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3(1/2)
为了煽情,我希望能告诉你们我父母听了姬蒂的提议并阻止我,坚决不让我再提此事。当我坚持己见时,他们大吵大闹,我母亲哭了,我父亲打了我,因此我不得不趁着黎明从窗户爬出去,用棍子挑着破布包裹,满脸是泪,在枕头上留下一个字条,说别想把我找回来……但如果我这么说,就是在撒谎。我父母都很开明理智,不会感情用事。他们爱我,为我担心,想到要让小女儿在一个女演员和音乐厅经理的陪同下去往英格兰最阴冷、最邪恶的城市,就觉得这个主意很疯狂,正常的家长都不愿意多想一秒。但因为他们爱我,所以不想让我伤心。任何双目健全的人都能看出我的心已经完全被姬蒂巴特勒占据了,任何人都可以猜到,一旦有了陪在她身边的机会,我就再也不会回到父亲的厨房,像以前那样快乐地待在那里。
因此,当姬蒂离开一小时后,我就不安地把她的计划告诉了父母,并据理力争,请求得到他们的祝福。他们闻言错愕,但也认真对待。第二天,当我去厨房的时候,父亲拦住我,把我带到安静的客厅,他的表情悲伤而严肃,但很和蔼。他先问我是否改变主意。我摇了摇头,他叹了口气。他说,如果我心意已决,他和母亲都不会拦我。我已差不多是个成年人了,也该有自己的主意。他们曾希望我嫁给一个惠特斯特布尔的男孩,就在他们身边成家,让他们能够分享我的喜悦,分担我的忧愁——但是现在,他说,恐怕我会嫁给一个伦敦的家伙,一个完全不理解他们的人。
但是,他总结道,孩子不是为了取悦父母而生的,也没有哪个父亲能指望女儿一直留在自己身边。“长话短说,南南,哪怕你是要去魔鬼那里,我和你妈妈也宁愿看到你快乐地从我们身边飞走,而不是悲哀地留下,然后也许会憎恨我们,阻碍了你去追随自己的命运。”我从没见过他如此悲伤,也没见过他这么滔滔不绝。我没见过他流泪,但是现在他说着话便眼中泪花闪现,眨了好几次眼想要抑制眼泪,他的声音也越来越轻。我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任泪水流淌。他伸出一只手,拍了拍我,“你走了我们会很伤心,亲爱的,”他说,“你知道的。答应我们,你不会忘了爸爸妈妈,你会给我们写信,会回来看我们。如果一切没有你想的那么顺利,你也可以骄傲地回来,回到爱你的人身边——”然后他说不出话了,颤抖起来,我只能抱着他点了点头说:“我会的,我会的,我保证我会的。”
可是,哦!我真是个狠心的女儿,当他一离开,我的泪就干了,头天晚上的快乐就回来了。我快乐地抱住自己,在客厅里跳了一段吉格舞——我用脚尖跳的,声音很小,这样他们就不会听到我在楼下的起居室跳舞。然后,事不迟疑,我立刻跑到邮局,给游艺宫的姬蒂寄了一张卡片——一张画着惠特斯特布尔牡蛎船的卡片,我在风帆上写着“前往伦敦”,还在甲板上画了两个拿着大包小包的女孩,带着大大的笑脸。我在卡片背面写上“我可以去!”。又写上,我得准备几天,她这几晚得习惯一下没有服装师的日子了……最后署上“爱你的,南”。
我那天也就高兴了那么一会儿,因为和父亲告别的那一幕还得在母亲那里经历一次——她抱着我,哭着说放我走真是愚蠢。还有戴维,他荒谬地说,我现在去伦敦还太小了,一到伦敦就会被特拉法加广场的有轨电车撞倒。还有艾丽斯,听到这个消息她什么都没说,而是哭着跑出了厨房,谁也劝不动,直到午餐时间才出来干活。只有我的表兄妹看起来为我高兴——他们的嫉妒多过高兴,说我是幸运儿,发誓我会在伦敦交好运,然后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不然我就会被彻底毁掉,颜面无存地悄悄跑回来。
