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2/2）

“贝蒂是个笨蛋，”父亲说，“一直都是。”后来，夫妻分手的事情更加普遍，他常常说起这句话，但不管是谁抛弃了对方，被他叫成笨蛋的总是那个妻子。他对母亲最大的赞美，就是她一点都不笨。

“兴许是吧，”母亲说，“但是不可能指望遇到比贝蒂更好的女孩了。他是她的全部。”

姐姐和我窃窃私语。姐姐的看法是，弗雷德抛弃了贝蒂，和另外一个女人私奔了。这让我难以置信：我从没听说过有这种事情发生。我非常沮丧，辗转难眠，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次父亲在外面过夜——他经常彻夜不归，我都会坐立不安。如果他永远不回来了怎么办？

从那以后我和姐姐就没有再见过贝蒂。我们知道她就在木屋里，因为每天母亲都会拿一点她那硬邦邦结了块的烘焙成品过去，好像是去吊唁一样[23]。但我们被严格吩咐不准靠近，也不许到窗口张望，母亲一定知道我们早就想这么做了。“她受了打击，崩溃了，”母亲说，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贝蒂四分五裂躺在地上的景象，俨然修车厂里被拆散的汽车。

就算是全家乘上父亲那辆二手斯图贝克[24]的那天，我们也还是没有见到贝蒂，车后座的行李满满当当一直塞到窗户顶上，只留了一个狭小的长方形空间，好让我蹲在里面，然后，我们驶上公路的干道，开始南下六百英里去往多伦多的旅程。父亲又换工作了；现在他经营建筑材料，他肯定，既然全国经济都在蓬勃发展，这次他总算是换对了。整个九月，外加十月的一段时间，我们都在一家汽车旅馆里度过，而父亲正在找房子。我过了八岁生日，姐姐也满了十二岁。接着又是一次转学，我几乎要把贝蒂忘记了。

可是，在我自己也长到十二岁之后的一个月，有天晚上贝蒂突然要来家里吃晚饭。我们家招待客人的次数比从前多了许多，有时遇上特别重要的家宴，我和姐姐还要提前把饭吃完。姐姐倒不在乎，因为那时她已经交了男朋友。我还在上公立学校，只能穿丝光棉线织的长袜，背后有条接缝的尼龙袜只有姐姐才可以穿。而且我还戴着牙套。姐姐像我一样大的时候也戴过，可她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让它们显得既潇洒又大胆，以至于我一直向往一口像她一样银光闪闪的牙齿。但她已经不戴牙套了，我自己那张箍着的嘴巴看上去却非常拙劣，说话也含糊不清。

“你记得贝蒂吧，”母亲说。

“是伊丽莎白，”贝蒂说[25]。

“哦，对对，当然，”母亲回答。

贝蒂变化很大。从前她略显丰腴；现在更是珠圆玉润。她的脸颊浑圆饱满，就像两只番茄一样，我本来以为她用了太多腮红，后来才发现染出那两片红晕的是肌肤下面密密麻麻的纤细血管。她穿着一条黑色百褶长裙，白色的短袖安哥拉羊毛衫上镶着一串黑色的珠片，脚上是一双黑色天鹅绒面的鱼嘴高跟鞋。她身上有一股浓郁的铃兰花香。她找了一份工作，母亲后来告诉父亲，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她是一名行政秘书，现在称呼自己小姐而不是夫人。

“她过得很好，”母亲说，“如果想想发生的那些变故的话。她又振作起来了。”

“你今后可千万别一直请她来家里吃饭，”父亲说，他还是觉得贝蒂有点讨厌，尽管她已经有了全新的造型。她比从前更加爱笑，还经常跷起二郎腿。

“我觉得她只有我这一个真正的朋友，”母亲说。她并没有说贝蒂是她唯一的真心朋友，虽然每次父亲说起“你的朋友”，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谁。母亲有许多朋友，她那种善于倾听的天赋现在是父亲事业发展上的一大优势。

