可能变得美貌，因此她能热爱运动、关心政治倒也无妨，她有兴趣爱好是件好事。克里斯汀的母亲只要一有机会就鼓励她发展兴趣。每次她格外努力这么做时克里斯汀都能听出来，因为她的声音里透着责备。

克里斯汀知道母亲指望她能热情高涨，可她做不到。“我不知道，我得再看看。”她答得含糊其辞。

“你看上去是累了，亲爱的，”母亲说，“去喝杯牛奶吧。”

电话铃响的时候，克里斯汀正在浴缸里。她不是容易幻想的人，但在浴缸里的时候，她常常假装自己是一条海豚，这个游戏是从童年时代帮她洗澡的一个女佣那里留下来的。母亲在客厅里声若银铃，彬彬有礼；随后浴室的门就给拍响了。

“是那个可爱的年轻法国学生，克里斯汀。”母亲说。

“告诉他我在洗澡，”克里斯汀故意大声回答，“他不是法国人。”

她能听出母亲的不悦。“这样很失礼，克里斯汀。我想他也听不明白。”

“噢，那好吧。”克里斯汀回答。她把自己从浴缸里拖出来，用一条毛巾裹住敦实的粉红色身躯，啪嗒啪嗒淌着水朝电话机走去。

“喂，”她没好气地说。远远地隔着电话，他并不可怜，只是讨人嫌而已。她无法想象他是怎么找到自己的：他多半是翻遍了电话本，把所有写着她家姓氏的号码都打上一遍，一直打到对的那个为止。

“是我，你的朋友。”

“我知道，”克里斯汀说，“最近好吗？”

“我非常好。”长久的沉默，克里斯汀有股邪恶的冲动，想说声“那么再见吧”，就把电话挂掉；却发觉母亲像个小雕像似的稳稳立在她的卧室门口。然后他说，“我希望你也非常好。”

“嗯，”克里斯汀说。她并不打算加入对话。

“我来喝茶。”他说。

克里斯汀措手不及。“你要来？”

“你的亲切的母亲邀请我。我星期四来，四点钟。”

“噢，”克里斯汀说，毫不客气。

“不见不散。”他接口，他知道自己说对了一个很难的成语，因而语带自豪。

克里斯汀放下电话，穿过走廊。母亲正在书房里，若无其事地坐在书桌跟前。

“你让他星期四来家里喝茶了？”

“不完全是，亲爱的，”母亲说，“不过，我的确提过，他改天可以来喝茶。”

“这下好了，他星期四要来了。四点钟。”

“那不是挺好的嘛？”母亲语调平静。“我觉得我们做出的是一种很友好的表示。我真的觉得你可以试着更配合一点。”她沾沾自喜。

“既然是你请的他，”克里斯汀说，“你最好也给我留下来帮忙一块招待他。我可不想就剩我一个人在那里对他表示友好。”

“克里斯汀，天哪，”母亲大惊失色地说，“你应该穿睡衣的啊，会着凉的。”

生了一个钟头的闷气之后，克里斯汀试着把茶会想成一件介于考试和社团会议之间的事情：不会有多愉快，那是肯定的，但是要处理得越得体越好。而且这也确实是友好的表示。等母亲从甜品店订的蛋糕在星期四早晨送来的时候，她开始有了一点庆祝的兴致；她甚至决定穿一条连衣裙，很漂亮的一条，而不是衬衣和短裙。毕竟，她对他并不反感，除了记忆中他抓她的网球拍，又抓她手臂的样子之外。她忍住一阵短暂的异想天开，想象自己被追得满客厅乱跑，靠扔沙发靠垫和一瓶一瓶的剑兰花来把他挡住；尽管如此，她还是告诉女佣他们要在花园里喝茶。于他，这会是一种款待，而且室外也更宽敞些。