那一周飞逝而过。我利用晚上的时间拜访了亲戚朋友,和他们一一告别,洗净了我的衣服并且整理打包,盘算着哪些带去伦敦,哪些留在家里。我只去了一次游艺宫,是和父母一起去的,他们去是为了确保巴特勒小姐仍是善良的、神志清晰的;而有关谜一般的沃尔特布利斯,他们也打听了更多细节。
我只在姬蒂身边待了一会儿,演出结束后,父亲与托尼及特里基聊了聊。我这一周都在害怕,怕是自己想象出了她在周日晚上跟我说的话,或者完全误解了她的意思。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从梦中满头大汗地醒来,我梦到自己拿着打包好的行李,戴着帽子出现在她门前,而她吃惊地看着我,皱着眉头,然后嘲笑我。要不就是我去晚了,只能沿着铁轨追着火车,而姬蒂和布利斯先生透过车厢的窗户看着我,并没有伸手拉我一把……然而那晚在游艺宫,她把我拉到一旁,握住我的手,和以前一样兴奋而友好。
“我收到了布利斯先生的信,”她说,“他替我们在一个叫作布里克斯顿[12]的地方找到了房子,他说那里住的都是音乐厅的职员和演员,他们叫它‘油彩大道’。”
油彩大道!我眼前立刻浮现出一幕美丽的景象:一条像化妆盒一样的大街,两侧是狭窄的、镀金的房子,每个屋顶都是不同的颜色,而我们是三号——屋顶上有个烟囱,和姬蒂的红唇一个颜色!
“我们要赶周日两点整的火车,”她说,“布利斯先生会亲自坐马车去车站接我们。第二天我要去博孟塞的明星音乐厅表演。”
“明星,”我说,“是个幸运的名字啊。”
她笑了。“希望如此。哦,南,我们就这么想吧!”
我猜我在家中的最后一个早上就像每次离开家前的最后一天,是悲伤的一天。我们五个人一起吃了早饭,那时大家还心情明亮。但是屋子里那种等待的气氛让人除了叹气和毫无头绪地乱忙以外什么事都干不了。到了十一点整,我简直就像是被困在盒子里的老鼠,于是让艾丽斯陪我去海滩,在我最后一次站在水边时,帮我拿着鞋子和长筒袜。但哪怕这个仪式也令人失望。我把手放在额头,凝视着闪闪发光的海湾,看着低处镇上沥青涂墙的房子,港口船坞的桅杆和起重机。我对这些东西了如指掌,就像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奇妙而无聊。我看了又看,想了又想,暗忖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看不到它们了,然而它们看起来一如往常。最后我移开目光,悲伤地走回家。
家里也还是那个模样。没有一样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如我所想变得特殊,或因我的离开而发生任何改变。没有,除了家人们的脸。他们的表情不是悲伤,就是因为佯装高兴而变得僵硬,令我无法直视。
因此,当告别的时刻终于来临,我几乎是高兴的。父亲不让我坐小火车去坎特伯雷,说我应该坐马车去,于是从坎伯兰公爵酒店的马夫那里租来了一辆双轮马车,亲自把我送走。我吻别了母亲和艾丽斯,让哥哥扶我坐在父亲身边,把我的行李放在脚边。行李真的很少:一个旧皮箱,外面用皮带系着,箱子里装着我的衣服;一个帽盒装着帽子,还有一个小小的黑色锡箱装着别的东西。这是戴维给我的告别礼物,他新买的,并用漂亮的黄色大写字母把我名字的首字母漆在盖子上,还在箱子里放了一张肯特郡地图,用一个箭头标出了惠特斯特布尔——他说这是提醒我家在哪里,以免我忘了。
在去坎特伯雷的路上,父亲与我都没怎么说话。到了车站,我们发现火车已经进站冒着蒸汽了,姬蒂把包和篮子放在一旁,皱着眉头看表。和我焦虑的梦境完全相反,她看到我们便笑着朝我们使劲招手。
