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2（2/2）

易布斯大叔的口哨能吹得像哨音水壶，可以连吹一个小时。他放下酒杯，抹干净胡子上的酒沫，吹起那支《油布夹克》5。萨克斯比大娘也跟着一起哼，直到眼眶发潮，哼不成曲。她丈夫是个水手，在海上消失了——我的意思是，从她生活里消失了。现在他住在百慕大。

一曲结束，萨克斯比大娘说：“吹得漂亮。看在上帝分上，下一个来首欢快点的！——别又惹得我抹眼泪了。你们年轻人也跳跳舞。”

于是易布斯大叔又吹了一首节奏轻快的曲子，萨克斯比大娘跟着拍起了手，约翰和丹蒂站起来搬开椅子。丹蒂说，“帮我拿着耳环好吗，萨克斯比大娘？”他们跳起了波尔卡，直跳到壁炉台上的瓷器摆设也跟着震动，他们踢踏的脚下扬起一寸高的灰尘。绅士站在那儿吸着烟，看着他们，喊着“哟！”或者“约翰，来一个！”他笑着，叫着，就像在一场他没下注的比赛上，对场子里的选手指点笑闹。

他们叫我一块儿跳，我说我不想。跳舞踢起的灰尘让我打喷嚏，还有，菲利普酒也太热了点，蛋白都凝固见块了。萨克斯比大娘给易布斯大叔的妹妹留了一杯酒和一盘碎肉，我说我可以端上楼去。“行啊，乖孩儿。”她说，手还在打着节拍。我端起盘子和酒杯，拿了支蜡烛，轻轻走上楼。

我总是觉得，在冬夜里走出那个厨房，就好像走出了天堂。虽然如此，当我把食物在易布斯大叔睡着的妹妹的床边放好，并去看了看那一两个被舞蹈声吵醒的婴儿后，我也没回去加入他们。我走过短短的走廊，来到萨克斯比大娘和我的房间门口；然后爬上楼梯，来到我出生的那间小小的阁楼。

这房间总是很冷。今晚有风，窗子被吹开，比平时更冷。地板是毫无装饰的木板，铺着几条粗毛地毯。墙上什么都没有，除了两块钉在洗脸架旁边，用来防溅水的蓝色油布。现在，洗脸架上挂着绅士的一件背心和一件衬衫，还有一两个衣领。他每次来我们家都睡这儿；其实，他满可以和易布斯大叔搭伴儿，在厨房里支张床。我知道我会选那儿。地上放着他的高帮皮靴，靴子上的泥已经刮干净了，还上了油。靴子旁边是他的箱子，白色的贴身衣物从口子里露出来。一张椅子上堆着他从口袋里摸出来的硬币，一包烟，还有封蜡。硬币闪闪发光。封蜡很脆，像太妃糖。

床只是随便铺了一下。床单是一条去掉了挂环的红色丝绒窗帘，是从一幢失火的房子里弄回来的，还有一点焦味。我提起床单，把它像斗篷一样披在肩上。我熄了蜡烛，站在窗边，发着抖，望着外面的屋顶和烟囱，望着马贩巷监狱，我妈妈被吊死的地方。

窗玻璃上已经结了一些新霜，我用手指触了上去，冰化成了污水。我仍然能听到易布斯大叔的口哨声和丹蒂的舞步声。但在我眼前，是波镇黑暗的街道。我只能看见零星几个窗口透出微弱的灯光，还有马车的车灯，在街上投下阴影。然后有一个人跑过，顶着寒冷飞奔，快得像一个黑影，瞬间就消失了。我想到这一带的小偷们，还有他们的孩子们；想到那些普普通通的人们——他们过的种种陌生又平凡的生活——在伦敦别处的屋檐下，别处的街头。我想到了那个大宅中的莫德李。她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却在三天前知道了她的名字。她还不知道，我正站在这里，盘算着她的灭顶之灾，而楼下的厨房里，丹蒂沃伦和约翰弗鲁姆还在跳着波尔卡。

她是个怎样的人呢？我曾经认识一个叫莫德的姑娘，她的嘴唇只有一半。她总是说另一半嘴唇是打架时打没了，但是我知道，其实，她生下来就这样。她根本打不来架。后来她死了，不是因为打架，而是因为吃了坏掉的肉。一口坏了的肉就这么让她送了命。

