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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然副县长在市里的宾馆里住了三天，第四天，他出现在了党校县干班的课堂上。

一进门，任晓闵就喊了声：“陈县长，来啦！”

陈然有些不好意思，侧着脸。任晓闵看了看，脸上已经光滑了，也没有肿。她心想：20个巴掌也只管三四天时间，可见当时，那些小青年们下手，也还是算留情的。

莫仁泽端着杯子，晃到陈然的面前，笑道：“老陈哪，你这几天不在，可成了新闻人物了。”

“莫主任尽……”陈然抓了抓头发，说：“不说了吧。没意思！”

“是没意思。”任晓闵在后面接上了话：“陈县长哪，你可把县干班……”

陈然立即红了脸，任晓闵也意识到自己话说得太过了，赶紧补了句道：“县干班没有陈县长，可是冷清多了。”

“真的吧？那好，好啊！”陈然站起来，倒了杯水，经过任晓闵身边时，悄声道：“任书记，咱们都是来学习的，可不是来……要说受教育，我们也都受了好几十年了，是吧？你说呢？”

陈然这话说得静悄，任晓闵听着却刺耳。她脸一红，腾地站起来，嘴唇动了动，却没说话，足足望了陈然一分钟，又坐下来，低头翻书了。

余威一直在看着陈然，虽然他没有听清陈然跟任晓闵说了什么，但看任晓闵的神态，他就知道，陈然一定说了很道地的话，也是很刺疼的话。任晓闵没有发作，这说明陈然的话说得含蓄，使的是暗劲。就像武术比赛，绵软的八卦拳，打着你，你却无法还手，你找不到还击点。这样的说话，在官场上是很普遍的，正所谓亦庄亦谐亦黑道。

任晓闵虽然低着头，但余威看得出来她在生气。她几乎是抿着嘴唇，甚至是咬着牙齿，细白的脸上，一阵阵泛红。余威看了下，便起身走到陈然身边，喊道：“陈县长，没事吧？我想请你出来一下。”

余威这话说得轻细，除了陈然，几乎没有人听清。但陈然听清了，他抬起头，笑了笑。余威是班上的支部书记，他喊，应该是有事的。陈然便跟着余威出了阶梯教室门，到了走廊上，余威递上支烟，陈然接了。余威问：“脸还疼吧？”

“你这……”陈然抑制住了后面的话，道：“谢谢，不疼了。没事！”

“那就好！老陈哪，我说你也是老同志了，怎么就……你知道这事，让党校领导都很为难，市委王书记都亲自过问了。”

“……我没想到。但总的来说，是酒醉了嘛！”

“酒醉？就这么简单？”

“你……余部长，不，余书记，你这是……”陈然把烟头扔了，红着脸，盯着余威。

余威依然笑着，说：“别生气嘛，就是说说，说说。我的意思是这么大的事，你陈县长也得给县干班的同学们有个交代吧？”

陈然鼻子一哼：“我交代？交代什么？”说着，就转身往教室里走了。

余威没有跟着，而是在走廊上吸完了一支烟，才慢慢地走进来。坐到位子上，他想：这陈然，难怪湖东现在有许多人正在调查他。这样的素质，这样的干部，怎么就……唉！听说陈然涉及到交通和建筑两大块的事。这两大块，余威自己在县里是清楚的，都是一个县里最重要的部门，权力大，钱也多。一个分管副县长，如果两大块都真的涉及了，那可是……这几年，全国各地出案子最多的部门，就是交通，还有建筑。究其原因，还是权力失去了制约，过分宽裕的自由裁量权，让一批批的干部最终失去了自由。

下午的课是吴旗教授的政治体制改革综述。

吴旗上课有个特点，不带书，只凭着一张嘴，在讲台上滔滔不绝，也不板书，你愿意记就记，不愿意记，他也不说。他讲课的风格，完全是浑然忘我，一个人在台上，自顾自地大声讲着。至于台下有多少人听，是不是听进去了，他基本是不问的。课一讲完，拍拍衣裳，走人。但是，吴旗的课大家却都愿意听。他有思想，有观点，有分析，有批判，这样的课一讲出来，学员们听着听着就进去了。这些县干们平时忙于工作，哪有时间思考？因此，吴旗教授的课一听，感到茅塞顿开，犹如醍醐灌顶，淋漓痛快。

