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生活（1/2）

躺在这间不知名旅馆房间的浴室地板上，我的双脚搁在浴缸边缘，一条冰冷的湿毛巾团成一团垫在颈后。该死的出鼻血。很棒的形容词，非常贴切，就像那些学生们在偶尔作为活动一部分的创意写作课上说出来的一样。多么浓墨重彩。以前从没流过鼻血，该怎么办呢？有块冰块该不错吧。脑中出现的图景是走廊尽头的可乐冰块贩卖机，我朝着它飞奔而去，一块白毛巾盖在头顶，上面血迹斑斑。一位旅馆的住客打开他的房门。惊恐万分，出事了。鼻子被人捅了。他可不想被牵连进去，房门关上了，贩卖机被我的硬币卡住了。我还是继续用我的毛巾好了。

空气太干燥了，肯定是这样，和我没关系，也不是湿漉漉的身体在抗议。渗透作用。血流到外面是因为水汽不足；他们一直把暖气开在最大功率，也没有开关好把它关上。小气鬼，我为什么不能住假日酒店呢？反而住了这家，仿造的伊丽莎白时代[1]花纹钉在一副被老鼠啃过的梁架上，不知什么人试图在这树林角落里造出点什么来的孤注一掷。大萨德伯里的郊外，全球镍矿冶炼的中心[2]。我们带您参观一下好吗？他们问道。我想去看成堆的矿渣，还有植被都给烧光了的地方。噢，哈哈，他们回答。植物又长起来了，他们抬起车上的排气管。这里正在变成一个相当，嗯，文明的地方。我以前还很喜欢呢，我说，看上去就像月球一样。一个寸草不生的所在还是很值得称道的。光秃秃的。一片死寂。像根枯骨一样被啃得一干二净。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偷偷地对望几眼，蓄着胡子的年轻脸庞，有一个抽着烟斗，他们写了小纸条，在来的路上，为什么我们老是得去陪这些来访的诗人？上次那个还吐在了车里的地毯上。就等等吧，等我们评到终身教授就好了。

茱莉亚动了动她的头。血顺着喉咙缓缓流了下去，很稠，尝起来很浓厚。刚才她一直坐在电话机对面，努力想搞清楚该怎么通过旅馆的电话接线员打长途，结果她打了个喷嚏，面前的那一页纸上忽然就溅满了血迹。根本毫无预兆。而伯尼正待在家里，等着她打电话回去。两小时后她就得去出席朗诵会了。一段毕恭毕敬的介绍，她会站起身来，朝麦克风走去，面带微笑，她会张开嘴，然后鲜血会从她的鼻子里往下滴。他们会鼓掌吗？他们会假装没看见吗？他们会以为这是诗歌的一部分吗？她会迫不得已开始在包里翻找纸巾，或者还要好，她会晕过去，只好让别人来收拾残局。（不过大家都会觉得她是喝醉了。）委员会该有多失望啊。他们还会付钱给她吗？她能想象他们就这个问题讨论的情景。

她把头抬起来一点，看看鼻血是不是止住了。一个暖暖的、蛞蝓似的东西朝着她的上唇爬下来。她舔了舔，尝到一股咸味。她要怎么到电话旁边去呢？后背贴地，仰面躺着挪过地板，用手肘支撑，双脚用力向前挺进，一种游泳的动作，犹如一只巨大的水生昆虫。她不该打电话给伯尼，她应该打电话叫医生。可情况又不是那么严重。每次她必须出席朗诵会的时候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非常难受，却又没厉害到要去求医的程度。再说了，每次都是在城外，她又从来不认识什么医生。有一次是重感冒；她的声音听上去仿佛是从一层烂泥里边传出来。有一次她的双手和脚踝都肿了起来。头痛是家常便饭：她在家里从来不会头痛。就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反抗这些朗诵会，还在设法阻止她出席。她正等着它能采取某种更加激烈的形式，下颏肌肉瘫痪，暂时性失明，这些就很合适。开场介绍的时候她想的就是这个，素来如此：她自己躺在担架上，救护车在一旁待命，之后便是苏醒过来，安然无恙，不药而愈，伯尼坐在床边。他会对着她笑，他会吻她的前额，他会告诉她——告诉她什么呢？一件神奇的事情。他们中了赢大略彩票[3]。有人留给他一大笔钱。画廊的债务都能付清了。一件意味着她再也无须这样过日子的事情。