“她说她再也不会结婚了，”母亲说。

“她是个笨蛋，”父亲说。

“要说我遇到过什么专为婚姻而生的人，那就非她莫属，”母亲说。这句话让我对自己的未来更加忐忑不安。假如贝蒂所有的技能对弗雷德都还嫌不够，那我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没有姐姐那种天生的魅力，但我一度认为有些窍门是我可以学到的，任劳任怨，勤奋刻苦。我们在学校里上家政课，老师总是说，想抓住男人的心，就要先抓住他的胃。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母亲的厨艺依旧马马虎虎，每次举行那些最最丰盛的家宴，她都请女工来家里帮忙——但还是奋力做着牛奶冻和糖醋甜菜，仿佛对此深信不疑。

母亲开始安排贝蒂和一些未婚男士到家里用餐。贝蒂谈笑风生，有几个男人似乎也对她颇有好感，却都没有下文。

“想想她曾经受过的伤害，我不觉得奇怪，”母亲说。我现在已经长大，许多事情可以讲给我听了，再说，姐姐从来都不在家。“我听说他是和他公司里的一个秘书私奔了。他们还结了婚，就在分手之后。”还有一件关于贝蒂的事，她告诉我，尽管我一定不能提起，因为那会让贝蒂非常伤心。弗雷德的哥哥，他是个牙医，因为和助手有染而谋杀了自己的妻子——母亲把“有染”念得绘声绘色，好像那是某种甜点的名字。他把妻子关进车里，然后从汽车的尾气管口接进一条管子，还企图伪装成自杀。不过被警察识破了，他现在正在监狱服刑。

这让贝蒂在我眼中变得更加耐人寻味起来。照这么说，这种婚外情的倾向是弗雷德与生俱来的。实际上，贝蒂她自己也完全有可能被杀害。我开始把贝蒂的笑容看成是一个受尽折磨的殉道女人所戴上的伪装。她不只是一个被抛弃的妻子。就算是我都知道，这种处境并不悲惨，而是既可笑又难堪。而她远非如此：她是一个死里逃生的女人。贝蒂她自己也是这么想的，这一点我很快就确信无疑。她对母亲的那些单身男士彬彬有礼、保持距离的方式，有些孤芳自赏，甚至是自愿绝俗一般，隐约带有一种修女的味道。献祭的鲜血组成一个骇人的光环笼罩在她的周身。贝蒂曾经历过苦难，她通过了考验，幸存了下来，现在，她要将自己奉献给，这么说吧，其他事情。

但我对贝蒂的这种看法不久便难以为继。母亲的单身男人很快就请完了，而贝蒂来吃饭的时候都是独自一人。她喋喋不休地说着办公室里其他女同事的种种琐碎细节，就像从前说弗雷德一样。我们没过多久就知道她们都喝怎样的咖啡，哪些人和母亲住在一起，都去哪里做头发，她们住的公寓看上去什么样。贝蒂自己在阿沃扭路[26]上有一间心爱的房子，她亲手从里到外重新装修了一遍，甚至还做了椅套。贝蒂一门心思扑在她的上司身上，如同曾经对待弗雷德一样。她全权负责他的圣诞采购，每年我们都能听到他给雇员买了什么，给妻子和孩子们送了什么，每件礼物的价格各是多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贝蒂看上去相当的快乐。

在圣诞节前后，我们经常和贝蒂见面；母亲说她觉得她很可怜，因为她没有家庭。看一眼贝蒂惯常送来的圣诞礼物就知道，她把我们想得比实际年龄要小。她喜欢送我们跳棋，还有小了一号的安哥拉羊毛手套。我对她丧失了兴趣。对我来说，连她那种没完没了的快乐都更像是一种不正常，一种缺陷，几乎像是痴呆一般。我现在十五岁了，正在青春期的忧郁中挣扎。姐姐已经去了皇后大学[27]；有时候她会把不要的衣服给我。姐姐并不算漂亮——她的眼睛和嘴巴都太大了——但是大家都说她活泼可人。他们说我善良和气。我的牙套摘掉了，不过似乎也没什么两样。贝蒂有什么权利欢天喜地？她来吃饭的时候，我打了声招呼就提前离席，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一天下午，上十一年级的那个春天，我从学校回到家，发现母亲正坐在餐厅的桌子旁边。她正在哭，这实在太过罕见，我的第一反应是担心父亲出了事。我想的不是他抛弃了母亲——对于这件事情的焦虑已经过去了。而是也许他在车祸中遇难了。

