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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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鲲鹏馆”项目经过一番吹风、预热，又有廖志国的调研、视察作呼应，很快在阳城引起关注，社会反响相当热烈。

反响热烈的首要原因，自然是媒体宣传铺天盖地。

廖志国每天早晨起床后有听广播的习惯，阳城电台从黄一平这儿获此信息，且掌握了大致作息规律，便有意在此时段开设专题。因此，每当廖市长晨起打开收音机，大多会听到与“鲲鹏馆”相关的内容，或是主持人在侃侃而谈，或是听众在参与交流讨论，所聊话题无非阳城文化与体育设施如何陈旧、匮乏，打造文化大市如何急需相应硬件、平台，等等，节目编排搞得煞是热闹，而且所言正合廖志国所思。

电视台的“他山之石”系列报道，取材范围原本只是计划在省内及长三角地区，可几期做下来，一方面黄一平及时转达了廖志国的表扬，全台上下受到莫大鼓舞。另一方面，专题组成员觉得有必要放宽视野、扩大范围，以便借此机会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于是，他们修改了原先呈报上来的报道计划，在南起海南三亚、北至冰城哈尔滨、西达雪域高原的广大范围内，增加了很多著名旅游城市，就差没把埃菲尔铁塔、悉尼歌剧院放进来。

最为生动、也最具深度者，是阳城日报上搞的那个“文化阳城建设大家谈”讨论，引发了阳城广大市民、尤其是文化名流们的积极参与，成为多年未见的一大盛景。

说起阳城的文化名流，那真是这座城市的一批活宝。都说阳城是历史文化名城，其实真正考究下来，建城仅仅千年出头的一座城市，所谓历史积淀不过尔尔，切实具有价值的名家遗存也很有限，只是由一班热衷于民俗民风、地方史志的老人，前赴后继、生生不息地一番奔走呼吁，才使舆论受到左右，令阳城人自以为是、误以为然。这些名流，大多是退休的学校老师、地方志编审、报纸记者之类的文化从业者，在职时就喜欢舞文弄墨、热议时事，退休之后虽已赋闲，且多在八九十岁的高龄，但依然不顾老态龙钟，不甘寂寞，继续为报纸、电台上的“豆腐块”工程添砖加瓦。他们所著文章，其实本无太多原则，而是专以钻牛角尖、抬杠为己任，特别愿意与政府部门的主流声音较劲。前些年，针对旧城改造中的大拆大建，名流们便以保持城市文脉为由，群起大唱反调。无奈，当政者只能装聋作哑，而且有意封锁阵地，这帮人一通乱拳打在棉花堆上，偃旗息鼓之余不免耿耿于怀。如今，报纸上忽然提出文化建设这个话题，自然触动了他们心中那根敏感神经。可是，此文化与彼文化并非一回事，廖志国的意图更非要和前任唱反调，这就需要循循善诱、巧作疏导。因此，黄一平建议报纸总编，派出多路资深记者主动上门，采取个别访谈、各个击破的形式，请名流们按照既定思路发言。此举，虽然有点变相绑架的意思，却也终将他们脑子里那根筋给扭了过来。当然啦，这些人说了也不白说，报纸刊登了署名文章、大幅照片，当即奉上高额稿费，日后评奖还有一份精美礼品，哪里还会计较是否合乎本意。

任何一位地方当政者，都不敢小看这批文化名流的作用。一部阳城近现代史充分说明，无论什么事情，只要让这批人参与进来，无事一定成为有事，小事一定成为大事，有时坏事与好事也会因之相互转化。原因只有一个：这些人既是民意的风向标，又常常反过来影响与左右民意。

所谓民意者，民间声音之主流、大潮也，有时表现为多数人的意见，有时则表现为少数人的强音。在阳城，多数情况下，民意往往表现出这样几个特点：要么喜新厌旧，要么极端怀旧；这山望着那山高，锅里煮的永远胜过碗里盛的；跟着感觉走，尤其跟着反对派的声音走。

