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原 野 （三）母亲的管教（1/2）

我第一次逃课这么长时间，心里有些兴奋和小小的成就感，只是想起老师和我妈来，隐约有些担心。一连两三天在学校里，我都躲着老师的眼光，而且非常守规矩。拖了几天之后老师也没说什么，我祈祷着她忘记了。

几天之后的一个课间，老师又让一个班干部把我叫到了办公室。我走出教室的时候心里很紧张，不知道老师又打算骂多长时间再把我赶出去，但也还是咬了咬牙，敲了敲办公室的门走了进去，拿出一副赴死般的决心，径直走到了老师的办公桌前站好。老师却出乎意料地很客气，对我逃课的事情只字未提，只是拿出一张折成菱形的纸条递给我。

“这是给于明建的爸爸的。这次于明建的考试成绩非常糟糕，我要见一下他爸爸。但是我跟于明建说了好几次让他叫他爸爸来，他回家都没跟他爸爸说。”

听到这里我明白了，老师要说的事情跟我没关系，我放下心来。老师继续说道：“于明建的爸爸跟你妈妈是一个单位的，你去找你妈妈的时候顺便把这张纸条交给他。到收发室那栋楼，问收发室阿姨就行了。”

我顿时松了口气，感激地看着老师——她居然就这样放过我了？也不知道她是不知道我逃课了，还是不打算收拾我，反正她没提这事儿，也没有让我叫我妈来。我发誓一定完成任务，否则老师搞不好新帐旧账一起算了。

我妈妈上班的单位在旷野的另一头，是一个由罗列铺陈的十数个巨大工厂组成的汽车世界，远离城市和乡村，自给自足，有自己的法则和人情世故，自己就是自己的社会。巨大的厂区有用水泥和钢筋建起来的围墙，墙里墙外都是半人高的荒草。进了大门、路过一个很小的门卫室之后，要顺着一条两边堆满煤灰和金属垃圾的大路走上好几百米，才能穿过荒草地，走到工厂另一头的巨大厂房里。不过我去那个工厂从来不走那条大路，而是特别喜欢从荒草丛里趟过去。尽管每次都被战斗机一般盘旋俯冲下来的蚊子咬得半死，却还是喜欢一边摘着蒲公英、雏菊和狗尾巴草一边抓各种各样的虫子：毛毛虫、肉肉虫、带壳的、长翅膀的……之后一连几天我都得拿着清凉油不停地往蚊子咬出来的一排排的包上使劲涂抹，并且发誓再也不钻草窠了，可是却没有一次真的长了记性。

我拿到老师交给我的纸条，很认真地收在了书包里。中午放学之后我没有跟白子哥哥和云戈一起回家，而是去了我妈的工厂，高兴地穿过已经长过膝盖的草丛，到了工厂另一个大门口的收发室。收发室的阿姨姓纪，整个工厂里，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人一律叫她“纪姨”，我妈这么叫她，我也这么叫她。我从记事起就认得她，我上小学的时候她已经上了一点儿年纪，说话的口气十分和蔼，每次见到我都很高兴。

我到的时候，纪姨正趁着正午的阳光打着毛线，见到我立刻放下手里的活，笑着拿出烤熟的花生送给我，还问我在学校里有没有淘气。

我头都没有抬地说了句“没有”，觉得有点儿心虚，马上转移话题，拿出那张纸条：“纪姨，这是老师让我给于明建爸爸的。你认识他不？”

“认识啊！“

“那你能帮我找到他吗？”

“可以哦！”纪姨笑吟吟地拿起了电话，在号盘上拨了几下，问道：“请问于达广在吗？”

电话里清楚地传来“不在”的回答。

纪姨放下电话，说：“他可能要午休过后才回来。要不然阿姨替你给他行不行？”

我一直都喜欢纪姨。她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声音低低的、细细的，像哄小孩子那样哄着我。我从来没见过她像我妈妈那样发过脾气，她还曾经用工厂里用坏的厚橡皮手套剪了一副皮筋送给我，细细的剪得很均匀，连打结都打得很仔细。

听她这样说，我立刻放下心来，把纸条交给她，然后问道：“纪姨，我可以玩儿那个电话吗？”

纪阿姨笑眯眯地点点头：“但是听筒不可以拿起来哦！”

我开心地把书包和琴扔在了椅子上，趴在那个巨大的堆满了分类信件的桌子上琢磨起那部电话来。那是一部黑色的老式电话机，圆形的金属拨号盘带着使用多年的痕迹，缝隙里还能看到隐约的锈迹，塑料机身在不知道多长的时间里被不知道多少双手打磨得光光溜溜。我把手指逐个插进拨号盘的小孔，拨到头再松手，听着号盘“咔哒、咔哒”地响着转回来，开心极了。

这工厂的院子里一共有两个收发室，一进院门的那一个很小，周围也再没有其他建筑。那是一座红砖头盖的孤落落的小房子，歪歪斜斜地站在荒草淹没的小路旁，上面覆着瓦，并且有烟囱。屋子里面很小，墙壁和天花板上贴着报纸，因为冬天烧煤炉，报纸被熏得焦黑，即使在夏天也散发出煤烟的味道。纪姨所在的这个收发室在实验楼的一楼，比那个被孤零零地抛在院子另一头的小收发室大得多，也干净整洁得多。午休的时候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正午的阳光从巨大的窗户里照射进来，把屋子里的空气晒得暖暖的。穿着深蓝色工装、带着套袖的工人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屋子里充满了铝勺子在铝饭盒里刮来刮去的“哗啦哗啦”的声音和烧茄子、炖豆角这样的普通工人的各种午饭的混合味道，还有人们开心说笑的声音。有些人吃饭的时候喜欢从旧报纸上撕下一块儿来放在桌子上，把豆角筋或者鱼骨头之类咬不动的东西连同沾着的几粒饭粒吐出来放在上面，时间长了那一小块儿报纸就会被油水浸透。我闻着各种午饭的味道，觉得似乎也有些饿了，但还是抵不过好玩儿的电话的吸引。

