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六章（1/2）

“哪儿也喝不到比这里更好喝的咖啡。”弗朗索瓦丝一面把杯子放在碟子里一面说。

米凯尔夫人笑了。

“当然，在你去的那些定价餐馆里给你喝的不是这种咖啡。”

她正在翻阅一份时装杂志，弗朗索瓦丝走过来坐在她的椅子扶手上。米凯尔先生在壁炉的一角看《时代报》，炉中的木炭正熊熊燃烧。二十年内，事物一成不变，不免令人心情沉重。每当弗朗索瓦丝回到这幢住宅里，她感到流逝的那些年华并未把她带到任何地方，时光就是展开在她周围的一潭黯淡无光的死水。生活就是人变老，仅此而已。

“达拉第，他确实讲得很好，”米凯尔先生说，“很坚定，很威严，他将寸步不让。”

“有人说，博内本人会随时做出让步，”弗朗索瓦丝说，“甚至有人断言，他可能背地里已经就吉布提问题开始谈判了。”

“要注意，就意大利提出的要求本身没什么太过分的东西，”米凯尔先生说，“不能接受的是说话的口气，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样的强硬催促下同意妥协。”

“你毕竟不会就一个声誉问题进行战争吧？”弗朗索瓦丝说。

“我们也不能甘心躲在马其诺防线后面当一个二流国家。”

“不能。”弗朗索瓦丝说，“这很困难。”

她向来避免接触原则问题，所以很轻易就能和父母达成谅解。

“你觉得这适合我吗？这种裙子？”她母亲问道。

“肯定适合，妈妈，你那么苗条。”

她看了看挂钟：现在两点。皮埃尔已经坐在桌旁，前面放着一杯劣质咖啡。格扎维埃尔头两次上课来得太晚，因此他们今天决定提前一小时到多莫咖啡馆会面，以保证按时开始工作。也许她已经到了那里，对她是难以预料的。

“为《尤利乌斯·恺撒》的第一百场演出，我需要一套晚礼服，”弗朗索瓦丝说，“我拿不准该选一种什么式样。”

“我们有时间考虑。”米凯尔夫人说。

米凯尔先生放下报纸。

“你指望有一百场演出？”

“至少一百场，现在每天晚上都客满。”

她振作了一下精神走向镜子；这种气氛令人消沉。

“我该走了，”她说，“我有约会。”

“我不喜欢不戴帽子外出的习惯。”米凯尔夫人说，并摸了摸弗朗索瓦丝的大衣。“为什么你没听我的话买皮大衣？你背上没什么保暖的东西。”

“你不喜欢这种中大衣？我觉得它好看极了。”弗朗索瓦丝说。

“这是件春秋大衣，”她母亲说着耸了耸肩，“真不知道你的钱都干什么用了！”

“你什么时候再回家？”米凯尔先生问道，“星期三晚上，莫里斯夫妇要来。”

“那我星期四晚上来，”弗朗索瓦丝说，“我喜欢单独和你们在一起。”

她缓步下了楼梯，走上梅迪奇街。空气湿润而凝滞，但她觉得室外比温暖的书房还舒服。时光又开始缓缓地流逝：她就要与热尔贝会面，至少这能使这段时间具有某种微小的意义。

“现在，格扎维埃尔肯定已经到了。”弗朗索瓦丝想，心中略有刺痛感。“格扎维埃尔穿上了那条蓝裙子或者那件带白条纹的红外套，精心梳理的发卷垂在脸旁，她微笑着。这种从未出现过的微笑意味着什么？皮埃尔怎样凝视她？”弗朗索瓦丝停在人行道边：她痛苦地感到自己好像被流放了。往常，巴黎的中心就是她的所在之处。今天一切都变了，巴黎的中心是皮埃尔和格扎维埃尔就座的咖啡馆，而弗朗索瓦丝则流浪在市郊的某个地方。