就拿眼下的“鲲鹏馆”工程来说。对于此项目本身，民意起初并不十分关注，因为那样一个莫须有的东西，与千家万户的锅碗瓢盆委实无甚关联。可是，既然那帮七老八十的文化名流讲话了，立即便显得事关重大，成为普通市民话题的中心。就关注内容而言，名流们或许多少还关心一点做什么、怎么做、为何做，民意则主要关注何人在做。按常规，一个刚刚上任的新官，就像蜜月期中的媳妇，多少会让人充满期待与遐想，大众更多地抱着新鲜与好奇感。何况，多数情况下，普通民众未必能够理解政府决策、官员能力之类的内容，或者即便感知了也形不成什么主流意见。相反，倒是那些为数不多的反对派，因为善于表达意见率先发言，容易形成对大众舆论的引导甚至诱导。上述那些文化名流，就属于这种少数反对派，却由于其经常表达着与政府相左的声音，因之而成为民众眼里的代言者，左右民意自在情理之中。

通过掌控文化名流的话语导向，达到左右整个社会民意的目的，需要具有高超的智慧与技巧。此前五年间，黄一平跟随足智多谋的冯开岭，基本谙熟了这一妙招。现在再次运用起来，完全已经达到收放自如的境界。

民间舆论发动起来了，市级机关马上跟进。为此，除了新闻媒体上的大肆宣传外，有关部门牵头组织的两场报告会，效果也很显著。

前些时，黄一平召集新闻、宣传及相关主管部门，商量有关“鲲鹏馆”的吹风、预热，文化、广电、体育等几个部门主动提出，组织省内专家、学者给机关干部搞点专题讲座。廖志国一听，深以为然，当即要求黄一平以他的名义负责协调，由机关工委牵头上述部门共同参与，名称由讲座改为学术报告会。首场报告会，邀请了省社科院院长主讲，题目是《城市文化与城市建筑》。对于一场普通的报告会，众多机关干部本没有当回事，可是廖志国却极为重视。他授意黄一平与机关工委商定，专门印制了对号入座的入场券，提前发了通知，明确了处、科级及普通干部的参加比例，要求不得迟到早退、有事必须请假，等等。规定时间一到，廖志国不仅早已亲自坐到台下的听众席，而且指令机关工委对照座位清点人数，并当场要求各单位主要领导说明并追查缺席者去向。这一来，那些人数不全的部委办局一把手慌了，又是打电话，又是派人找，或者赶紧通知来人补缺，还得考虑会后如何写书面检查。

廖志国此举，一来是抓了会风，二来也是给一向慵懒的阳城官场敲了“惊堂木”，施了“杀威棍”。果然，等到第二场报告会时，整个机关礼堂座无虚席。那些坐在台下洗耳恭听者，心里不禁暗暗嘀咕：这个廖志国，还真是个不按常规出牌的另类市长哩。

前边说过，廖志国曾经收到一则短信，是反映阳城官场规律的两个小段子。那两个段子，说是玩笑却又并非完全玩笑，实际上符合人们对官场、官员的认识与理解。本来，在多数人看来，廖志国上任伊始，怎么说也得有一年半载的观望、适应期，大家也乐得借此休养生息，既熟悉一下这个新市长，也思考一番如何才能贴近上去。然而，“鲲鹏馆”计划一出台，很多人幡然醒悟：廖志国这位新任市长有别于他人，此举意味其将提前开劈三板斧、点燃三把火。这样一来，持观望态度的那些人，就有些坐不住了，而其中某些嗅觉灵敏之徒，更是兴奋异常，感觉机遇将临，遂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起来。说白了，守株待兔对有些领导适用，对廖志国这样的领导可能就不适用。何况，此前关于廖志国视察规划局、百般羞辱于海东的故事，在机关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诸多因素综合考虑，敲山震虎、杀一儆百这个浅显道理，想必大家都懂。而一步迟、步步迟这个金科玉律，阳城官场诸公更不陌生。

熟悉官场的人都知道，像廖志国这样的外来领导，初来乍到，大家对他不摸底，也很难马上找到接近他的路径。加上，其人性格直率，行事作风疏朗，初到阳城就说了许多狠话，定下多少清规戒律，诸如不吃请不收礼啦，不搞同学同乡那一套啦，不在宿舍里接访客谈工作啦，等等，弄得大家更不敢轻易近前，甚至有些胆战心惊。俗语说“老鼠搬鸭蛋无从下手”，不光因为老鼠爪子小、力气寡，也是由于鸭蛋本身缺少抓拿，没有下手之处。现在，既然廖志国开始搞所谓“鲲鹏馆”了，自然就让那些有想法的干部，找到了下手、抓拿之处。