但她很黑。绅士说的另外那个莫德，他的莫德，是白皙漂亮的。但是当我想象她，我只能想出一个纤瘦浅褐，没有曲线的形象，就像厨房里那把我用来练习给她穿胸衣的椅子。

我试着行了一个屈膝礼，肩上的丝绒窗帘让我动作笨拙，我又行了一个，我突然出汗了，是惊恐的冷汗。

然后传来了厨房门打开的声音，楼梯上的脚步声，接着是萨克斯比大娘叫我的声音。我没有回答。我听到她去楼下那间睡房找我，一阵沉默后，她的脚步声再次响起，上了通向阁楼的楼梯，烛光照进了阁楼。爬楼梯让她有一点喘——只是稍微有一点，她还是手脚灵活的，还是强壮的。

“你在这儿啊，苏。”她轻声说，“就这么一个人待着？”

她看看周围，看着我刚才看到的一切——硬币、封蜡、绅士的靴子和皮箱。当她来到我身边，把她温暖干燥的手放在我脸上，我开口说话——就像我被她呵痒或者掐了，冲口而出的笑声或喊叫那样——我说：

“要是我没那本事呢，萨克斯比大娘？要是我干不了这事呢？要是我没了勇气，让你失望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就该让丹蒂去呢？”

她摇摇头，笑了。“好了。”她说。她带我走到床边，我们坐下，她把我的头拉进怀里，枕在她大腿上，将遮住我脸的窗帘推开，抚摩着我的头发，“好了，没事了。”

“那儿很远，不是吗？”我抬眼望着她的脸。

“也没那么远。”她回答说。

“我去了那儿，你会想我吗？”

她拨开卡在我耳边的一缕头发。

“每分钟都会想，”她轻声说，“你是我的宝贝孩子，我能不担心吗？但是绅士在你身边。我绝不会让你和一个普通小混混一起去的。”

至少这个是真的。但我的心还在狂跳。我又想到莫德，坐在自己房间叹息的莫德，等着我去解开她的束胸，在壁炉边帮她烤暖睡衣。可怜的女人，丹蒂这么说过。

我咬了咬嘴唇，“这事儿我该做吗，萨克斯比大娘？”我说，“这个圈套会不会太坏，太卑鄙了点？”

她看着我，然后抬起眼，对窗外点了一下头。她说，“我知道，她一定会去做，想都不用多想。我知道她心里会怎么想——如果看见你去做这事，她会有多担心，会有多骄傲——但是，骄傲会胜过担心。”

这话让我沉思。我们默默地坐着，直到我问了一个我从来没问过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兰特街生活了这么多年，那么多骗子和小偷，谁也没问过。我压低声音，悄悄地问：

“萨克斯比大娘，你说，人被吊死时会痛吗？”

她抚摩我头发的手停住了。然后又开始抚摩，和之前一样稳。她说：

“我觉得，应该没啥感觉，就觉得有条绳子套在脖子上。可能有点痒。”

“痒？”

“可能，还有点扎人吧。”

她的手仍然抚摩着我的头发。

“那，脚踏板被打开的时候呢？”我说，“还是没感觉吗？”

她动了动腿。“可能会猛抽一下吧，”她承认了，“打开脚踏板的时候。”

我想到那些在马贩巷监狱被吊死的男人们，他们的确抽搐了。他们抽搐着，双脚乱踢，像猴子似的。

“但最后那一下来得很快，”她接着说，“我觉得，因为那么快，能让你死得干净痛快。而且，你知道吧，苏，给女犯行刑的时候，他们会打不同的绳结，让你完事快点。”

我再次看着她。她把蜡烛放在了地上，烛光从下方照着她的脸，让她的脸看起来有点肿，眼睛也显出老态。我发抖，她就用手使劲搓着我裹着丝绒的肩膀。

然后她仰起头。“那是易布斯大叔的妹妹，她又发疯了，”她说，“在叫妈妈。可怜的孩子，这么叫了十五年了。唉，我也不想这么说，苏，但是，真得去死的话，死得干净痛快最好了，比别的死法强。”

