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师85宗师对决（1/2）

宋代女子的嫁妆和继承权

被迫为女儿筹备实物嫁妆的风气从宋朝初期开始增长。

到11世纪中期,这事情看起来表现为：嫁女比娶妇要花更多的钱财已成理所当然<a href="http://xs.com/19820/" target="_blank">盛宠军婚,霸爱小妻TXT下载</a>。比如,范仲淹在1050年为义庄制订支出的规则时，划出30贯钱为嫁女时使用，儿子娶妇则为20贯钱。

而嫁妆的走高不久便达到不得不借债为女儿办嫁妆的程度。比如，苏轼自述他借过200贯钱资助一位女亲戚出嫁。

嫁妆的走高并不限于富家或官宦之家。

有人观察到南方的边远地区,十四五岁的穷姑娘们已经开始干活赚嫁资,这样家庭就不必为她们操心那笔费用了。判官看到既无财产又无功名的父母将给女儿一块地做嫁妆的一部分,丝毫不感到惊讶,一个案例涉及到一户不识字、有儿子的家庭，但不妨碍他的姐妹得到一块山地做嫁妆。

有些宋代官员感叹办嫁妆花费太大,以至于有的姑娘不能结婚。一位官员甚至把杀女婴的原因归结为负担不起过高的嫁资。侯可(1007—1079)任华成(四川)县令时发现很多未婚的老姑娘，因为“巴人娶妇，必责财于女氏。”他的办法是按照家庭财产设计一个适当的嫁资指标,并宣布，超过规定数量的将受罚。

嫁妆费用的增多无疑是士人阶层重视缔结好姻缘的副产品。嫁妆在别的社会也有走高的情况，原因显然雷同。通过提供可观的聘礼给未来儿媳的娘家，男人便可以使带着可观的嫁妆的新娘来到自己家；然而，她娘家的财产并没有增加，因为新娘的父母会用男家送来的聘礼做嫁妆。相比之下，嫁妆却直接从一个父系之家转移到另一个父系之家，因而在男家眼里，联姻一事很有吸引力，令人鼓舞。尽管新郎的父亲没有任何控制儿媳嫁妆的权力，甚至他儿子也得在妻子允许时才能用它，但是儿媳的嫁妆终究要传给孙子孙女。对一个最终将把家产分割给几个儿子的家长说来，这种好处并不是无足轻重的。

女儿们的家长愿意投资于嫁妆，因为财产因素卷进去以后，姻亲关系会变得更牢固。新娘的父母花费大笔钱财把她嫁出去以后，可以指望从女儿、女婿和外孙子那里得到更多的帮助。袁采劝告殷实之家可以把财产分给女儿一些，因为今后如果发现儿子不中用，二老便可投靠女儿，甚至可以依靠女儿送葬、祭祖。嫁妆加强了姻亲之间的纽带，因为它可以在长时期里成为双方的共同财产。就像分家以后的兄弟可以共同担任墓地和祠堂的继承人，从而彼此牵制一样，姻亲可以通过分享嫁妆体现的共同利益保持他们之间的联系纽带。

妇女在传记资料里经常因为无私地处置嫁妆而受到表扬。比如，11世纪初，出生于富裕官宦家庭的赵氏（1008—1039）与17岁就通过了省试、成为家里第一个当官的某男子结了婚。按照她的传记的记载，当时丈夫家很穷，赵氏为自己有这么多私人财产感到很不舒服，因此把嫁妆悉数捐出，充作家庭公产。

女人死后，嫁资一般传给丈夫或子女，但是有些女人明确表达了怎样处置嫁妆的愿望。例如，赵氏在病榻上对女婿说：“吾奁箧中物皆嫁时资。未尝更置一物以自奉。吾此意亦欲遗诸子孙。”（这意味着不只给她自己生的子嗣）丈夫接受妻子嫁妆时还可能牵连到情感方面的问题，即不能用亡妻的嫁资做她不同意的事。曾有一个男人不得不用妻子留下的钱为她办佛事，因为当他用她的钱买妾时，亡妻就扮成鬼跳出来给他捣乱。

宋代的嫁妆是一个相当特殊的财产种类。嫁妆并不是单独注册在妻子名下的产业，官府要求财产都要以户为单位登记在男户主名下，不管实际上他是否活着。然而，还要把女人嫁妆里的产业明确地标示出来，这个事实关系到对它的恰当使用，不仅女人有生之年有权掌管它，而且还与确立的所有继承人有关。

法定“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但妻子的诉求比照丈夫说来是很弱的。法官有时会援引奁田属于夫妻共同管理的条款，但是妻子能否轻易阻止丈夫不再为了双方有争议的目的使用那块地，是很可怀疑的。丈夫侵吞妻子的财产却很容易。

妻子们不能从法庭得到保护是因为她们不具有起诉丈夫的法律身份。丈夫是妻子的法律代言人，或者说，中国的法学家创造性地认为婚姻把夫妻联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