她已经察觉母亲会找理由躲掉这场茶会，会设法刚好在他过来的时候出门：这样她就能把他掂量一番，再留下他们两人单独相处。她以前也对克里斯汀做过这样的事；这次用的借口则是交响乐志愿者委员会[6]。果不其然，母亲精心设计，不记得把手套放到了哪里，又在门铃响起的时候找到了，伴着一句假装出来的欢快低语。介绍他的时候，母亲明显露出的惊讶表情和完美无缺的圆场让克里斯汀后来津津乐道了好几个星期：他可不是她那面纱般精致的乐天派大脑杜撰出来的异国君主。

他倒是盛装出席。发油涂得实在太多，他的脑袋看上去就像是被一顶黑色的漆皮帽子紧紧扣住了一般，外套袖口的线头也剪掉了。他那条橙色的领带尤其扎眼。不过，克里斯汀还是注意到了，在他握住母亲那副忽然之间准备妥当的白手套的时候，他的手指上面擦不掉的圆珠笔渍。他满脸是汗，或许是在期待即将开始的欢乐时光；他有一只小小的照相机，搭在肩膀的后面，还抽着一支气味怪异的香烟。

克里斯汀领着他穿过凉爽宜人的客厅，摆满鲜花，铺着软垫，从落地玻璃门里出来，走进花园里。“你坐这吧，”她说，“我去叫女佣上茶。”

女佣来自西印度群岛：克里斯汀的父母在岛上度圣诞节假期时被她迷住了，把她一起带了回来。之后她就怀孕了，但克里斯汀的母亲并没有辞退她。她说她是有点失望，但又能指望什么呢，而且她也没看出受雇前就怀孕和雇佣后才怀孕的女佣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她为自己的宽宏大量感到自豪；再说，现在女佣也很紧缺。吊诡的是，女佣变得越来越难以相处。要么是她对母亲的宽容并不领情，要么就是她觉得自己犯了错也没有受罚，因而大可以无法无天了。起初，克里斯汀试着对她一视同仁。“不用叫我‘克里斯汀小姐’的，”那时她学着那种温和的、同志般的笑容说。“那你要我怎么叫？”女佣回答，一脸怒容。她们开始在厨房里爆发短暂、粗鲁的争吵，克里斯汀认定这就像是两个用人在吵架一样：母亲对她们两个的看法也差不多，都不那么让人称心如意，但只好这么将就下去。

那只蛋糕给摆到了盘子上，盖着亮晶晶的糖霜，茶壶也准备完毕；长餐桌上的电水壶烧开了。克里斯汀准备去拿，可那个女佣——之前一直坐着，两只手肘撑在厨房的桌子上，面无表情地看着——却猛地冲过来拦住了她。克里斯汀等着她把热水倒进了茶壶里。然后，“我会端出去的，埃尔维拉，”她开口。刚才她打定了主意，她不想让女佣看见她那位客人的橙色领带；她知道，自己在女佣眼中的地位业已大不如前，因为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人想要让她怀孕。

“你觉得我的工钱都是白拿的吗，克里斯汀小姐？”女佣说得盛气凌人。她端起托盘拐向花园；克里斯汀跟着她，觉得自己既臃肿又笨拙。女佣的身材比她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她们情况不同。

“谢谢，埃尔维拉。”托盘放好之后，克里斯汀说。女佣一言不发地走了，回身鄙夷地瞥了一眼那磨破了的外套袖口，那些沾了污渍的手指。这会儿克里斯汀下定决心，要对他十二分的友善。

“你非常富有。”他开口道。

“不是，”克里斯汀反对地摇着头，“我们不是的。”她从没觉得自己家富裕；她父亲的格言之一就是，在政府工作谁也赚不了钱。

“是的，”他又说了一遍，“你非常富有。”他舒舒服服地靠在花园躺椅上，环视四周，仿佛目眩神迷。

克里斯汀把茶推到他的面前。她并不太习惯留意自家的房子或是花园；它们平平无奇，绝不是街上最大的一户；也自有其他人照看打理。可是现在，她望着他注目的地方，好像是从不同的视角观察一切：狭长的园地，花坛里的蓓蕾沐浴着初夏的阳光，石板铺就的阳台和小径，高高的墙壁，还有无声的静谧。

他转回来看着她的脸，微微叹了口气。“我的英语不好，”他说，“但是我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