她这么说着，对我眨了眨眼。

她这么说，似乎真是这么想的。

我有时想，她这么说，是不是只是出于好心。

但我当时没这样想。我起身吻了她，把她抚摩过的头发弄整齐；厨房又传来大声的关门声，还有楼梯上重重的脚步声，然后是丹蒂的声音。

“你在哪儿呢，苏？你不来跳个舞吗？易布斯大叔都有点急了，我们在那儿笑死了。”

她的喊声把一半婴儿都吵醒了，这一半一哭又把另一半吵醒了。萨克斯比大娘说她要去看看他们，我也下楼去了。这次我跳舞了，绅士做我的舞伴。他抱着我跳华尔兹。他醉了，把我抱得很紧。约翰又和丹蒂一起跳，我们在厨房里舞来撞去，跳了半个小时。绅士一直在嚷嚷，“约翰，来一个！”或者“上啊，小子！”易布斯大叔的口哨，中间只停过一次，他在嘴上抹了点黄油，让口哨声甜美圆润。

我离开他们是在第二天中午。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那个帆布面的箱子，穿着那条不起眼的褐色裙子，外面加一件斗篷，拉直了的头发上戴着一顶无边软帽。我已尽全力学会了绅士在三天里教我的东西。我记得我的生平，我的新名字——苏珊史密斯。现在只差一件事没做了，我坐在厨房里吃我在这儿的最后一餐时——也就是面包和肉干，肉干太干了，都粘在我牙龈上了——绅士做完了那件事。他从包里拿出一张纸，一支笔和一些墨水，给我写了一张品行证明。

他一会儿就写完了。当然，做假文件这事他是熟手。他把纸拿起来，等墨水干，然后读出了他写的内容：

“敬启者。在下梅菲尔威克街艾丽斯邓拉文，诚意推荐苏珊史密斯小姐。”诸如此类，我已经不记得后面写的都是啥了，反正我觉得听起来是对路的。他把纸铺平，用女人那种花哨的字体签上名，然后把它递给萨克斯比大娘。

“你觉得怎样，萨大娘？”他微笑着说，“这能帮苏得到那个职位吧？”

但是萨克斯比大娘说，她不想评判。

“这事你最清楚，孩子。”她说，眼睛望向别处。

当然了，如果我们兰特街的人要找人帮忙，是从来不会要求品行这玩意儿的，很可能更愿意要没品行的。从前有个小个儿姑娘来帮我们洗洗婴儿尿布，擦擦地板什么的，可她是个扒手。我们不能招那些正直姑娘上门，她们在家里待上三分钟就能看出我们做的是啥买卖，把我们全害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萨克斯比大娘摆摆手不看那信，绅士自己再看了一遍，然后对我挤了挤眼，把它折起来，封好，放进我箱子。我吞下最后一口面包和肉干，把斗篷扣好。只有萨克斯比大娘一个人和我告别，约翰和丹蒂从来不会在一点前起床，易布斯大叔去了鲍尔城帮人撬保险柜，一小时前他已经吻了我的脸道别，还给了我一先令。我戴上帽子。帽子也是不起眼的褐色，和裙子一个颜色。萨克斯比大娘帮我把帽子戴正。然后，她把手放在我脸上，对我微笑。

“上帝保佑你，苏！”她说，“你会让我们富起来的！”

但后来，她的微笑变苦了。我从来没离开过她一天。她转过身去，不让我看到她落泪。

“快带她走，”她对绅士说，“快带她走，别让我看见。”

于是绅士伸手揽住我的肩，带我走出家门。他找了个男孩帮我提行李，跟在我们后面。他计划先带我去出租车站，坐马车到帕丁顿，在那儿送我上火车。

那天天气很糟。虽然如此，因为我很少有机会过河，我挺想一直走到南华克桥那边去看看风景。我原以为从那儿可以看到伦敦全景，但是我们走得越远雾越大，到了桥上是雾最浓的时候。你能看见圣保罗大教堂黑色的圆顶，河上的驳船，你能看见伦敦城里所有黑暗的东西，却看不见那些美丽的——那些美丽的东西不是消失了就是阴影笼罩。