弗朗索瓦丝在双偶咖啡馆露天座的火盆边就座。今天晚上皮埃尔将把一切都叙述给她听，但是一些日子以来她不再完全相信他的话。

“一杯清咖啡。”她对侍者说。

一丝惆怅掠过心头：这不是确切意义的痛苦，必须追溯到以往遥远的年代才能找到类似的不适感。她陷入了回忆。房屋内空无一人，为挡阳光，人们关上了百叶窗，屋内很昏暗。在二层楼梯口有一个小女孩正屏住呼吸贴在墙边。当大家都在花园里时，她却独自待在那里，她感到新奇。这既有趣，又令人害怕：家具和往日一模一样，但同时又都变了样，变得那样厚实、浓重、神秘，在书桌和蜗形脚大理石桌子底下滞留着一团厚重的阴影。她不想逃跑，却心惊肉跳。

那件陈旧的上衣挂在一个椅子背上：想必安娜用汽油洗过它，或者她刚把它从放有樟脑丸的地方拿出来，晾在那里吹吹风。看样子它又旧又破。虽然破旧，但是它却不能像弗朗索瓦丝那样在自己弄痛时呻吟，也不能自言自语地说：“我是一件破旧的上衣。”这很奇怪，弗朗索瓦丝企图设想，如果她不能对自己说：“我是弗朗索瓦丝，我六岁，我在祖母家，”如果她全然不可能自言自语，她会成为什么样。她紧闭双眼，好像她不存在似的，然而其他人会过来，看见我，谈论我。她睁开双眼，看到了上衣，它存在着，但它自己意识不到，这里面有某种令人气恼和有些令人恐惧的东西。如果它自己不知道，存在对它又有何用？她考虑了一下，也许有一种办法。既然我能说“我”，我为什么不能代替它说呢？她注视着上衣，眼里只看见上衣，然后迅速说出：“我很破，我很旧，”然而白费力气，什么新情况也没有发生，这是令人失望的。上衣仍然在那里，无动于衷，与人无关，而她仍然是弗朗索瓦丝。再说，如果她成了上衣，那么她弗朗索瓦丝就无知无觉了。她的脑袋开始反反复复思考这一切，然后下楼跑向花园。

弗朗索瓦丝一口气喝完了那杯咖啡，咖啡几乎是凉的。这毫无关系，为什么又回想起这一切？她看了看昏暗的天空。目前的情况是，现存的世界超出能及的范围，她不仅被驱逐出巴黎，而且被驱逐出整个宇宙。坐在露天座上的人，街上过往的行人都飘浮于地面，是一些影子，房屋仅仅是一片背景，无立体感，无深度。热尔贝微笑着走来，他也只是一个轻飘飘的富于魅力的影子。

“您好啊。”他说。

他身着那件肥大的浅灰褐色大衣，内穿棕黄色小格衬衫，黄色的领结更加衬托出没有光泽的脸色。他着装总是非常优雅。弗朗索瓦丝很高兴见到他，但她立即明白，她不可能指望他的帮助来恢复她在世界上的原有位置；他倒是一位称心的流放伙伴。

“这么坏的天气，我们还去跳蚤市场吗？”弗朗索瓦丝问道。

“只是毛毛雨，”热尔贝说，“没有正经下雨。”

他们穿过广场，下了地铁台阶。

“这一整天我和他谈些什么呢？”弗朗索瓦丝想。

相当长时间以来，她第一次与他单独外出，她想好好待他，以便抹去皮埃尔的解释可能在他身上留下的最后阴影。但是讲什么？她在工作，皮埃尔也在工作，按格扎维埃尔的话说，是一种公务员的生活。

“我还以为我永远脱不开身了。”热尔贝说，“吃午饭的时候有很多人：米歇尔、莱尔米埃尔和阿代尔松夫妇，吃的是你所能看到的各种加奶酪丝的烤点心。大家聊了起来，真是海阔天空，夸夸其谈，实在让人腻烦。佩克拉尔为多米尼克·奥罗尔作了一首新的反战歌曲，凭良心说，歌作得不错。只是他们的歌不管什么大用。”

“歌曲、演讲，”弗朗索瓦丝说，“人们从来也没有这样煞费口舌。”

