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局外之人（1/2）

我在堂伯父家里几个月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压抑的，甚至比在我姥爷家里更加憋闷。大家都不痛快。

最后，六月初，堂伯父终于下定了决心，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无州市福利院。当初无州福利院的人去我姥爷家，就是伯父带领他们去的。

无州市福利院是一座暗红色的三层的楼房，就在无州市汶河大道北侧，地点位于石家庄。这可不是江北省的省会，而是一个与之重名的小村庄。

福利院四周围着铁丝篱笆。屋前的院子很大，高低不平，有青草和冬青，以及一大片光秃秃的荒地，地上满是车辙，仿佛有许多卡车和拖拉机在上面来来回回开过。环形车道是煤渣铺的。房子的正面饱经风吹雨打，墙砖都开始剥落了，就像我们陶镇联中的院墙。

我的堂伯父和福利院的管理者，就是当初去我姥爷家里的那一男一女两位工作人员，坐在一间装修非常简陋的办公室里，详细谈了我的情况。

那个大约四十多岁的女工作人员，个子不高，长得很丰满，看上去有点像我的妈妈，所以我不免多看了她几眼。她把一个牛皮纸做的文件夹打开，放在办公桌上，取出了有关我的材料。

她一边跟我堂伯父说话，一边不时地查阅着这些材料。我没有费心思去听他们讲的话。虽然我知道，他们三个成年人正凑在一起商议，决定着我的命运。

我彬彬有礼地坐着。我当时穿着一套新衣服，衣服是很显眼的蓝色，这是几天前在陶镇供销社买的。

我的堂伯母已经有一个星期心神不定了，她带我去陶镇买东西，给我挑选了这套衣服，作为临别的礼物。

那天早晨，在给我们做早饭时，堂伯母无声地落了泪。她的脸上有一种使我感到害怕的病态的、憔悴的、女巫似的神色。她站在炉灶旁边，双肩耷拉着、耸动着。

我一句话也没说。我没有掉落一滴眼泪。

炸油条和煎鸡蛋的香味，以及我的伯母落泪的样子，使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我沉默不语，为即将到来的离别而庆幸。因为我知道，我必须离开。我已经成了人们的累赘。

我的堂伯母啜泣着。我无法安慰她。我知道，她是一个善良的人。她比我的姥爷更有涵养。即使她心里厌烦我，也一辈子都不会公然说出口来。

但是她没有和我的堂伯父一起，送我来无州市福利院。我猜想，她一定在家里偷偷地看着我远离，哭得泣不成声。

…………

他们三个人都站起来了。关于我的命运的讨论大概结束了吧！可是我对此漠不关心，仿佛不是讨论的我的事情。我现在回想我当时的心态，和加缪写的《局外人》里的主人公莫尔索非常相似。

《局外人》是法国大作家阿尔贝?加缪创作的中篇小说，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

《局外人》形象地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关于“荒谬”的观念；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

加缪的《局外人》通过塑造莫尔索这个行为惊世骇俗、言谈离经叛道的“局外人”形象，充分揭示了这个世界的荒谬性及人与社会的对立状况。莫索尔的种种行为看似荒谬，不近人情，实则正是他用来抗击这个荒谬世界的武器。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莫尔索的母亲去世开始，到他在海滩上杀死阿拉伯人为止，是按时间顺序叙述的故事。这种叙述毫无抒情的意味，而只是默尔索内心自发意识的流露，因而他叙述的接二连三的事件、对话、姿势和感觉之间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给人以一种不连贯的荒谬之感，因为别人的姿势和语言在他看来都是没有意义的，是不可理解的。唯一确实的存在便是大海、阳光，而大自然却压倒了他，使他莫名其妙地杀了人：

“我只觉得铙钹似的太阳扣在我的头上……我感到天旋地转。海上泛起一阵闷热的狂风，我觉得天门洞开，向下倾泻大火。我全身都绷紧了，手紧紧握住枪。枪机扳动了……”

在第二部分里，牢房代替了大海，社会的意识代替了莫尔索自发的意识。司法机构以其固有的逻辑，利用被告过去偶然发生的一些事件把被告虚构成一种他自己都认不出来的形象：

即把始终认为自己无罪、对一切都毫不在乎的莫尔索硬说成一个冷酷无情、蓄意杀人的魔鬼。因为审讯几乎从不调查杀人案件，而是千方百计把杀人和他母亲之死及他和玛丽的关系联系在一起。