“鲲鹏馆”项目社会反响之热烈，除了沸腾于新闻媒体、民间议论之外，也还通过各种途径直达廖志国跟前。刚到阳城上任，廖志国承袭了阳江市府的做法，专门开设了邮政、网络渠道的市长信箱，令早已流于形式、形同虚设的市长热线电话恢复正常。因此，对于他的“鲲鹏馆”计划，就有好多群众来信来电，或是表示热情支持，或是积极出谋划策。来信者中，既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文化名人等社会贤达，也有普通机关干部、市民群众。其中，竟然就有某文化名流提出：阳城乃古代鲲鹏之城，如今正当跨越腾飞之时，要么不建，要建就要建设具有鲲鹏展翅般气势的伟大工程，如此方才顺时势、合民意、具时代气息！这篇文章，迅速在电台、电视和几家报纸上相继报道出来，正好为“鲲鹏馆”其名的出笼做了铺垫。

对此，廖志国表示满意，说：“嗯，不错，领导人的设想、规划能够和群众呼声如此吻合，这才是真正的民心工程、民生工程、民望工程！”

其实，那些热情洋溢的来信，大多系文化、体育部门和新闻单位刻意组织，而黄一平更是真正的幕后总策划。

26

黄一平突然成了大忙人！这种局面，本在预料当中，却又比预期的来得更早、更猛些。

星期天，廖志国照例回了老家阳江。下午，汪若虹陪小萌在房间做作业，黄一平独自在客厅看电视。时下电视节目也是奇怪，平时没空坐到电视机前，煞是羡慕那些有闲阶层，整天拿只遥控器，把个电视荧屏折腾得没一刻安顿。可是，现在好不容易自己有闲坐下了，洋洋洒洒一百几十个频道，竟没一个看得下去的节目。

正当黄一平与遥控器相持不下的当口，手边的电话响了，是文化局长孙健的声音：“黄老弟啊，忙吗？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公务，我想邀请你们全家聚一聚，两家人好久没在一起吃顿便饭了，不知赏光否？”

有空没空自己当然十分清楚，可黄一平还是故意犹豫一下，说：“本来有两个应酬，全部给推了。不图别的，就想清静半天。这样吧，既然你老哥相邀，我征求一下你弟妹她们的意见。”

说着，举着电话进到房间征求母女两个意见，得到积极响应，马上回复孙健说：“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

放下电话，还是言不由衷感叹一声：“唉，难得一个休息日，也不得清闲。”

就这么一个电话，刚刚还烦躁不安的心绪，立马就平静下来。黄一平不禁哑然失笑，心想，重回市府办才不过四个多月，竟然这样快又回到老路了。其实，他很清楚，像他这种长期混迹官场、身处权力中心的人，一般都有个癖好——说得文气点是耐不了寂寞，说白了就是闲不住。平常，在外边忙碌应酬惯了，整天吃饭喝酒开会，就连电话也难得有三分钟的空闲，因此总是抱怨太忙，似乎热切希望能得一时之闲，好好享受一番清静时光。可是真到了这种休息日，清闲一天半日了，内心却又特别难受。用汪若虹的话讲，就像屁股底下垫了钉板。女儿小萌比喻得更形象，说爸爸没事在家，身上有一百条毛毛虫在爬。如是，孙健的这个电话，可谓正当其时。不过，黄一平心里也有数，孙健这饭肯定不是白吃，即使没有鸿门宴的意思，十之八九是有事相求，而相求之事，无非与“鲲鹏馆”有关。

晚上，两家人如约在城郊一家高档酒店燕翅馆落了座。由于两家大人小孩都熟悉，彼此也没有那么多礼数，菜式、烟酒、饮料等等悉数随意，气氛非常轻松自然。

三杯茅台下了肚，孙健借着点酒劲儿，果然就来了个图穷匕见——他想在“鲲鹏馆”筹建办谋个职务，最好是常务。

“老弟你也知道，文化局说起来重要，其实却是个冷板凳，哥哥我在这个位置上也有六七年了，如果再不找个机会挪挪，恐怕只能终老此职了。这么多年来，我的情况你也知道，就是一个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现在，如果能够利用这个项目在廖市长那儿讨个公道，也许还有点翻身的机会。再说，这个场馆本身就是文化项目，我参与进来名正言顺哪。”孙健说得情真意切。