“我害怕,”她说,“你可能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我摇了摇头,惊讶于在我说了那些话以后她还会这么想。
父亲对姬蒂非常友好,和蔼地向她打招呼,与我吻别的时候也吻了她,祝她能交上好运。最后,我从车窗探出身来拥抱父亲,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羚羊皮包,把它放在我手里,要我握住。那里面放着硬币——印着女王头像的[13]——一共六枚。我知道这超出他的承受能力,但是当我打开包,看到里面金光闪闪的硬币时,火车已经开动,来不及还给他了。我只能喊着谢谢,朝他飞吻,看到他扬起帽子向我告别。然后我把脸贴在玻璃窗上,看着他从我的视野里消失,想着不知何时才能再次见到他。
但我得承认自己并没有想太久,因为和姬蒂在一起太令人兴奋了——听到她再次提起我们要同住的房间,我们要在城里过上的生活,她要在哪里赚大钱,这一切很快带走了我的悲伤。我知道,我的家人一定会觉得我残忍无情,当他们在家中为失去我而悲伤却见到我在大笑。但是,哦!那天下午我不得不笑,就像我不得不呼吸,不得不流汗。
很快我就得以尽情地参观伦敦、尽情地惊叹了,一个小时后我们就到了查令十字街站。姬蒂找了一个搬运工帮我们扛包和箱子,当他把行李搬上推车的时候,我们焦急地寻找着布利斯先生。最后姬蒂大喊一声“他来了!”指着从站台大步走来的布利斯先生。他的胡须和外套的下摆上下飞舞,脸上红扑扑的。
“巴特勒小姐!”他朝我们走来,说道,“太令人高兴了!真是太好了!我害怕我来晚了,好在你按计划来了,比以前更迷人了。”他转向我,摘下帽子——又是丝绸的——朝我深深鞠躬,像在剧院里一样,“向牡蛎姑娘脱帽!”他大声说,“阿斯特利小姐——刚从惠特斯特布尔过来,对吧?”他迅速握了握我的手,然后朝搬运工打了个响指,架起两条胳膊让我们分别挽住。
他叫了一辆马车在河岸街等我们,当我们到了以后,马车夫用马鞭碰了碰帽子,从座位上跳下来,把我们的行李放在车顶。我环顾四周,那天是星期天,河岸街很安静,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星期天的缘故。河岸街对于我就像德比的赛马场——只是把跑马换成了道路交通——令我震耳欲聋、头晕目眩。我在马车里感觉安全些,唯一奇怪的就是我正坐在一位自己并不了解的男士旁边,被带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一个比我想象中大得多的,更烟雾缭绕、更令人警惕的城市。
当然,伦敦城也有很多可看之处。布利斯先生建议我们在赶往布里克斯顿之前先稍微观光一下,于是我们就朝特拉法加广场驶去——路过了尼尔松的雕塑、喷泉、国家美术馆漂亮的乳白色大门,还有从白厅[14]通往国会大厦的风景。
“我哥哥说,”我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如果我来伦敦,就会被特拉法加广场的有轨电车撞倒。”
布利斯先生神情严肃。“你哥哥真是想得周到,阿斯特利小姐——不过可惜,他说得不对。特拉法加广场没有有轨电车,只有公共马车和双座马车,还有我们坐的这种带篷的马车。有轨电车是普通人坐的,恐怕你得去基尔伯恩,或者肯顿市集,才可能被有轨电车撞。”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我不知该怎么看待布利斯先生,我的未来和幸福都如此意外而迅速地托付给他了。当他与姬蒂交谈,并时不时把街上的景物介绍给我们的时候,我仔细端详了他。他比我第一次见他时所以为的要年轻。