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恐怖算盘（1/1）

王计财常年手上掌握的两件宝：一件是算盘，一件是秤。成天算盘珠子拨的“哗啦”叫，秤砣摆的“吱吱”响。人们每日扛着锄头、犁耙路过生产队办公室门口，远远就能听到王计财拨打算盘珠子的响声。他给人们算计工分、算计口粮、算计各家分红报酬，算计春天下多少种子、秋后打多少粮食，算计的如天文学家一样精确。对于每亩玉米地春天播撒多少玉米种子，秋天能打多少玉米颗粒，误差仅在一个玉米棒子上下。人们说“凡职业皆成性格”。时间一长他与人相处也总带着这个算盘，不过这个算盘蓦然就化为无形，藏在腹中了。人们听不到算盘珠子响，却能感受到那只无形的手在迅速、机敏、干脆、利落地拨打着算盘珠子，答案一会儿就会浮现在他的脸上。那张干瘪瘦长、颧骨突兀的脸上变幻莫测的复杂表情常常会给村里人心理上带来某种极度的忧虑和困惑。因而村里人给其取了个外号叫“鬼算盘”。

黄岭村总共有多少亩土地？坡地有多少？平地有多少？都在王计财心里装着。哪些地适宜种玉米？哪些地适宜种谷子？哪些地适宜种豆子？都是王计财一人说了算。春天播种时哪块地下多少种子就够了？坡地下多少？平地下多少？半坡半平地下多少？以及哪一块地秋后能打多少粮食，除了发生大的灾害外，到了秋天收割完毕每块地的收成出入仅在二市斤上下。其准确的程度无不令黄岭村的干部社员们惊叹折服！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样年复一年，年代一长，生产队的干部们就对这些春种秋收的粮食数字不再操心了，就听王计财的一句话。由于每年到了秋收季节大堆的粮食收割起来堆在地里，都要过秤计算重量，那粮食堆在地里一大堆一大堆的山一样，人们习惯围拢着一大圈人来猜测这每堆粮食的重量，大家都猜完之后，开始过秤计算，看看谁猜的对？结果只有王计财一人猜的准确。后来，这粮食无论是玉米地里掰下来的玉米棒子，还是打谷场里堆积的谷子、豆子，人们习惯了还是先让王计财来看一眼这一堆有多少？都想测试欣赏一下王计财的这一高超本领，等着王计财看完之后再开始过秤计算查看结果。王计财走过来围着这对粮食前后左右看看，就亮出他猜的数字，每次误差仅在二斤上下，有时竟能准确到一斤不差。人们不禁齐声惊叹！简直成了神了！再后来遇到不方便带秤的时候或者数量太多，过秤太麻烦的时候就让王计财来看一眼，随后就以王计财肉眼测出的数量入库入账。就这样如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王计财的两只眼就练成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了。

因而这次与石碾子村的汉子打赌那车西瓜，对于王计财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只是这二愣子不知道，但知道的人又看到王计财在场，谁也碍于面子不敢给这石碾子村的汉子一句提醒。因为这王计财一来，分明就是黄鼠狼来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他是诚心要算计石碾子村汉子的这车西瓜，谁敢阻挡他的财路？因而这石碾子村的汉子这次等于一只老鼠迎头撞到猫怀里了，不倒霉才怪呢？

王计财的算盘珠子打得令黄岭村的人心惊胆寒！黄岭村的百姓们黑夜睡觉都在作噩梦，都被这算盘珠子的声音惊醒！因为这算盘珠子的响声里，决定着每个人流血流汗、辛勤劳作一年的成果——工分数量。而这工分数量则决定着家家户户、一家老小生活养命粮的多少。而黄岭村的人把王计财手上的那本账本戏谑地称作“生死簿子”。