黄一平听了孙健的话，心里自然有数。若是放在早先，他对孙健目前的处境也许体会不深，可现在经历过那场风波，亲身体验到官场斗争的残酷无情，已然感同身受颇有共鸣。

说起来，孙健这个秘书出身的局长，确是阳城官场政治角斗的一个牺牲品，且是那种吃饱了哑巴亏的特例。

当年，省国土厅印老厅长担任阳城市委书记，孙健跟在他后边做秘书，深得其赏识与信任。后来，印老厅长与市长洪大光争斗惨烈，前者落败调到省里担任国土厅长，后者升任市委书记。本来，领导败退，秘书落难，天经地义。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孙健不仅未受牵连，反而提拔为文化局长，算是受到重用。乍一看，洪大光对孙健如此安排，表现得相当大度，显示出不计个人恩怨的开阔心胸。在官场，很多领导与秘书之间，犹如师生、师徒一般，一朝为主仆终身如父子，跟了哪个领导就算是入了其门下。孙健跟随印老厅长多年，彼此之间无论公务还是私情，都不是一般的默契。现在，印老厅长败走省城，洪大光以胜利者姿态入主阳城市委，没有将你孙健打入十八层地狱，就已经算是非常人道与客气了。相反，人家洪大光上任后首次调整人事，便亲自提名孙健主政文化局，进入政府组成人员序列，升了官职掌了实权。这样的举动，不要说孙健，就是印老厅长也感觉震惊，机关上下更是大呼意外。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洪大光这种安排的真实用意，却又慢慢显现。不错，洪大光当初是没有考虑个人恩怨，很快提拔了自己冤家对头的秘书，且将孙健放在一个政府部门主官的位置。可是，无论排名顺序还是实际权力，文化局长在政府部门只能算是二三流机构，孙健在这个位置上一呆就是六七年，而且无论怎样努力表现，却没有再挪动过一步，用阳城俗语讲，硬生生将鲜肉摆臭、热豆腐搁馊了。那些当年和孙健资历相当，甚至远远不如他的秘书，早就已经动过若干次，或者在机关里轮转了几处好位置，或者外派到县、区做了封疆大吏，有的还提拔到市级班子。不死不活如孙健者，确是绝无仅有。说到底，洪大光赏给孙健的原来是一根鸡肋。

前任市长丁松虽然与洪大光不对头，可在对待孙健的问题上，却是讳莫如深，回避尚且不及，更加不会插手干预了。官场关系，浑如时下的国际关系，也似当年国共统一战线，有诸多微妙之处。有时，敌对双方表面斗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实质上却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斗争又合作，且对立且统一。近些年的阳城官场，洪大光与丁松斗得你死我活不假，可未必这种争斗之外就没有合作。有时彼此需要时，照样有商有量默契异常，譬如你提拔一个人，我也马上跟进一个，皆大欢喜。可是遇到像孙健这样的“夹缝人”，大家却心照不宣，谁也不会关照。丁松这边，从某种角度而言，甚至乐于看到孙健长期受压制，以此扩大印老厅长对洪大光的敌意，形成坐山观虎斗之格局。的确，年前省里人代会上，正是印老厅长冲锋在前，洪大光才栽了个天大的跟头。

话也说回来，孙健乃官场浸润多年之人，岂能不知自身艰难处境，又岂能甘心长期陷此困境。多年来，他就像一只孤独盘旋于苍天的猎鹰，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摆脱出来。眼下，新任市长廖志国搞的这个“鲲鹏馆”，令他马上嗅出了机遇之味。他想，廖氏新官上任，首度出手必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且一定具有测试、笼络人心等多重功能。他也明白，这个工程目前尚在筹划阶段，八字不要说一撇，就是一点也还没落笔，具体方案、打算全在市长肚子里，周围很多人虽然蠢蠢欲动，却都面临两难境地：时机不成熟，不知从何下手，盲目、冒昧行事容易弄巧成拙，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可是，节奏慢了，动作迟缓了，有时哪怕只是那么一点点，就有可能被别人抢了先，错过良机，瞬间落伍。这个分寸的把握，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在于随时掌握廖志国的一举一动，知己知彼，相机行事。而最易获得这种信息者，自然是市长秘书黄一平。因此，孙健凭借与黄一平的良好关系，欲拿后者作为接近廖志国的敲门砖与垫脚石，可谓聪明之举。