《局外人》酝酿于1938年至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加缪26岁，此时他已在亲友的资助下完成了大学学业，专业是哲学。并且已经开始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戏剧方面，他不仅写剧本，还办剧团，甚至亲自登台表演。从希特勒上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加缪一直积极投入反法西思抵抗运动。1940年，他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巴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1942年。加缪出版了小说《局外人》，一举成名。完成时间基本上可确定是在1940年5月。

莫尔索的种种怪诞行为乍一看难以理解，但事实上，他才是活得最多、最充实、有着深沉本真追求的人。死亡前夜，他第一次敞开心扉，他觉得自己过去是幸福的，现在也是幸福的，他至死都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他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荒谬，但至死幸福。加缪评价说：

“莫尔索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着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

他早已洞悉这个世界的荒谬，“我不知道”、“毫无意义”两句话被他悬挂嘴边，“厌烦”则是他面对人事时的常态。莫尔索意识到世界没有意义，没有出路，认识到世界对于人的种种欲望漠不关心，认识到人同世界特别是人同社会这种不协调乃至对立的关系。

只不过他没有像柏拉图那样认为世界万物是“理念”的影子，那样过于虚幻；也不认同禅宗的生命“如露如电”，从而寻求涅槃寂静；更没有鲁滨逊的“经济人意识”，唯利是图。他热爱自然，渴慕自由，珍惜每分每秒，完全靠着自己现实的理性与实践精神支配着一切行动。

“大部分人总是表里不一，他们做的往往并非他们内心真正渴望的。他们都有一种群居意识，惧怕被疏离与被排斥，惧怕孤单无依靠。”

但是莫尔索却有意无意地要跳出这个世界的既定模式，保持和芸芸大众的距离，完全遵照内心本性，做一个冷眼旁观、我行我素的局外人。这种局外人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是情感生活上的局外人。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

这就是小说惊世骇俗的开篇。丧失亲人的打击，无疑是沉痛而惨烈的，可是他却以极其平静的口吻轻描淡写地叙述，仿佛事不关己，连时间也记不准确，让人十分讶异。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流过半点哀伤的泪水。

在草草地给妈妈守灵下葬后，他还急不可耐地去海滩游泳，看喜剧片，寻求肉欲刺激。女友玛丽问他是否爱她，他却把这个人们视为神圣的问题当成毫无意义的废话，绝对不肯巧言令色来搪塞女友。邻居雷蒙殷切地表示想与他交个朋友，莫尔索却回答“做不做都可以”，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其次是工作。工作是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获取荣华富贵的重要途径。基督徒认为工作是上帝赐予的使命，即“calling”，必须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可是，当老板提出要派莫尔索去巴黎设置的办事处工作时，身居偏远小城的莫尔索却拒绝了这个发展前景广阔的差使，回答说：

“人们永远无法改变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都差不多。”

这种不知好歹的答案让老板颇为扫兴。此前，莫尔索为置办母亲丧事而向老板告假时，明显觉察出老板脸色不好，他却无动于衷，认为“反正不是我的错”，而不像别人一看到上司脸拉长了便胆战心惊，惴惴不安。他的这一心态和契诃夫小说《小公务员之死》中因得罪上司而忧郁致死的小公务员形成强烈反差。“不关心”、“无所谓”的工作态度使他自觉跳出了以“鞠躬尽瘁”、谋取“升官发财”的滚滚红尘。

再次是死神，当他无意间错杀了那个阿拉伯人之后，无论是在身陷囹圄的漫长岁月里，还是在法庭上愤怒的审判声中，他保持了一贯的冷漠态度。人们的言辞无法引起他太大的关注，周围微末的事物却紧紧攫住了他的心。“我听见椅子往后挪的声音”，“我看到好些记者都在用报纸给自己扇风”，“尽管挂着遮帘，阳光仍从一些缝隙投射进来。”……

面对人们“义正辞严”的谴责，他继续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完全没有为了保命而讨好大众的媚态。在得知不公正的死刑强加于身后，他顽固地认为“自己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依然是幸福的”，“我希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的天性，但是莫尔索却等闲视之，不以为意，摆脱了死亡对他的困扰。