“想到下面就是河，感觉真有点怪。”绅士说，他靠在车边望着窗外，然后吐了一口唾沫。

我们没想到会起雾。这场雾让交通工具慢得像爬。虽然我们找到了一辆马车，但二十分钟后我们就付了钱自己下车走路了。我本来想坐一点钟那班火车，但现在，我们赶着穿过一个大广场时，听见一点的钟声敲响了，然后是一点一刻，然后一点半——无精打采的钟声像是受了潮，钟里那些零件都像被布包起来了似的，听起来让人快疯掉了。

“要不我们回去吧，”我说，“明天再来行吗？”

可绅士说庄园已经安排了马车夫，在马洛村等着接我的火车了。他觉得，哪怕我晚到，也总比不到好。

但是，当我们终于到了帕丁顿，才发现，跟城里的交通一样，火车也都误点延迟了。我们还要等一个钟头，车站管理员才会挂起布里斯托尔班车的登车信号——那就是我要搭的火车，我要一直坐到梅登黑德，在那儿下车转另一班车。我们站在嘀嗒作响的钟下，烦躁不安，呵气暖手。车站里点起了大灯，但涌入的雾气混着水蒸气，从一个拱架飘向另一个拱架，使灯光变得微弱。墙上还有为悼念阿尔伯特亲王6去世而挂上的黑纱，已被鸟粪弄得污迹斑斑。本来宏伟的地方，现在看起来阴沉压抑。我们周围当然全都是人，推推攘攘，骂骂咧咧地等着火车，小孩们和狗在他们腿间钻来钻去。

绅士的脚趾被一辆经过的轮椅车压了一下，他烦躁地骂了声“我操”，弯腰擦干净靴上的灰土，站起身点了一支烟，然后咳嗽起来。他的衣领竖起，头戴一顶宽边软帽，眼珠仿佛因为昨晚的菲利普酒还泛着黄。在那一刻，他丝毫不像那个能引起姑娘们疯狂追捧的男人。

他又咳嗽起来。“我操这破烟。”他一边说，一边从舌头上拈走一条烟丝。他看到我的眼神，就换了脸色，“我操他妈这穷日子，一百遍——是吧，小苏？很快，你和我就不用再过这种日子了。”

我转过头不看他，什么也没说。昨晚我还跟他跳过一支快步华尔兹，现在，离开了兰特街，离开了萨克斯比大娘和易布斯大叔，挤在一堆吵吵嚷嚷的陌生人中，对我来说他只是另一个陌生人，我不想靠近他。我想，你算是谁啊。我差点又想说我们回去吧；但我知道，如果我说了，他只会更烦躁，还可能发脾气，所以，我就没说。

他抽完这支烟，又抽了一支。他去尿尿，然后我也去尿尿。尿完整理裙子时我听到哨子响了。我从厕所回来，车站管理员已经发出登车通知，人群开始移动，人们冒着汗，急急地向停靠在站台边的火车涌去。我们跟着人群向前，绅士带我走到一节二等车厢，把我的行李递给正在往车顶装行李的男人。我在一个面色苍白、怀抱婴儿的女人身边坐下，她对面是两个农民模样的粗壮汉子。我觉得她挺高兴我坐在她身边的，当然啦，我穿得这么斯文秀气，她哪知道——哈哈哈！——我是个波镇小扒手。跟在我后面上来的是一个男孩儿和他老爹，他爹手里提着一个鸟笼，里面有只金丝雀。那男孩在农夫身边坐下，他老爹就坐在我身边。车厢摇晃了一下，嘎吱作响，我们都仰起头，望着天花板上因为行李摇晃碰撞而落下的灰尘和剥落的油漆片。

车门在一分钟后关上了。在上车的忙乱中，我顾不上再看绅士。他把我送上车后就转身跟列车员说话去了。现在，他来到开着的车窗前对我说：

“恐怕你要晚点很久才到了，苏。不过我觉得马车会在马洛村等你的，我肯定他会等的。你也要这么想，他会等的。”

我立刻知道马车是不会等的了。一阵难过和恐慌袭来，我冲口而出：

“你和我一起来好吗？你带我去那宅子吧。”