“嘿！现在的报纸真是没治了。”热尔贝笑容满面地说，他愤怒时总是采取笑的形式。

“为了使法国人镇定下来，他们给我们上的是什么菜！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怕意大利比怕德国稍微少一点儿。”

“实际上人们不会为吉布提而战。”弗朗索瓦丝说。

“但愿如此，”热尔贝说，“可一想到在两年或者六个月以后肯定躲不过战争，就让人泄劲儿。”

“至少可以说现在还打不起来。”弗朗索瓦丝说。

和皮埃尔在一起她总是无忧无虑，因为一切都显得十分明朗。而热尔贝使她局促不安：在这个年月，他作为年轻人心情不舒畅。她忧心忡忡地注视着他。他内心深处在想什么？关于他自己？关于他的生活？关于世界？他从不推心置腹。待一会儿，她要严肃地和他谈谈，眼下地铁的噪音太大，难以交谈。她看了一下隧道里墙上的一张黄色布告。今天，什么都勾不起她的好奇心。这是空白的一天，无所作为的一天。

“您知道吗？我有个小小的愿望：在电影《洪水》里扮演一个角色，”热尔贝说，“只要上几个镜头，就可以赚不少钱。”他皱了皱眉头，“我一有钱，就买一辆车，旧的，价钱不贵。”

“这挺不错，”弗朗索瓦丝说，“您肯定会把我撞死，但我还是跟您去。”

他们出了地铁。

“或者，”热尔贝说，“我和莫利埃筹备搞一个木偶剧院。靠贝格拉米安为我们提供木偶造型，可他是个见异思迁的人。”

“木偶很有趣。”弗朗索瓦丝说。

“只是为了搞一个大厅和那些木偶设备得要很多很多钱。”热尔贝说。

“也许有一天会实现。”弗朗索瓦丝说。

今天，热尔贝的计划没有引起她的兴趣，她甚至在想为什么平时她从他的存在中可找到一种审慎的魅力。他在那里，刚从佩克拉尔家里吃了一顿烦人的午饭出来，今晚他将第二十次扮演青年卡同的角色，这里不存在什么特别令人激动的事情。弗朗索瓦丝环视四周。她本想找到一些能推心置腹地交谈的话题，但这条笔直的长街没有提供给她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沿着人行道排列的售货小车里，人们只卖一些普普通通的商品：棉织品、袜子、肥皂。

“我们不如走这些小街。”她说。

这儿的旧鞋、唱片、破丝绸、搪瓷脸盆、缺口瓷器都直接放在泥地上。穿着花里胡哨破旧衣服的棕发妇女们靠栅栏坐在报纸上或旧地毯上。所有这些东西也都不能打动人心。

“您瞧，”热尔贝说，“我们肯定可以在这里找到道具。”

弗朗索瓦丝索然寡味地扫了一眼摆在她脚边的旧货。显然，所有这些脏兮兮的物品都有一段奇特的故事，但是人们所看到的仅仅是一些手镯、损坏的布娃娃以及上面没有记载任何传奇故事的褪色布料。热尔贝用手抚摸一个玻璃球，球中飘浮着五颜六色的纸屑。

“好像是一个可看出未来的球。”他说。

“这是一个镇纸。”弗朗索瓦丝说。

女商人用眼角窥视他们，这是个一头鬈发、涂脂抹粉的胖女人，上身裹着羊毛披肩，两腿盖着旧报纸，从她身上看不出往事和未来，只不过是一堆冻麻木的肉。而围栏、铁皮小屋、堆满废铜烂铁的脏乱场所不像往日那样构成一个虽然污浊但具有吸引力的天地。在那里，一切东西堆挤在一起，死气沉沉，丑陋无比。

“巡回演出是怎么回事？”热尔贝问道，“伯恩海姆一说起来好像明年就要进行。”

“伯恩海姆当然老把这件事放心上！”弗朗索瓦丝说，“他只关心钱的问题；但是皮埃尔根本不愿意，明年有别的事情要做。”