过了许久纪姨突然站起来拦住了一个向里走的人。

“老于，有人找你。”

一个脸膛黑黑、身体壮实的中年男人站在收发室门口，纪姨指了指我。我马上明白这就是于明建的爸爸，立刻从桌子上爬起来站好。

那个男人瓮声瓮气地问我什么事儿。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那个中年男人又黑又壮的样子，觉得有点儿害怕。我嗫嚅着说：“我们班老师请您到她那里去一趟，还让我拿了一张纸条。”

男人似乎马上心里就起了警觉，问道：“纸条？什么纸条？”

我小声地说：“我没看，不知道。”

“找我什么事儿？”

“好像是于明建上次考试不好的事儿。”

周围看热闹的人顿时哄笑起来，仿佛故意笑那么大声似的，同时把饭盒凑到嘴边，用铝勺子使劲地刮着饭盒帮子，把上面沾着的最后一点饭粒和肉丁什么的扒拉进嘴里。有些动作快的人已经吃完，拿起桌上的保温瓶，倒上一饭盒底热水，然后拿起饭盒不停地晃着，仿佛刷饭盒似的，可是之后又把油滋滋的水全部喝掉，最后把勺子放进饭盒盖好盖子，用一只手捏着桌子上那块儿堆满了餐余的报纸的对角，在回车间之前最后跟旁人聊几句。

这情景让我觉得有点儿倒胃口，而且很害怕那块儿被油水浸透的报纸片儿会破开，里面的沾满饭粒和口水的垃圾会掉在地上。我很想赶快离开，也非常高兴可以完成老师交给我的任务，回去好交差。

那会儿我不怎么知道什么叫“面子”，我从桌上拿起那张折着的纸条递给于明建的爸爸，但他立刻把手缩到了身后，很敌对地看着我。

我顿时有点儿慌乱，害怕他硬是不要。我胡乱地把纸条塞进他的手里，转头抓起书包和琴飞快地跑掉了。我想，老师应该不会再找我算账了，谢天谢地，躲过这一劫。

一连几天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我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我老老实实地上课、练琴，尽量不惹事儿，即使在走廊里都低着头，省得看到阎捷挑衅的目光又忍不住想要打他，我还发誓再也不逃课了。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我照着我妈早上的嘱咐去了她的实验室。她跟不生气的时候一样没什么异常，让我在她那里吃了午饭，还照例问了问我最近练琴和写作业的情况。离开的时候，我本该自己回家，她却跟着我一起下了楼，还让我跟她一起走南门。走南门，就要路过纪姨的收发室，就回家来说有点绕路，这让我觉得有点奇怪。

一路上我跟在她身后小心地揣摩，不知道能有什么特殊的事情。我仔细地回想了从上次逃课到现在的每一天，似乎没有做过什么会让大人生气的事情。难道是上次逃课被她知道了吗？我这样想，心里有些不安，但又心存侥幸地希望不是因为这件事儿，毕竟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那条路很长，她一路上都走在我前面，没说话。走过了一半的时候，她突然停下了，转过身来看着我。我心里立时慌了起来，知道肯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听说前几天你来过这里找于明建的爸爸？”她口气幽幽地问道。

“是啊。”我随口答道。我不太明白我妈为什么问起这件事儿，却觉得放下心来。

她突然一步迈到我面前，冷冷地笑着，死死地盯着我。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在她盯着我冷笑的半分钟里，我甚至能清晰地感到我的汗毛是如何一根一根地立了起来。

“听说你挺横啊！一进门就大声嚷嚷‘谁是于达广’，那个什么纸条人家不要你居然还拽住人家不让走了？还硬塞给人家？连我们厂里的人都说赵师傅你女儿挺厉害啊，肯定是像你了…………”

我噎住了，不知道该怎么接我妈的话茬，我记得事情明明不是这样的。我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妈，不知道这些话是谁告诉她的，更不明白他们传给我妈的话怎么变成了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给自己辩护，张口结舌，委屈、愤怒，眼泪大颗大颗地掉落下来。学校里的人惹了我，起码我还知道应该恨谁、应该找谁算账，这次却不知道到底是谁缺德捣鬼。

我的态度在我妈眼里成了默认，或许还有畏罪，她立时恼怒，大声骂道：“哭？你还有脸哭？还挺委屈是吧？真没发现你还这么横啊？都谁教的？”她骂了一会儿，停了一下又说道：“你现在跟我去收发室，当众向人家道歉。”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心里窝满了想要杀人般的疯狂愤怒，却不敢反驳我妈的命令，也不知道就算我真的有一把刀，我该去杀谁。

“你说，到了那儿怎么跟人家道歉？”

我说不出话，也不想说。

“说！怎么跟人道歉？”她陡然提高了声音，几乎是咆哮着吼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