但是他怎么能去呢？他一脸无奈地摇摇头。那两个农民，那个女人，那个男孩和他老爹都在看着我们——可能在猜我们说的宅子是个啥地方，在猜一个戴宽边软帽操这样口音的男人，怎么会跟一个穿成我这样的女孩谈事。

然后行李员从车顶爬下来，哨声再次吹响，火车猛地耸了一下，开动起来。

绅士挥动帽子，跟着车走了一段，直到火车进入正常速度。我看见他停下来，转身戴上帽子，翻起衣领，走了。车厢的吱嘎声大起来，开始左右摇摆。那个女人和男人伸手抓住皮吊环，男孩儿把脸贴着窗玻璃，金丝雀把嘴靠在笼杆上，婴儿哭了起来，哭了有半个钟头。

最后，我对那女人说，“你就没有琴酒吗？”

“琴酒？”她说，那副表情好像我说的是毒药。她对我噘了噘嘴，然后扭身给我一个大脊背。不乐意跟我坐一起是吧，耍高傲的娘儿们。

她和她抱的那孩子，还有那只乱扑腾的鸟儿，还有后来睡着打呼噜的老爹，还有后来折纸球玩的男孩，还有两个后来抽烟、越来越烦躁的农民，还有那大雾，伴着这火车走走停停，最后，晚点两个小时终于到了梅登黑德。我错过了去马洛村的车，只有等下一班。这还不算，这趟行程更糟的是，我没带吃的出来，本来我们都以为我到布莱尔能赶上佣人的晚饭时间。吃了那顿面包和肉干午饭后，我就再没吃上一口东西，干肉渣还粘在我牙龈上。不过，七个钟头后在梅登黑德，我想起那个也觉得是美味了。这个车站不像帕丁顿车站有咖啡摊牛奶摊还有面包店，这里只有一个小卖部，还打烊了。我坐在行李箱上，眼睛被雾熏得酸痛，我擤擤鼻子，手帕都被弄黑了。有个男的看见我这样，过来对我笑着说，“你别哭啊。”

“我没哭！”我说。

他眨眨眼，问我叫什么名字。

在城里，调调情也不算个什么事，但是，这儿可不是城里。我没搭理他。去马洛村的车来了，我坐在车厢后面，他坐在前面，但他是对着我坐的——他花了大约一个钟头时间，对我挤眉弄眼。我记得丹蒂说过，有一次她坐火车，身边坐了个男的，拉开裤裆对她露阳具，还叫她握着它，她还真握了，他给了她一英镑。要是这男的叫我摸他的阳具，我不知道自己会怎样——是尖叫呢，还是望别处呢，还是去摸呢。

不过，我是去干大事的，才不要这一英镑！

话说回来，这样赚来的钱也很难花出手。丹蒂一直没敢拿出来用，怕她爸看见了就知道她出去浪了。她把钱藏在一面粉墙上一块松动的砖后面，在砖头上做了一个只有她自己知道的记号。她说，要等到她死的时候才会说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一英镑把她葬了。

这个男的一直盯着我看，要是他真的拉开过裤裆，我也没看见。最后他对我举了举帽子，下车去了。他下车后又过了很多个站，每个站都有人下车，没有人上车。沿途的车站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黑，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一棵树。外面也什么都看不见了，除了树，树后面是灌木丛，再后面就是雾，灰色的雾，不是褐色的。雾的上面是黑色的夜空。当树和灌木丛越来越稠密，当天黑得不能再黑时，火车最后一次停站，马洛村到了。

这里除了我没人下车。我是最后一个乘客。火车站员报了站名，然后过来帮我搬下行李箱。他说：

“得有人帮你拿这个啊，没人来接你吗？”

我跟他说本来是有人驾着马车在这儿等我，接我去布莱尔庄园的。他问我指的是不是来取邮件的车，如果是，那车三个钟头前已经走了。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你从伦敦来的吧？”他说，然后对坐在马车上张望的车夫喊道，“她从伦敦来的，要去布莱尔。我跟她说了，布莱尔的邮车已经来过，走了。”

“是啊，已经来过，走了。”马车夫喊回来，“三个钟头前就已经来了，又走了。”