因为黄岭村每个人的劳动工分是多还是少，全在会计的一句话。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分配制度下，工分多口粮就领的多，工分少口粮就领的少。而每家每户劳力多一些的人家就相对领的口粮多一些，而劳力少的人家，领的口粮就少，而对于那些人口多劳力少，家里还有老弱病残的人家能分到的口粮就更少了。而按照我国现在的法律规定，每个公民都有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的义务。在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生产方式里，全家人都是平等的，劳动力就负有一种养育家庭老人子女的义务。而且各家有各家的生活方式、挣钱门道，只要不违法，一切收入都是合法的。然而在人民公社化的大集体里，只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劳动力对于年老幼小的人口不负有任何义务。本来粮食产量就很低，到了年终分配粮食拿工分一核算，粮食大多分到那些劳力多的人口身上了，而老人妇女儿童能分到的粮食就非常稀少。而且生产方式单一，所有农民全部禁锢在土地上，而且在那些极左思潮的影响之下，村民们上地种田背后都有大批公社、县里下乡干部监督劳动。这些人们根本不到地里踏一个脚印，就是成天站在村里大街上高声吼叫，训斥老百姓，驱赶村民们进田地里劳动。而他们白天不劳动，晚上就召开全村社员大会讲大道理训人。村民们白天劳作一天，已经筋疲力尽了，到晚上还得参加社员大会听这些下乡干部的训话。而这些下乡干部官架子摆的吓死人，农业知识则一窍不通，于是就乱出点子，瞎指挥，村里人不听他们的还不行，听上他们的常常在春种时下错种子，一耽误就是老百姓的一年农时，到秋天打不下粮食就得饿肚子了。而他们弄错了一甩手走了，遭殃的都是老百姓。而且这些人，老百姓谁敢和他们顶个嘴？真敢这样一次，那就闯下大祸了！因为反对他们就是反对人民公社，就会被逮捕法办。而他们在老百姓家派饭吃，老百姓饿着肚子还必须想办法借来给他们吃好的、喝好的，否则就得罪下阎王了。村民们谁家今日要有个头疼感冒或妇女们来个例假不能去地里干活，还必须得让他们批准。他们如果不批准，就只好挺着病体爬到地里了。否则，就会被叫到大队训斥、扣工分、甚至挨批斗，搅得一家不得安宁。

而在这人民公社化时期老百姓要想活命只有一种谋生方式：那就是老老实实爬到地里种田劳动，不准做生意，不准贩卖各种农副产品或百货、服装商品，或者搞什么小修理、小加工、小工厂私自收费等等，也不准个人家饲养牲畜，这些一律被排斥为资本主义、投机倒把。一旦抓住，轻者没收一切收入戴高纸帽子游街示众，重者则逮捕判刑蹲大狱。而且种地必须是种集体的地，个人不许私自上山刨小块地，宁可看着老百姓饿死，也不准老百姓上山刨一小块地种点粮食蔬菜充充饥。而当时的极左政策口号就是：“能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因而村民们有其他才能想挣点钱养养家，补贴一下生活，却根本无法施展。因而那些家庭人口多劳力少甚至有老弱病残的人口的家庭就挣扎在贫困饥饿的死亡线上。有的人家有在外面上班工作的，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没法子维持生活就只好辞职回家当农民种地，来养活全家。

黄岭村人一听到王计财算盘珠子的响声就惊慌心悸，这样的时刻每年至少有两次：第一次是秋后工分算账。

每年的秋收季节，本应是庄稼人最开心的季节，最兴奋激动的季节。他们头顶烈日，汗滴黄土，风里来雨里去，辛勤耕作一年，终于将一粒粒种子培育成硕果累累的金色收成。他们吞糠咽菜大半年，终于盼到粮食成熟了，可以吃到新粮了。然而，对于黄岭村的庄稼人来说，面对这金灿灿的粮食却充满了忧虑，而且越接近粮食成熟，他们的心就越揪得紧了。他们私下常常议论的一句话就是：“咳！轮到咱嘴里还不知有几颗呢！”当时时兴的一句话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多剩少才是自己的。”

粮食一收完打倒，每家每户的工分计算分配口粮就开始了。也就是决定家家户户来年命运的时刻到了。每家每户每个懂事的人口就开始提心吊胆地等待着王计财公布他们自己家的工分数量和粮食分配的数量。等到他们获知了自己的“判决”结果，一家人挑着扁担箩筐将那些带壳带皮的粮食挑回家时，小孩子们高兴地活蹦乱跳，手舞足蹈，他们高兴，不用饿肚子了，家里有粮食吃了。然而大人们却眉头紧锁，郁郁寡欢。因为这点粮食与他们辛苦一年，等待一年，期望的差距很大，与他们一家人一年糊口的粮食差距很大；然而，就这点粮食还并不都是他们自己的，其中有一大部分是要交出去的公粮任务。因而这是黄岭村人第一次听到王计财算盘珠子响声惊悸的时刻。

而第二次算盘珠子响声给黄岭村人的影响就更加恐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