说起黄一平与孙健，确乎有一段不同寻常的交情。

想当年，黄一平由阳城五中借调市教育局，市府办前来招考秘书，正是时任市府办副主任的孙健负责经办。那时的招考，可不像现在这般全凭试卷分数定取舍，而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综合考量，经办人员握有极大自由裁量权。黄一平入选，孙健的良好观感便起了很大作用。及至后来到市府当了秘书，孙健对他多有关照，时常在业务上详加指导，人际关系等敏感问题也偶有点拨。直到孙健调到市委办，两人之间还时常往来。最近这几年来，孙健在文化局主政，依然没有忘记他这个小兄弟，断不了送点戏票电影票，且时常约了两家聚会吃饭。上次那场波折，很多人都有意疏远他，孙健却给他打过几次电话，现身说法安慰有加，在同级官员中已属难得。现在，孙健提出这样的要求，黄一平虽然无权决定，却也不好断然拒绝帮忙。当然，黄一平心里清楚，廖志国亲自决策的这个“鲲鹏馆”，孙健图谋筹建指挥部常务副职，断非一般的角色，绝对应当是廖市长信得过的红人。这件事，他一个秘书又哪里敢轻易点头？

“这事你放心，我一定尽最大努力，但是能否做成不敢保证。不过，我相信一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孙兄为人善良，也应该峰回路转、有好报应了！”黄一平出言得体，也很诚恳。

27

驻京办主任徐晓凡专程从北京打了“飞的”回来，半夜三更按响黄一平家门铃。

来者孤身一人，手捧偌大一只纸箱，落座时已是气喘吁吁，浑身热气蒸腾。

“专供国宴用的茅台酒、中华烟，东西不多，关键全是真货。”徐晓凡指指脚下的箱子说。

黄一平赶紧拉他靠近空调，拧了热毛巾擦汗，又从冰箱里取了西瓜出来，问：“这么晚来，一定有重要事情？”

徐晓凡稍稍定了神，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半夜三更敲门打扰，是有点小事托你帮忙。”

徐晓凡说的小事，也是关于“鲲鹏馆”项目——希望从北京调回阳城，参与此项目的筹建。

“黄大哥啊，虽然我远在京城，可最近一直关注廖市长上任后的动作，今天上午才得到确切消息。我一想，这么大的工程肯定是市府一号，我本身就是学的建筑，应该可以回来做些出力流汗、跑前忙后的事情。这件事，你得帮忙！”

黄一平听了，倒是有些吃惊。

这个徐晓凡，年轻黄一平六岁。其就读的省某建筑学院，本是个杂牌三本，却由于挂名n大学，便和黄一平搭上了校友关系。说实话，徐晓凡其人虽然头脑聪明、为人机敏，善于拉关系、跑门路，办事也算干练，但从知识结构、能力水平等各个方面综合考虑，却不是什么堪大用之材。大学毕业之后，徐晓凡依仗其老爹是本市有名的企业家、亿万富翁，轻松分配到事业性质的建筑设计院，很快当上了副科级办公室主任，三年后即利用政策空当调到规划局机关，自然而然地转换成公务员身份。后来，从副科长、科长到局长助理，几乎一年一个台阶，等到担任驻京办主任时，已是阳城政界最年轻的副处官员。照理说，目前在这个位置任职还不满三年，不该再有什么想法了，可是人家有老爹的金钱撑腰，这个道理便是最大的道理。何况，依据惯例，他既然能想到，多数情况下就一定能办到。

按说，像徐晓凡这样背景深厚之人，其老爹在阳城有如此势力，各路官员皆能通吃，即使洪大光、丁松争斗得不可开交时，在对待徐晓凡的提拔使用上，观点、态度却非常一致，而且是少有的一致。个中缘由，自然大家心知肚明，皆系孔方兄一人之力也。因此，仅仅凭借这一点，要想攻下廖志国，完全可以无需求助黄一平。然而，世间万物一切皆有其定数，这里面有个特殊背景不得不交代：也是大半年前，省里某位厅长图谋副省长职位，不想遭遇竞争对手攻击，很快因经济问题落马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其中有一笔百万元巨款，便是徐晓凡老爹贿赂的。此事通过媒体、公诉书昭告天下，徐老爹虽然免于牢狱之灾，却也上了检察机关行贿的黑名单。在此情况下，省内官场、尤其阳城政界中人，大多避之唯恐不及，廖志国新来阳城且有“三不”铁律，更是不敢亲近。