我站在那儿，冷得发抖。这里比我们那儿冷。又冷又黑，空气闻起来有一种怪味儿，这儿的人呢——我不是说过吗——都是些粗声大气的傻帽儿。

我说，“这儿没有出租车可以送我一程吗？”

“出租车？”站员说。他又对那个车夫喊道，“要出租车哟！”

“出租车！”

他俩一直笑到咳嗽起来。站员掏出手帕抹抹嘴，然后说，“我的娘哎，在马洛村，要出租车！”

“滚开！”我说，“你俩都给我滚远点。”

我提起行李箱就走了，向能够望见一两点灯光的地方走去，我猜那应该是村子的中心。站员说，“喂，小丫头！我要告诉魏先生，看他会怎么想——你带着伦敦腔跑这儿来撒野——！”

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布莱尔离这儿有多远。我根本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伦敦远在四十英里以外，而且我很怕牛。

不过，乡下的路不像城里的，这儿只有四条路，最后都通向同一个地方。我开始向前走，大概走了一分钟就听到身后传来马蹄声和车轮吱嘎声。一辆马车停在我身边，车夫提起一盏灯，看着我的脸。

“你就是伦敦来的苏珊史密斯吧，”他说，“莫德小姐为你着急一整天了。”

他上了些年纪，名叫威廉英克，是李先生的马夫。他拿过我的行李箱，扶我坐进他身边的座位，然后就赶马出发了。车一动起来，迎面扑来的风让我发抖，他感觉到了，弯腰抓出一条呢毯子让我盖着腿。

从这儿到布莱尔大约有六七英里，他驾轻就熟，一边驾车，一边抽着烟斗。我告诉他伦敦的大雾——就算到了晚上这钟点，就算到了这地方，都还有些薄雾，又告诉他火车晚点的事。

他说：“伦敦就这样，大雾出名的，不是吗？你以前来过乡下吗？”

“没怎么来过。”我说。

“你在城里做女佣的吧？上一个东家家里好吗？”

“还不错。”我说。

“当小姐的贴身女仆的话，你说话还真不客气，”他说，“去过法国吗？”

我顿了一下，用手把毯子拉平。

“一两次吧。”我说。

“法国男人都是小矮个儿，是不是？我觉得他们都是小短腿。”

说真的，我只认识一个法国人——一个入室窃贼，他们都叫他德国佬杰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个子挺高的。但是，为了讨英克欢喜，我说：

“是有点矮。”

“我估计就是。”他说。

一路上很安静也很黑，我觉得这马蹄声，车轮转动声，我们的说话声，传过了空旷的原野。然后，我听到，就在附近，传来缓慢的钟声——那声音在我听来悲悲凄凄的，不像伦敦的钟声那么欢快。钟声响了九下。

“这就是布莱尔钟声，整点报时。”威廉英克说。

然后我们就沉默了，不一会儿到了一堵高高的石墙，我们沿着它旁边的路前行。很快，墙变成了一个大拱门，我看到门后面一幢灰色房子的屋顶，还有带着尖角的窗户，一半都被常春藤掩埋了。我觉得这算得上是个大宅，但没有绅士说得那么宏伟，也没他说得那么阴森。威廉英克放慢了车速，我正准备把毯子拿开，伸手去拉箱子时，他说：

“等等，亲爱的，我们还有半英里路呢！”然后，他对提着灯走出来开门的那个人叫道：“晚安，麦克，我们过去你就关门吧。这就是史密斯小姐，瞧，平安到达了。”

我以为是布莱尔的那个房子，原来只是门房！我傻眼了，什么也没说。我们经过门房，在两排光秃秃的黑暗的树木间行进，树随着路拐弯，下了一个斜坡，空气又厚重起来——刚才在开阔的乡村道路上，空气似乎清新了一些。这空气那么浓，我甚至能感觉到它粘在我脸上，睫毛上，嘴唇上，我闭上了眼睛。然后，湿气过去，我睁眼再看，路又爬升上来，我们已经离开了树木间的道路，来到一片沙石地上。在这儿，在一片浓雾中，突兀地矗立着一幢大屋，窗户不是黑着就是紧闭着，墙身爬满死气沉沉的爬山虎。一两根烟囱里飘着几缕纤细的灰烟——这就是布莱尔，莫德的大宅，以及从现在起，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