这才是问题所在：他们需要钱。他们总是需要钱，他们同居的整整四年时间里一直都是这样，现在也依然如此。一开始的时候，钱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那时伯尼有一笔资助金，绘画的资助金，后来资助期又延长了。她有一份兼职，在一家图书馆里做编目。接着她写的一本书出版了，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出版社，自己也得到一笔津贴。她自然是辞了那份兼职，把时间用在更该用的地方。可是伯尼的经费花完了，把画卖出去又很难。就算他真的卖出去一幅，大部分的收益也归了经销商。这种经销商的制度是不对的，他对她说，他和另外两个画家一起开了一间合作式艺术家画廊，经过多次商谈之后，他们决定把它叫作地下笔记。另外两个画家中有一个手头很宽裕，可他们不想占他的便宜；费用他们要严格地三人分摊。伯尼向她解释了所有这一切，而他又是那么热情高涨，把自己的津贴借一半给他，在当时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只是为了让画廊能运转起来。一旦他们开始盈利，他说，他就会把钱还给她。他甚至还给了她两成画廊的股份。不过他们还没有获得收益，而且，就像伯尼指出来的一样，此时此刻她其实并不需要拿回这笔钱。她可以另外再挣。她现在有知名度了；名气不大，但总归是有名了，她能比他更容易也更迅速地赚到钱，游走各地，到大学校园里开朗诵会就行了。她是“有前途”的一类，也就是说，邀请她的价格比请那些大有前途的人要便宜。她收到的请帖足够多，能一场连着一场不停地去，尽管每一场朗读会的价值她都和伯尼讨论，希望他会加以否决，但他还从来没有劝她拒绝过任何一份邀约。不过平心而论，她从来没有告诉过他自己有多讨厌这些活动，那些睽睽的众目，她自己的声音，漠然事外，飘在空中，那个极具杀伤力的问题，必定会藏在所有那些不明就里的问题之中。我是说，你真的觉得你有什么东西想表达吗？

二月将暮，积雪深处，在这间浴室的地砖上血流不住。她转一下头就能看见那些瓷砖，白色的六边形连在一起，像个蜂巢，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片单独的黑色的。

为了这区区的一百二十五美元——但那是一半的房租啊，别忘了——还有每天二十五块的生活费。只能乘早班机，下午的航班没有位置了，谁他妈的会在二月份去大萨德伯里啊？一群工程师。务实的市民，把矿石挖出来，变成一大笔钱，两辆车外加一个游泳池。反正他们没有投宿在这个地方。午饭时间餐厅里几乎空无一人。只有我，还有一个年迈的男人，在大声地自言自语。他怎么啦？我问那个女服务员。他是疯了吗？我压低了声音说。不要紧的，他是聋子，她回答。他没疯，他只是孤独，自从他的妻子去世之后他就一直非常孤独。他就住在这里。我猜这里要好过养老院吧，你说呢？夏天的时候这里人会更多一些。还有很多和妻子分居的男人会来。你总能认出这些人，看他们点的东西就知道。