她跨过一个泥坑，就像儿时住在祖母家一样，当她把夜晚温馨的气息和丛林芬芳的香味关在门外时，她长时间感到自己永远与某个世界隔绝了。在别处，正发生着一件事，她却不在现场，而唯有这件事是至关重要的。这次她不能对自己说：“我不知道它是否存在，它不存在。”她是知道的。皮埃尔不放过格扎维埃尔的每次微笑，而格扎维埃尔入迷而专心地听着皮埃尔对她说的每句话，他们俩的眼睛都映出皮埃尔的化装室，以及挂在墙上的莎士比亚肖像。他们是否正在工作，或者正在休息，并谈论着格扎维埃尔的父亲、装满各种鸟的大鸟笼以及马棚的味道？

“昨天朗诵课的时候，格扎维埃尔做了点什么吗？”弗朗索瓦丝问道。

热尔贝笑了起来。

“朗贝尔要求她重复下面的绕口令：‘当你去掉又胖又肥又大的麦粒种时，对我说说又胖又肥又大的麦粒种！’她一下子满脸通红，一个音都不发，看着自己的脚。”

“您认为她有天才吗？”弗朗索瓦丝问道。

“她身材很匀称。”热尔贝说。

他抓住了弗朗索瓦丝的臂肘。

“您过来看。”他突如其来地说，并从人群中挤过去。一群人围着一把在泥地上撑开着的伞，一个男人正在黑伞上摆牌。

“二百法郎，”一位灰白头发的老妇人喊道，她那发狂的目光看着周围，“二百法郎啊！”她的嘴唇颤抖着，有一个人粗暴地推搡她。

“这是些小偷。”弗朗索瓦丝说。

“这谁都知道。”热尔贝说。

弗朗索瓦丝好奇地看了看玩牌的骗子，那双骗人的手正迅速地把三张脏兮兮的牌放在伞布上。

“二百压在这张牌上。”一个男人说着把两张钞票放在其中一张牌上，他狡猾地递了个眼色：牌的一角有些翘起，可以看到是红心k。

“中了。”骗子一边说一边把k翻过来。牌又飞快地重新到了他手中。

“它在这里，请注意这张牌，好好盯着，它在这里，这里，这里，红心k二百法郎。”

“它在那儿，谁和我一起每人放一百法郎？”一个男人问道。

“一百法郎，这是一百法郎。”有一个人喊道。

“中了。”骗子手边说边把四张揉皱的钞票扔在自己面前。他故意让他们赢，自然是为了激励围观者。也许该下赌注，这不难，弗朗索瓦丝每次都猜得出k。盯着纸牌飞快地往返移动令人头晕目眩：它们滑下来、跳起来、右边、左边、中间，又是左边。

“这很愚蠢，”弗朗索瓦丝说，“每次我都看到它。”

“它在那儿。”一个男人说。

“四百法郎。”骗子说。

那个男人回头看了一下弗朗索瓦丝。

“我只有二百法郎，它在那儿，请和我一起放二百法郎。”他急促地说。

左边、中间、左边，确实在那儿，弗朗索瓦丝在牌上放了二百法郎。

“梅花七。”骗子说着把钱收走了。

“太愚蠢了！”弗朗索瓦丝说。

她和刚才那位老妇人一样呆若木鸡。一个小动作竟如此敏捷！钱不可能真的就输掉了，肯定还可以翻回来。“下一次，好好注意……”

“过来，”热尔贝说，“那些都是同伙。过来，您会输掉最后一个苏。”

弗朗索瓦丝跟着他。

“其实我知道得很清楚，我们永远赢不了。”她怒气冲冲地说。

今天正是做这种蠢事的日子，一切都荒诞无稽：地方、人以及人们所说的话。多么冷啊！米凯尔夫人是对的，这件大衣太单薄了。

“去喝一杯怎么样？”她建议。

“好吧，”热尔贝说，“我们去那个有乐队伴奏的大咖啡馆吧。”

