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话:宦官乱政（2/2）

李训等人去了很久，回来报告说：“那些甘露好像不是真的，不宜对外宣布。”

文宗此时回头命令大宦官仇士良、鱼志弘再去查看，二人遵命前往。到这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但当仇士良等走在途中，他们却发现了问题。带路的韩约紧张得满头大汗，随着一阵微风吹来，藏在帷幕后的甲兵忽隐忽现，这使得仇士良等人立刻意识到对自己不妙，迅速返回大殿，并将文宗抬进宣政门，将大门紧紧关闭。

之后仇士良命令五百禁军上殿讨贼，见人就杀，文武大臣六百多人，死于阉宦刀下。接着宦官又派遣骑兵全城搜捕逃亡之人，使得长安城血流成河，参与诛杀宦官计划的许多大臣都被满门抄斩，受牵连而死的人有一千多人，这就是所谓的甘露之变。

在宦官与官僚士大夫的斗争中，士大夫们不畏艰险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们的力量与宦官的实力相比，相差甚远，因此他们力图打击阉宦、恢复皇权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更严重的是，这种斗争极大的消耗了内部的力量，国家正常的统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地方割据势力更加有恃无恐，唐政府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唐文宗死后，唐武宗继位，改元会昌，在宦官仇士良的拥立之下，经过派系斗争而继位。唐武宗重用李党首领李德裕，削减仇士良的权力，李德裕在执政期间，中书省的职能作用发挥较好，因而宦官的势力被削弱了。对于宦官也有诸多不满的唐武宗，没有像唐文宗那样，采取极端措施来进行解决。而是吸取唐文宗失败的教训，改用阳为尊崇，实则逐渐冷淡的手段。

宦官仇士良见武宗日益亲重李德裕，害怕宦官失去权势，便散布流言蜚语，称宰相与度支商定，要削减禁军衣粮和马草料等费用，想要以此激怒禁军闹事。李德裕闻讯后立即向唐武宗面奏此事，唐武宗很愤慨，唐武宗拿出了君主的作为，遣中使到神策左、右军去宣布御旨：“此事纯属谣传，一切都是朕的安排，无关宰相之事，尔等不得信口雌黄。”将士们被震慑住了。

仇士良的阴谋被揭穿以后，只好惶恐地向唐武宗谢罪。在仇士良的阴谋被挫败后，唐武宗没有乘势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而是将他提升为观军容使，以领神策左、右二军。名义上得到了升迁，实则却被剥夺了对禁军的控制权。仇士良明白唐武宗对他的态度，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妙，以退为进，以身体有疾病提出了辞职。唐武宗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辞呈，将他改任为内侍监。

内侍监没做多久，基于大势已去，无东山再起的希望，仇士良被迫辞职。唐武宗对外击溃回鹘乌介可汗及其部众，对内平定泽潞镇叛乱，在位时期藩镇降服。唐武宗一连串振兴朝廷的政绩，史称会昌中兴。唐武宗重视道教，禁止道教以外的佛教、景教等，故在佛教史上列为三武灭佛的其中一位称号武字的君主，又称为会昌灭佛。

唐武宗是唐朝第十六代皇帝，在位的二十六年中，他最重要的政治业绩之一就是打击佛教寺院。他下令，除长安、洛阳等保留规定的少数佛寺外，其余的寺院一律拆毁。

此举计毁了大中型寺院四千六百所，小庙宇四万所；二十六万多僧尼被迫还俗，寺院的所附奴婢十五万人被解放，数千万顷教田被没收，此后佛教势力受到惨重的打击。

唐代后期，由于佛教寺院土地不纳税，僧侣免除赋役，佛教寺宇经济过分扩张，损害了国库收入，与普通地主与存在着矛盾，因此唐武宗决定灭佛，以解决财政困难。

在唐代，自太宗、武则天、睿宗以至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几乎每朝都有反佛的人士，有时意见十分激进，韩愈甚至提出了灭其人，庐其居，火其书的主张，但灭佛的事并没有发生。

李忱是唐宪宗的第四子，把帝位让给了他的侄子文宗。文宗死后，武宗疑虑有他谋，乃密令中常侍四人擒宣宗于永苍，幽禁数日。在宦官仇公武的协助下，李忱逃出了宫门，隐身于佛门。

为了查杀李忱，武宗做出灭佛的决定，而李忱即位后，马上大兴佛教，其原因可能也在于此，佛门曾在他危难之际收藏了他，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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