那晚在姬蒂的更衣室里,我以为他是个中年人,现在我猜他最多三十一二岁。与其说他是个英俊的男人,倒不如说他令人印象深刻,因为除了光鲜的衣着和谈吐,他其实相貌平平。我以为他一定有个深爱自己的娇妻和一个孩子,如果他没有——事实上他确实没有——也应该有一个。我完全不了解他的过去,不过后来听说他出身于一个古老而有名望的戏剧之家(他真实的姓氏并不是布利斯,当然,就像姬蒂也不姓巴特勒),他年少时就离开了正统的戏剧舞台,去音乐厅当了喜剧歌星,现在他经营着一打艺人,但是出于对这个行当的热爱,他偶尔还会亲自登台表演,名号“沃尔特沃特斯,有个性的男中音”。那天在马车里我对这一切还一无所知,但渐渐猜到了些。我们到了帕尔默街,又转向干草市场[15],剧院和音乐厅在我们眼前拉开帷幕。随着我们的马车缓缓驶过,他抬手微倾帽缘,仿佛在向它们致意。我曾经见过爱尔兰老太太经过教堂时做类似的动作。
“这是女王剧院,”他对左边一栋气派非凡的建筑点头致意,“我父亲在这里看过珍妮林德[16]——瑞典夜莺的首场演出。这是干草剧院,比尔博姆特里先生经营的。这是克里提昂剧院,或者叫克里剧院——剧院中的奇迹,全部建于地下。”一个接一个的剧院,一个接一个的音乐厅,他都了如指掌,“我们面前是伦敦亭阁[17],那边——”我们沿着大磨坊街看去——“特卡德罗宫。我们的右边是王子剧院。”我们经过了莱斯特广场,他吸了一口气,“最后,”他说——把帽子摘下来,置于膝上——“最后,是帝国剧院与阿尔罕布拉剧院,英格兰最好的音乐厅,每个艺人都是明星,观众也尊贵得很,哪怕是顶层楼座的妓女——请原谅我的用词,巴特勒小姐,阿斯特利小姐——都穿得珠光宝气。”
他敲了敲马车的顶盖,车夫把车停在广场中央小花园的一角。布利斯先生打开车门,带我们走到花园中央。我们三个背对着大理石基座上的威廉莎士比亚雕像,凝视着帝国剧院与阿尔罕布拉剧院金碧辉煌的大门——帝国剧院的大门前有大理石梁柱与闪烁的标灯,有彩色玻璃和柔和的电子灯光;阿尔罕布拉剧院是圆顶的,有尖塔和喷泉。我以前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剧院。我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地方——这么脏乱又这么灿烂,如此丑陋又如此庄严,千姿百态的人们站着,走着,闲逛着,一个挨着一个。
这里有从马车上下来的绅士和淑女。
有端着鲜花和水果的女孩,有卖咖啡、冰冻果子露和汤的小贩。
这里有穿着红色外套的士兵;有下了班的学徒男孩,戴着礼帽或者草帽,穿着格子衫;有披着披肩的女人、系着领带的女人,还有穿着短裙,露出脚踝的女人。
这里有黑人、中国人、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有初来城里的人,和我一样困惑地打量周遭;有蜷缩在台阶和长椅上的人,他们的衣服不是皱皱巴巴就是脏兮兮的,看起来整天整夜都待在这儿。
我看着姬蒂,也许露出了惊奇的表情,因为她笑了,摸了摸我的脸颊,然后握住我的手。
“我们正位于伦敦的心脏,”此时布利斯先生说,“伦敦的正中心。看那儿,”他朝阿尔罕布拉剧院点了点头,“还有我们周围的一切,”他的手划过广场,“你看,这就是让这个伟大心脏跳动的东西:游艺表演[18]!游艺表演,阿斯特利小姐,岁月不能让它凋谢,习俗也无法使其陈旧。”他转向姬蒂,“我们站在,”他说,“尘世间最伟大的表演殿堂面前。明天,巴特勒小姐——明天,或者下星期,下个月,也许很快,很快,我向你保证——你会站在这里,在这个舞台上。你会让伦敦的心脏为你疯狂!你会让整个伦敦的人为你喝彩!”