没有追问下去。不过应该问上一句的，这下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了。他们点的东西。如往常一样搜寻着菜单上最便宜的。需要那一百二十五块一分不少，为什么要浪费在食物上呢？这种食物。那菜单勉力想体现伊丽莎白风情，却全不得法，每个单词都加了个字母e在后面。要了安·波琳[4]特色套餐，一份没有面包的汉堡，配一块方形的果冻，加上“一杯脱脂牛乳”。他们知道安·波琳是被砍头的吗？是因为这样那个汉堡才没有面包吗？人们的脑袋里都在想些什么呀？所有人都以为作家对于人类的心思肯定了解得更多，可这是不对的。他们了解得更少才是，所以他们才去写作。去努力搞清楚其他人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份菜单的象征意义，看在上帝的分上，为什么我还在思考这种问题？这菜单什么象征意义都没有，只是某个孤陋寡闻的笨蛋想要讨巧卖乖而已。难道不是吗？

你这个人太复杂了，从前伯尼常常这样对她说，当时他们还在为彼此心旌摇曳，意乱情迷。你应该悠着点。放轻松。吃个橘子。涂涂脚趾甲。

他说得倒容易。

或许他甚至都还没起床呢。以往他会在下午小睡一阵，他会躺在那里，在那堆叠起来的毯子底下，在他们皇后西街[5]的公寓里面（公寓楼下的商铺过去是卖五金的，现在却是一家手工编织精品店，而且房租还在涨），面孔朝下，手臂往两边摊开，他的袜子落在地板上，就在他把它们丢出来的地方，一只一只地丢，如同干瘪了的双脚，或是硬邦邦的、向着床榻而去的蓝色足迹。就算是早晨，他也会慢吞吞地爬起来，一路摸索着走到厨房找咖啡喝——她都已经煮好了。那是他们为数不多的奢侈享受之一，真正的咖啡。她几个小时前就起床了，正蹲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边，对着一张白纸一个劲地苦思冥想，咬文嚼字，切割着语言。他会把自己依旧满是睡意的嘴巴按到她的嘴上，说不定还要把她拉回到卧室里，和他一起倒在床上，倒在那一汪流淌的爱欲泊中，他的双唇在她身上滑过，绒毛般柔软的快乐，床单在两人头上合拢，他们陷入失重。不过他已经有段时间没有这么做了。他醒得越来越早；另一方面，她却越来越难从床上起身。她的那股冲动、那份愉悦，无论是什么催促着她扎进早晨清冷的空气，驱使着她填满所有那些笔记本，所有那些书页的东西，正在渐渐消失。相反，她会在伯尼起床之后，把自己卷进毯子里，各个角落掖得严严实实，用羊毛包住自己。她开始有一种感觉，床沿之外并没有什么东西在等着她。并非空虚，而是空集，是无，算数书里那个长着脚的零。

“我出门了，”他会对着她睡意蒙眬，层层裹紧的背影这么说。她还是足够清醒的，能听得见这句告别；然后，她会重新沉进濡湿的梦乡。他不在家也是不起床的另外一个原因。他要到“地下笔记”去，现在他好像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里。他对那里的进展颇为满意，有几篇对他们的专访见了报，而且，一件被看作是取得了一定成功的事情仍然未见收益，这一点她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她自己的书便是如此。可是她有一点担心，因为他不怎么画画了。他最近的一幅作品尝试了一下魔幻现实主义。画的是她，坐在厨房的桌旁，披着从床脚拿过来的格子毛毯，头发在颈后挽成一个乱蓬蓬的髻，看上去活像个肮脏的难民。涂成黄色的厨房真是太糟糕了；把她的皮肤衬得绿兮兮的。不过他还没有画完。案头工作，他会这样解释。他上午在画廊里做的就是这个，还有接电话。他们三个人本来应该轮流当班，他十二点就该下班了，可通常最后他下午也会待在那里。画廊吸引了几个年轻的画家，他们在那坐着，用塑料杯子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雀巢咖啡，或是一听一听地灌着啤酒，争论是否任何买了画廊股份的人都有权在这里办展览，画廊是不是该收服务费，还有倘若不收的话，画廊要怎么维持下去。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计划，最近还雇了一个女孩子来负责公关推广，海报、邮件，外加骚扰媒体。她算是自由职业，也帮另外两家小型画廊和一个专业摄影师做推广。她才刚开始，伯尼说。她说要把他们的名声给建立起来。她叫玛丽卡；茱莉亚曾经在画廊里见过她，那时她习惯在下午去那里坐坐。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玛丽卡长着桃红色的脸颊，还有一头金发，大约二十二三岁，反正最多也就比茱莉亚小个五六年。虽然她的名字让人联想起异域，说不定是个匈牙利名字，她的口音倒是绝对的安大略腔，而且她的姓氏是亨特。要么是她母亲耽于幻想，要么是她父亲改过名字，也许玛丽卡这个名字是她自己起的。她对茱莉亚一直非常友善。“我读过你的书，”她说，“我没时间读太多的书，但我把你的那本从图书馆里借了出来，因为伯尼的关系。我本来没觉得自己会喜欢，不过说真的，这本书非常不错。”对于那些说过喜欢她的作品，甚或仅仅是曾经读过的人，茱莉亚都非常感激，用伯尼的话说是感激得过头了。尽管如此，她却听见自己的脑袋里有一个声音说，给我滚开。是因为玛丽卡对她讲出那句赞美的样子：仿佛是给狗丢了一块饼干，半是奖赏，半是贿赂，而且盛气凌人。