“妈妈，你怎么啦？”我问。

“倒杯水给我，”母亲说。她喝了几口，把头发往后拢了拢。“我现在没事了，”她说，“我刚刚接到一个贝蒂的电话。弄得很不愉快；她对我说了些难听的话。”

“为什么？”我问，“你做什么了？”

“她指责我……做了不堪入耳的事情。”母亲擦了一下她的眼睛。“她在电话里破口大骂。我这辈子以前从没听过贝蒂大喊大叫。我和她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她说她永远不会再和我说话了。她从哪来的这种想法？”

“什么想法？”我问。我和母亲一样疑惑不解。母亲确实厨艺欠佳，但她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无法想象她会做出任何让人对她恶语相加的事情。

母亲稍稍平静了一下。“关于弗雷德的事，”她说，“她一定是疯了。我有好几个月没见她了，然后突然间就变成了这样。”

“她一定是哪里不对劲，”父亲在那天晚餐的时候说。他果然没有说错。贝蒂有个脑部肿瘤没有查出来，等到她古怪的举止在办公室里引起注意才给发现了。她两个月后在医院里去世了，但是母亲直到后来才听说这个消息。她懊悔不已；她觉得自己本该去医院探望她的朋友，尽管有过那个妄加谩骂的电话。

“我早该想到是这样的原因，”她说，“性情大变，那是症状之一呀。”聆听别人倾诉的过程中，母亲了解到许多有关不治之症的资料。

但对我而言，这样的解释仍然不够。之后的几年，贝蒂追随着我，等着我找到一个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更加圆满的结局。最初听到她去世的消息，我立时万念俱灰。这就是了，这么说来，这就是对忠诚和善良的惩罚，这就是像我这种女孩子（当时我自认如此）的遭遇。每当我打开高中的毕业纪念册，我自己的脸，梳着童花头，带着迟疑、妥协的微笑，回应着我凝视的目光，叠映在瞳孔之中的正是贝蒂的眼神。她在我年幼时曾亲切友好地待我，而少年无知，对那些满心善意却魅力不足的人总是冷漠，我一直偏心地喜欢着弗雷德。在我未来的人生里，我预见到自己将被一连串的弗雷德所抛弃，他们集体跑下河滩，追逐着一大群活泼可人的女孩，个个都像极了姐姐。至于贝蒂最后那充满仇恨和愤怒的呐喊，那是对于命运不公的高声抗议。我知道，那股怒火是属于我自己的，是那种恐怖而畸形的友善背后的阴暗面，它在贝蒂身上划下清晰的印迹，仿佛一场大病留下的后遗症。

不过，人是会变的，尤其是在他们去世之后。等我过了大悲大喜的年纪，我开始意识到，如果我不想成为贝蒂，那我就必须成为一个其他人。而且，我和贝蒂已经很不一样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赦免了我，她做出的选择已然如此彻底，我因而不必去面对那些强加而来的选项。大家不再用友善来评价我，他们开始说我聪明，过了一段时间，我便喜欢上了这种称呼。而贝蒂，在十五年前那道转瞬即逝的阳光里烤着燕麦曲奇的贝蒂，又渐渐变得真实起来。她是一个平凡的女性，不幸罹患绝症而过早去世。真的是这样吗，真的只有这样而已吗？

时不时地，我会想要再见到贝蒂，就算只是谈上一个小时也好。我希望她能原谅我没有收下她的安哥拉羊毛手套，原谅我内心对她偷偷的背叛，原谅我的年少轻狂。我想把我讲的这个关于她的故事拿给她看，问问她，故事里说的对不对。但是那些渴望问她的问题，我却想不出应该怎样表达，才能让她愿意去理解。她只会露出那个包容又迷茫的笑脸，然后拿点什么东西给我，一块巧克力布朗尼，或是一个绒线团。