他说着便举起了帽子,在空气中使劲扬了扬,有一两个路人扭过头来看了看我们,然后毫不在意地移开了视线。我觉得他说得好极了——我知道姬蒂也是这么想的,因为她听到这些话便紧紧抓住我的手,欢喜地轻轻颤抖了一下。她的脸红了,和我一样,她的眼睛也睁得大大的,闪着光。
我们没在莱斯特广场逗留太久。布利斯先生叫来了一个男孩,给了他一先令,让他去卖冰冻果子露的小贩那里给我们买了三杯起泡酒。我们在莎士比亚雕像的影子里坐了一会儿,一边品酒一边盯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看着帝国剧院的公告。我们知道,姬蒂的名字很快就会变成三英尺高的字母挂在那里。但是当我们喝完酒以后,他拍了拍手,说我们得去布里克斯顿了,到我们的房东邓迪太太那里。他把我们领回马车,扶我们坐下。我发现自己刚才大睁着的眼睛在昏暗的马车里又变小了,我的内心不再激动,而是紧张万分。我在想,他给我们找了什么样的住所,邓迪太太又是什么样的人。我希望二者都不要太高不可攀了。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刚离开西区,过了河,街道就变得灰暗而呆板。这里的房子和人都挺精神的,但是千篇一律,像是同一双没有想象力的手雕刻出来的。这里毫无莱斯特广场那种陌生的魅力以及迷人而怪异的多样性。很快,街道也不再精神了,开始变得有些破旧,我们经过的每一个街角,每一栋公共建筑,每一排商铺和房子,都显得比方才的更暗淡。身边的姬蒂和布利斯先生开始交谈,谈的都是剧院、合约、服装和歌曲的事情。我的脸一直贴在玻璃窗上,想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些无趣的街区,到达油彩大道,我们的家。
最后,我们来到一条街,街上都是高高的平顶房子,每栋房子前都有一排生锈的铁栏杆,窗户上都挂着被煤烟熏黑的百叶窗和窗帘。布利斯先生不再说话,看了看窗外,说我们马上就到了。我不得不把视线从他友好微笑的脸上移开,以掩饰内心的失望。我知道我一开始对布里克斯顿兴奋的幻想——那一排金色的油彩,玫瑰红的屋顶——是愚蠢的,但是这条街看起来也太灰暗、太寒酸了。我想这街道和我离开的惠特斯特布尔那些普通的道路并无两样,只是陌生,因而显得有些险恶。
当我们走下马车的时候,我看了看姬蒂,想知道她是不是也有些失望。但是她的兴致依旧高昂,眼睛仍和刚才一样又湿润又明亮。她只是看了一眼布利斯先生领我们去的那所房子,然后满意地微微一笑。我突然就明白了之前可能只猜到一半的事情——她这辈子都在这种不起眼的房子里面住着,没有住过比这更好的。这个想法给了我些许勇气,也让我和以往一样因为同情和爱而感到疼痛。
屋子里面的气氛却很欢快。邓迪太太是一位白头发的胖女人,她亲自在门口迎接我们,像欢迎朋友一样迎接了布利斯先生,叫他“瓦尔”,让他亲了脸颊,然后把我们领进客厅。她让我们坐下,摘下帽子,请我们不要见外,就像在自己家一样。然后一个女仆被唤进房间,灵巧地拿来了茶杯,为我们煮了些茶。
门关上后,邓迪太太笑着对我们说:“欢迎,亲爱的姑娘们。”她的声音就像圣诞节的蛋糕一样,透着甜蜜湿润的果味,“欢迎来到吉妮芙拉路。我希望你们在这里过得愉快,收获幸运。”然后她对姬蒂点了点头,“布利斯先生告诉我,我的屋檐下要有一颗闪亮的小星星了,巴特勒小姐。”