其实，党校在中国就是一个特色，而党校教授的胆子，更是一大特色。真正敢于对国家政策说“不”的，大半都是党校教授。早些年，中国进行第一轮金融体制改革，但是，正热火朝天之时，中央党校的某位教授却不合时宜地抛出了一系列理论：金融体制改革，弊大于利。他的分析当然不全对，但很多分析，对后来金融体制改革的修正，却起到了重大作用。党校是最接近党的核心的，对党的政策，往往知道得早，分析得透，理解得深，因之也批判得彻底。不过，党校也不是从上到下，一以贯之的。越是到了底下，党校教授们的胆子越来越小。到了县一级，几乎成了解读各项政策的传声筒。市一级相对要好些，但也很难放开。放开需要底气，北京的教授们知道内幕多，所以说出的话能有分量。到了市党校，你再说，就没人听了。好的演讲，好的讲课，必须包含大量的信息。信息越丰富，受众才越欢迎。尤其是这些县干们，最愿意听的就是对政策的另类解读，或者是对高层决策的内幕揣度。

吴旗属于前者。

县干班的课属于板块式教学。一个教授讲课就得讲一上午，或者一下午。吴旗教授侧着身子，从教室门里走上了讲台，轻轻道：“上课了！”

“今天，我们讲政治体制改革。在讲课之前，我想重复一个观点，就是政治经济学上常讲的一个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被经济基础决定的情况下，到底进行得如何呢？”

吴旗问了这句话，却并不等待回答，突然话锋一转：“现在，在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政治经济学的那个著名观点已经失效了。我们现在，是典型的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阶梯教室里回荡着吴旗的声音。他是一开始轻，继而声音放大，到最后，就有些“振聋发聩”了……

课间休息后，吴旗突然转变了话题，讲到了腐败。

“腐败是一个民族的疼痛，是一个政党的悲哀。现在，我们的腐败已经不是个别人的事了，而是群体性腐败，制度性腐败。”吴旗这话一说，县干班上顿时没有了声音。很多人的头都低下了，除了吴旗的声音，就是记笔记的声音。莫仁泽咳了一声，余威回头朝他望望。只见莫仁泽起身，拿着支烟，朝余威笑笑，出了门。他的意思是烟瘾犯了，得出去解决一下了。

县干班里抽烟的多，而且特色比较明显：抽烟的大都是年龄较大，一直在基层干起来的同志；而那些年龄相对较小、或者一直在市级机关工作的同志，几乎都不抽烟。另外一点就是，抽烟的干部当中，又以在特权部门的干部为多。至于抽烟的档次，几乎惊人的一致。如果每天谁愿意，将县干班学员抽过的烟头收集起来，就会发现：烟都是“中华”，无其他牌子；而且量也是十分的大，按抽烟学员数来平均，每个人都会摊上一包。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每天抽掉了50元人民币。当然，县干班的学员们是不会算这个账的。没有必要，也没有意思。烟都是别人送的，你不抽也是浪费。何况抽一支烟，既给国家增加了税收，又促进了消费。真正说起来，这些抽烟的干部都是在拿身体为国家作贡献。这种奉献精神，岂不也应该提倡？

莫仁泽一出门，接着就有其他的学员出门了。抽烟也有效应。莫仁泽在走廊上抽烟的味道，随着风刮进了教室。有烟瘾的人一闻这味道，马上就心里痒痒了，仿佛毛毛虫钻进了鼻孔里，非得打一个响亮的喷嚏不可。

陈然也出来了。

莫仁泽给陈然递了支烟，问：“那事善后了吧？”

“唉！了了！”陈然和莫仁泽都是来自底下县，共同的阶级基础决定了他们之间共同的关心与理解。

“以后酒还得……”莫仁泽把话说了一半，陈然点点头。转过身来，陈然看见周天浩正从走廊那头往这边走，就本能地移了移步子。要是平时，陈然根本不会在乎的，可现在……他是一个惹了事的人，不得不小心。他看见周天浩远远地朝他笑笑，正要迎上去，周校长已经向侧边的过道走去了。

莫仁泽看着陈然，笑道：“老陈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哪！有什么好怕的，不就是……”

“就是。所以刚才……不就是个小丫头吗？”陈然压低了声音，往莫仁泽边上凑了凑，“我可清楚她。原来还以为她不知是个多么正经的人，现在我知道了，不也是……”

“也是什么？”莫仁泽使劲地抽了口烟，凑上来问。

陈然的嘴却像一下子被封住了似的，再也不说了。莫仁泽摇摇头。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掏出来一看，是冯岚。他的心马上往上跳了好几个厘米，拿着手机，往过道那头边走边道：“你好！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