而另一方面，弗雷德已经不再让我好奇。这个世上众多的弗雷德们做出的行为和选择已把他们的本性暴露无遗。贝蒂们才是神秘难解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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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圣玛丽河（st. marys river），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界河，自西向东连接苏必利尔湖（lake superior）与休伦湖（lake huron）。由于两湖地势落差较大，河水汹涌，形成瀑布急流，美加两国均曾修筑运河与水闸，以利通航。

[2] 苏圣玛丽市（sault ste. marie），昵称“苏市”（the soo），位于圣玛丽河畔，加拿大安大略省阿尔格玛区。与之隔河相对的美国城市也叫苏圣玛丽。

[3] 湖船（lake freighters），专供在北美“五大湖”水域（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伊利湖，休伦湖，密歇根湖及苏必利尔湖）航行，运输大宗货物直下大西洋的驳船。

[4] 加拿大首都。

[5] “十测板”（ten-test），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加拿大生产的建筑用隔热木板，主要以木料纤维压制而成，价格较低廉。因其隔热，还可以节省当时较昂贵的暖气开支。下文中的胶合木板（plywood）以整片薄木片黏合而成，更坚固，价格更高。

[6] 加拿大的大多数报纸，周六或周日版中会包含一个彩色印刷的连环漫画单元。

[7] 这首歌是1945年发行的美国乡村流行乐作品<i>sioux city sue</i>，曾占据公告牌（billboard）榜首四周之久。歌中的“苏城”（sioux city）位于美国艾奥瓦州。

[8] <i>beautiful brown eyes</i>，美国乡村民乐早期作品，最初录制于1937年。

[9] 贝蒂·葛莱宝（betty grable），1940年代美国歌舞片明星，以“好莱坞最美的双腿”而闻名。她身穿比基尼回眸一笑的照片，二战期间被印成海报，贴在鱼雷艇和轰炸机上，作为缓解思乡之苦、鼓舞士气的法宝，她也随之成为士兵的梦中情人。

[10] 碱液（lye），肥皂作为日用商品普及前的清洁用品，以水、草木灰加上动物或植物油脂制成。

[11] 这是当时的一个字谜。单词bed意为床。谜面可解为“单词bed中间的一个小黑e”，英语读作“a little dark e in bed”。谐音“a little darkie in bed”，即“床上的一个小黑人”。“darkie”现在认为是对非洲裔的歧视性称呼，单词本身可追溯到奴隶贸易时期。

[12] 八号球（l’il 8-ball）是美国动画大师华特·兰兹（walter lantz）1939年创作的角色。得名于台球运动中的九球，其八号球为黑色。

[13] 《魔术师曼德雷》（o）的子公司brown & williamson于20世纪30—60年代生产，1940—1942三年间，先后推出过三批以当时的著名战斗机为主题的卡片。

[19] 纳达公主（narda），《魔术师曼德雷》中的一个配角，参见本书35页注3。

[20] 沙拉达茶（salada tea），1892年诞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以保鲜铝箔包装茶叶，至今仍在销售。

[21] “吉菲”（jiffy）品牌1930年创立于美国密歇根州，生产用于烘焙的各种混合面粉配料

[22] 凯蒂（katy）是凯瑟琳（catherine）的昵称。

[23] 在欧美，亲朋邻居家中有人去世时，一般习惯带些食物或鲜花前往家中吊唁。

[24] 美国斯图贝克公司（studebaker，1852—1966）生产的汽车。

[25] 贝蒂（betty）是伊丽莎白（elizabeth）的昵称。

[26] 阿沃扭路（avenue road），多伦多市中心一条南北向道路，这里采用多伦多市政府网站的译法。

[27] 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位于安大略省的金斯顿（kingston），在多伦多市以东，大约两个半小时车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