夜幕降下了。课已结束，但是他们肯定还未分手，他们在哪里？也许他们又回到北极酒吧去了。当格扎维埃尔喜欢上一个地方，她立即就把它变成一个窝。弗朗索瓦丝想起了饰有大铜钉的软皮椅、玻璃橱窗和红白格灯罩，但这是徒劳无益的：他们的表情、嗓音和蜂蜜酒都具有了神秘的含义，如果弗朗索瓦丝推开门进去，神秘即刻烟消云散。两个人可能都亲热地微笑，皮埃尔可能简述他们的谈话，她可能用麦管吸饮料，但是他们俩单独相会的秘密永远不可能暴露，即使通过他们自己也不可能。

“就是这个咖啡馆。”热尔贝说。

这是一个用若干大火盆取暖的棚子，里面坐满了人。乐队正声音响亮地为一位穿士兵制服的歌手伴奏。

“我要喝一杯烧酒，”弗朗索瓦丝说，“可以使我暖和些。”

黏糊糊的毛毛雨一直渗透到她的心，她冻得直发抖。也不知如何摆脱身上的寒冷和脑中的思绪。她看了看柜台边穿着木底皮面套鞋和全身裹着大披巾的妇女，她们正喝着搀烧酒的咖啡。“为什么披巾总是紫色的？”她心里想。士兵脸上涂着刺目的红色，他调皮地拍着手，尽管还没有唱到猥亵的段落。

“请你们先付账。”侍者说。弗朗索瓦丝抿了一口酒，嘴里充满了强烈的酒精味和霉味。热尔贝猛然爆发一阵大笑。

“什么事？”弗朗索瓦丝问道，这时的他好像只有十二岁。

“这下流的歌词让我好笑。”他窘迫地说。

“哪个词让您一听到就笑了？”弗朗索瓦丝说。

“喷射。”热尔贝说。

“啊！但我应该看看这个词怎么写的！”热尔贝说。

乐队开始奏一首快速狐步舞曲。在台上，手风琴手旁边放着一个头戴宽边毡帽的、几乎像活人一样的大布娃娃。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

“他仍然会以为我们厌烦他。”弗朗索瓦丝遗憾地想，“皮埃尔没有做出很大努力以便重新获得热尔贝的信任，在最诚挚的友谊中，他自己所付出的却那么少！”弗朗索瓦丝试图使自己从麻木状态中摆脱出来。她必须向热尔贝解释为什么格扎维埃尔在他们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皮埃尔认为格扎维埃尔能成为一个演员。”弗朗索瓦丝说。

“是的，我知道，看上去他很赏识她。”热尔贝有些勉强地说。

“这个人很怪，”弗朗索瓦丝说，“和她相处不容易。”

“她挺冷冰冰的，”热尔贝说，“我不知道怎么和她说话。”

“她拒绝一切客套，”弗朗索瓦丝说，“这很不简单，但相当不舒服。”

“在学校里，她从来不和任何人说话，她待在一个角落里，头发把脸全盖住了。”

“最激怒她的事情是，”弗朗索瓦丝说，“皮埃尔和我，我俩互相间总是非常亲密。”

热尔贝表现出很惊讶。

“然而她肯定知道你们之间是怎么回事吧。”

“她知道，但是她希望人们在自己的感情上是不受约束的，忠贞不渝在她看来只有借助妥协和谎言才可得到。”

“这很古怪！她大概看出您不需要这些。”热尔贝说。

“显然如此。”弗朗索瓦丝说。

她有些不快地看了看热尔贝；爱情毕竟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它比时间更持久，但还是存在于时间中，时时刻刻会产生不安、忘我、小小的愁意等感觉。当然，这些都不那么要紧，但那是因为人们拒绝给以重视，为此，有时需要做出小小的努力。

“请给我一支烟，”她说，“这好像能让人觉得暖和一些。”

热尔贝微笑着递给她烟盒，这微笑富有魅力，仅此而已，但人们可以从中发现一种搅得人心绪不宁的优雅风度。弗朗索瓦丝揣测到，如果她爱上这双绿眼睛，她会从中找到什么样的温情，然而她甚至都没有去感受所有这些难能可贵的幸福就将它们放弃了。她永远不会感受到了。她没有丝毫遗憾，但也许终究是值得遗憾的。