除了上述背景外，徐晓凡找黄一平帮忙，也有一个相当充足的理由——两人同为n大的校友，分别兼任阳城校友会正副秘书长，平时接触本就频繁。去年底，黄一平落难党校时，因为不堪忍受那里的冷淡与压抑氛围，曾经找到徐晓凡说是商量对策，其实是希望到他老爹的双仁集团谋个饭碗。徐晓凡相当够意思，二话不说马上给老爹打了电话，当场就许下一个副总经理的职位，基础年薪三十万元，外加年终分红，配备帕萨特专车一辆。事后，黄一平经过再三权衡，又有汪若虹的坚决反对，虽然打消了辞职的念头，可对徐氏父子的慷慨还是心存感激。这份雪中送炭之情，岂有忘记与不还之理！

“我还是不太理解，你在驻京办主任位置上做得好好的，怎么忽然想起要回来？像你这样年轻有为的领导干部，就是挪屁股也得挑个好位置呀。何况，这边不少人早就虎视眈眈你那个位置，单等着伺机争抢这个肥缺哩。”黄一平实话实说，并非借故推托。

“唉！实话也不瞒你，别看我当初是阳城官场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可事实上现在早就被好多人超越了，而且驻京办又不是什么正规单位，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个文件下来就撤了。如果现在借这个工程回到本土，或许日后能有个不错的安排。说来也许你不相信，我这个驻京办主任，外人看到的只是表面风光无限，其实牛马猪狗也不如，两三年下来装了一肚子苦水，三天三夜都倒不完！”徐晓凡一改往日嘻嘻哈哈的形象，满脸愁云惨雾。

接着，徐晓凡便掰开手指，历数驻京办主任三年中，饱受的满腔冤屈与不平。

首先是阳城来京的领导颇难伺候。接待、安排好这些领导的衣食住行，是驻京办的一项要务。阳城市几套班子的头头脑脑，平常在地方上如同土皇帝一般，大小事务依赖惯了。这类要员到了北京，还以为自己身在阳城，一切派头、排场、规格依旧，时时觉得自己是个人物，飞机非头等舱不坐，火车非软卧下床不要，还不能是靠近厕所、开水房的位置。机场迎接最好到舷梯口，车站往来必走贵宾通道，即使在长安大街上行车，也恨不能一路有警车开道。可是，这些人也不想想，在阳城你是最高首长，交警见了老远得立正敬礼，身边永远簇拥着逢迎恭维之人，而京城是全国首都，高官显贵遍地皆是，即便部长专车违章也照罚不误。徐晓凡初到任上不久，就亲身经历了一次洋相：市里某主要领导到京城出差，点名要住某著名宾馆套房，据说该宾馆“文革”前只有部、省、军区以上级大员才有资格入住。大堂登记时，服务员说房间没有了，只有普通标间，徐晓凡正色道：“我们领导点名要套间。”服务员问：“你们领导什么级别？”徐晓凡答：“正厅。”不曾想，那服务员嘴角差点笑豁，一脸不屑道：“嘁！一个小小正厅在这里也算领导？喏，那边沙发上一溜正省哩。”

“你说，为了让领导满意，我们在北京得赔多少笑脸、磕多少响头？而且，更难服侍的是领导们的妻子儿女、七姑八姨，这些人有时比领导还难弄。比如，唉，不说也罢！”徐晓凡本想举例说明，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

其次是市委市府大院里的那些机关干部，也是怠慢、得罪不起的。徐晓凡到了驻京办才知道，每年往返于京城的阳城官员之多，几乎涵盖了所有单位、部门，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别看来者只是个平级的主任、局长，甚至级别还要低一些的处长、科长，可到了北京他是客，你是主，就得像接待贵客、服侍大爷一样，住宿、吃饭、票务等等稍不合心意，或者提出的什么要求没能及时、充分满足，马上脸色就不好看。也有些人当时不说什么，可回到家就漫天骂娘，传播速度与歪曲事实的水平，绝对超过美国之音、cnn、bbc之流，搞得你立马在阳城臭了半边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