姬蒂谦虚地说,她还不知道有这回事。邓迪太太笑了笑,笑得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没办法停下来。姬蒂和我坐直身子,交换了警觉而沮丧的眼神。然而这阵猛咳过后,这位女士又和刚才一样平静而快活起来。她从袖子里拿出一块手帕,擦了擦嘴角和眼睛。然后从手肘旁的桌子上拿出一盒香烟,给我们一人一支烟,自己也拿了一支。我看到她的手指被烟草熏黄的痕迹。
过了一会儿茶端来了,姬蒂和邓迪太太忙着倒茶的时候,我环顾四周。邓迪太太的客厅确实不同寻常,有很多值得一看的。床垫和家具都很普通,然而四壁却妙不可言,每一面墙上都挂满了照片,相框与相框间的空隙已经不足以让人分辨出墙纸本来的颜色。
“我看你很喜欢我的小收藏。”邓迪太太把茶杯递给我,我发现所有的眼睛都朝我这边看过来,于是脸红了。她朝我一笑,用被烟熏黄的手指摆弄着她的水晶耳坠,那是用黄铜耳线缀在她耳洞上的,“亲爱的,这些都是我的老房客。”她说,“其中有一些,你看,很有名。”
我又看了看这些图片。现在我看清楚了,都是人像——大多数是签名照——剧院和音乐厅的艺人。正如邓迪太太所说,这里面有一些我认得的人——譬如歌王万斯[19]的照片挂在壁炉上方,旁边是乔利约翰纳什,沙发上方框着一个歌单,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献给亲爱的邓迪女士,祝您好运。贝茜贝尔伍德”。但更多照片上是我不认识的人,那些男男女女笑着摆出各种快活而专业的姿势,他们的名字和服装有些平凡无奇、有些充满异国情调,有些晦涩难懂——珍妮韦斯特,拉尔格上校,新卡波李——我完全猜不出他们都是什么人。我惊讶于他们都曾在这里住过,在吉妮芙拉路,这位长相标致的房东邓迪太太家里。
我们聊到茶都喝完了,房东太太又吸了两三根烟,然后拍了拍膝盖,慢慢站起来。
“我敢说你们想看看房间,然后洗洗脸。”她和蔼地说。布利斯先生听到她的话,也跟着她礼貌地站了起来。邓迪太太说:“好了,麻烦你抬起尊贵的胳膊,为女士们提一下行李,瓦尔……”然后她带我们从客厅上楼。我们爬了三层,越往上楼梯越昏暗,最后又变得明亮:最后几个台阶很窄,没有铺地毯,头顶上有一个小天窗,窗栅上落满了灰尘和鸽子粪。透过这扇窗,九月的蓝天不经意之间展现出来,清晰而明朗,仿佛天空是一面天花板,而我们爬着爬着就接近了。
台阶的尽头有一扇门,门后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卧室兼起居室,而是一个小客厅,炉边摆着一对古老而破旧的扶手椅,还有一个老式的小梳妆台。梳妆台旁边是另一扇门,通向第二个房间,因为这个房间的屋顶是倾斜的,所以比第一个房间更小。我和姬蒂肩并肩踏进门槛,看着屋内的摆设:一个洗手池,一把椅背是古希腊竖琴样式的椅子。还有一个带着帘子的壁龛,以及一张摆上了高耸厚实的床垫的床——比我和姐姐在家睡的那张床窄多了,床架是铁的,床下有一个便壶。
“你们两个一定不介意挤一张床吧,”邓迪太太跟我们一起来到卧室,说道,“我怕你们得睡在彼此身上了,不过我的儿子们睡在楼下更挤,他们只有一个房间。布利斯先生坚持要给你们两位体面的空间。”她朝我笑笑,我看向别处。然而姬蒂心情愉悦地说,“好极了,邓迪太太。阿斯特利小姐和我会像娃娃屋里的娃娃一样舒服的,对吧,南?”
我看到她的脸微微涨红,也许是一路从客厅爬上来的缘故。我说:“是的。”然后视线下移,从布利斯先生手中接过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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