还有彼岸世界的局外人，当人们被现实当中形形色色的苦难压迫得无路可走时，便会寄希望于飘缈的彼岸世界，渴盼能有一个永恒的上帝来拯救自己，指引道路，并祈求肉体毁灭后能灵魂升天，永享安乐。

可莫尔索彻底否定这一绮丽幻想，不崇拜任何精神偶像。于是不论神甫怎样耐心劝导他皈依基督，虔心忏悔，他却不肯服从，并且坚信自己“对我所有的一切都有把握，比他（神甫）有把握得多”。

《局外人》以一种客观记录式的“零度风格”，粗线条地描述了主人公默尔索在荒谬的世界中经历的种种荒谬的事，以及自身的荒诞体验。从参加母亲的葬礼到偶然成了杀人犯，再到被判处死刑，默尔索似乎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冷漠的理性的而又非理性的存在着，他像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存在，又像是一个血红色的灯塔，具有高度的警示性。

小说中，威严的司法以某种荒谬的正襟危坐呈现，比如审讯几乎不集中于杀人案本身，而是想方设法将案犯妖魔化，把杀人者与母亲之死牵强附会。诉讼双方悄然获得某种置换，仿佛罪犯退出被告席而代之于法庭或检察官。小说结尾写道：

“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看，对我发出仇恨的喊叫声。”

就是这种不动声色而又颇具内力的语调，活现了一个惊世骇俗、对一切漠然的“荒谬的人”。而从“这一个”中，人们看到更多的人，乃至一个阶层或整个社会的不可理喻。那些与杀人没有关联的事情，最后却把莫尔索送上了断头台，这让莫尔索看到了世界的荒诞性，而在那个荒诞的社会中，人是没有发言权也不被重视的。在庭审中，莫尔索本想替自己辩白，但他的律师却告诉他：

“别说话，这对您更有利。”

由此，莫尔索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可以这么说，他们好像在处理这宗案子时把我撇在一边，一切都在没有我的干预下进行着。我的命运被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

然而，局外人现象的产生，无疑是由那个世界本身所孕育的，莫尔索的存在有其深刻的外部原因。本书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时期，西方世界正处于战争的恐慌之中，人们对社会充满迷惘，精神没有归宿。

莫尔索们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他们孤独、痛苦、冷漠，但又不甘于被现实的世界如此凌迫，于是他们变成了世界的局外人，自我成了自我的陌生人。他们以冷漠来反抗生活，却最终未能逃脱在命运面前的惨败，悲剧是注定的，但蔑视悲剧的态度却让他成了一名挑战荒谬的英雄。

在既定的社会准则下，人的命运是未知的，是不可控地被裹挟着的，要么异化，要么被审判，于是，想做个真诚地忠于内心的人还是做个随大流的人，是至今为止，很多人都面临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莫尔索。

可以说，局外人并不是指莫尔索一个人，而是许多具有相同生活状态的人的代表，莫尔索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作为一个人，他是特别的，但是普通却往往寓于特别之中，他的身上有着太多人的影子。为了进一步了解生活，了解从前的人或许也是我们身边的人，莫尔索的个人的世界也便成为一类人共有的特质，通过对莫尔索的探知，才能更加深入的认识“局外人”这种现象。

《局外人》整篇小说，都是选用一种与主人公性格一致的枯燥、呆板、闪烁的语言风格来连接全文的，作者选用这些超乎寻常的刻意追求的语言，来宣扬人生的荒诞和无意义。主人公在众人眼中是“荒诞”的，众人在莫尔索的眼中也是荒诞的。整个小说如同演一幕滑稽的小丑剧，所有的人包括观众都是荒诞的。加缪在这里为我们揭示了社会的丑态。

然而加缪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揭露这个荒诞社会的层面，他揭露荒诞的终极目标是指向人们对本真的追求。加缪荒谬论中一个有名的论点：

“人生没有希望但并不包含绝望。所以，要活得真实而不虚伪，就必须坚守下去，并不是不愿迂回，而是没有退路可走。”

莫尔索式的冷漠，具有积极反抗的基调，不失为一种大智大勇的精神，在精神上战胜了荒诞，获得了自由。加缪的自由是否定上帝后的自由，其结果是由人自己承担行动的责任，从而以挑战的姿态接受这个荒诞的世界，以现世对抗来世。

萨特曾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