“当看到拉布鲁斯和小帕热斯在一起时，真叫人笑破肚子，”热尔贝说，“他好像在鸡蛋上跳舞那样小心翼翼。”

“是的，这使他有些变化，因为他通常对雄心勃勃的人、有强烈欲望的人、有勇有谋的人身上所发现的东西极为感兴趣。”弗朗索瓦丝说，“谁也不像格扎维埃尔那样不为自己的生活担忧。”

“他真的很爱她吗？”热尔贝问道。

“爱某个人，对皮埃尔来说，很难说意味着什么。”弗朗索瓦丝说，她无把握地凝视着她香烟上的火。过去当她谈到皮埃尔时，她透过自身去观察，现在为了看清他的面容，她必须在他面前退后几步看。几乎不可能回答热尔贝提出的问题：皮埃尔一直拒绝与他自身协调一致，每分钟他都要求自己做出进步。他像叛教者那样狂怒地把过去作为燔祭的祭品全部烧毁，而献身于现时。当人们以为已经把他单独一人严密封闭了起来，使其沉湎于永久的温柔、诚挚或痛苦的激情中时，他却犹如精灵那样早已游离到时间的另一终端，他让你手中抓住的只是一个他从全新的道德高度严厉谴责的幽灵。最厉害的是他责怪他的受骗者满足于抓到一个幻影，一个过时的幻影。她在烟灰缸内把烟头掐灭。从前，她曾津津乐道于皮埃尔永不受现时的约束。但她本人现在对这些背叛现时而溜出来的精灵抗拒到何种程度呢？当然，皮埃尔不会接受与世界上任何人同谋反对她，但他是否会和他自己合谋呢？显而易见，他内心深处没有这样的活动，但是毕竟需要有点儿善心才能完全相信这点。弗朗索瓦丝感到热尔贝正偷偷地看她，她立即恢复了镇静。

“问题尤其在于她使他担心。”她说。

“怎么会这样？”热尔贝问道。

他十分惊讶。在他看来，皮埃尔是那样充实，那样坚硬，那样完美地封闭住自己，想象不出担忧可能从任何缝隙中渗入。然而格扎维埃尔使这种平静出现了缺口，或者说，她是否只是发觉了一个难以察觉的缺口？

“我时常对您说，如果说皮埃尔在戏剧上，总的说在艺术上投入那么大的力量，那是出于一种决心。”弗朗索瓦丝说，“而当人们开始对一种决心提出疑问时，总是扰得人心不安的。”她笑了笑。“格扎维埃尔便是一个活生生的疑问号。”

“然而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极端执着的。”热尔贝说。

“这正是又一个理由。当有人在他面前坚持说喝一杯牛奶咖啡和写《尤利乌斯·恺撒》的价值是同等的时候，他就心动了。”

弗朗索瓦丝心如刀绞，她难道能确信在这些年中对皮埃尔从未产生过任何怀疑？或者纯粹是因为她不想为此担忧？

“而您，您对此怎么想？”热尔贝问道。

“关于什么？”

“关于牛奶咖啡的重要性？”

“哦，我么！”弗朗索瓦丝说，格扎维埃尔的某种笑脸又呈现在她眼前。“我十分珍惜幸福。”她轻蔑地说。

“我看不出其中的关系。”热尔贝说。

“因为提出疑问是耗费精力，”她说，“是危险的。”

实质上，她和伊丽莎白很相像。一旦她为信念而完成了一项行为，她就安稳地躺在过时的成就上。本该在一开始就随时对一切提出异议，但是这要求有超人的力量。

“而您呢？”她问，“您怎么看？”

“哦！这要看您怎么想，”热尔贝说着笑了笑，“要根据您是想喝还是想写。”

弗朗索瓦丝看了看他。

“我经常想您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期望。”她说。

“首先我要确信人们还给我一点儿生活的时光。”他说。

弗朗索瓦丝笑了。

“这是合法的，我们就假设您有这种运气，那您有什么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