在那之后她们还一起喝过几次咖啡。每次都是玛丽卡顺路过来，在帮伯尼办这样或那样的杂事的时候。她们坐在厨房里聊天，但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往来。她们就像是两个参加生日聚会的母亲，在孩子们吵吵闹闹大吃蛋糕的时候端坐一旁：她们对彼此都客客气气的，真正的注意力却在别的地方。有一次玛丽卡说，“我一直觉得说不定我自己也会喜欢写作，”茱莉亚感到脖子后面发生了一场小小的爆炸，火光冲天，差点没把自己那杯咖啡朝她扔过去，直到她意识到玛丽卡并不是那个意思，她只不过是想表现出有兴趣的样子。“你不担心素材会用完吗？”

“不是素材，是精力。”她让这句话听起来像个玩笑；可这却是真的，这正是她所害怕的。它们难道不是一回事吗？“据爱因斯坦所说是的[6]，”她回答，而玛丽卡没能听懂这其中的联系，奇怪地看了她一眼，转而聊起了电影。

最近一次玛丽卡来的时候，茱莉亚甚至都还没起床。她没有借口，也无法解释。她几乎就要叫她走人，可是伯尼需要他那本黑色的笔记本，上面记着电话号码的那一本，于是她不得不让她进来。玛丽卡探进卧室的门口，整理一下她小小的叠穿造型，手工编织的背包晃来晃去，而茱莉亚呢，没洗过的头发散在睡袍的肩上，口齿含混，神思恍惚，跪到地上，在伯尼丢下来的衣服口袋里一阵乱翻。自他们同居以来，这是她第一次希望他能把自己该死的衣服给收拾好。她觉得它们让自己无所遁形，尽管她本不该如此，衣服不是她的，乱扔一气的人也不是她。玛丽卡显得有些意外、尴尬，肯定还有一丝喜悦，仿佛伯尼的袜子和被踩烂的牛仔裤正是茱莉亚的软肋，是她一直希望一睹的东西。

“我不知道他把它放到哪里去了，”茱莉亚说着，烦躁不已。“他应该自己来整理这些东西的，”然后又加了一句，她也清楚这实在是太过戒备了，“我们什么事情都是两个人分担的。”

“那当然，你还要创作之类的。”玛丽卡扫视着房间，灰不溜秋的床，茱莉亚的毛衣甩在墙角的椅子上，叶边焦黄的鳄梨立在窗沿，他们唯一的一盆植物。她是用一只为了庆祝而买回来的鳄梨果核种的——她再也想不起当时庆祝的缘由——可是它有点不对劲。茶叶，应该要放茶叶进去，或者是放木炭[7]？

终于在床底下找到了笔记本。茱莉亚把它拖了出来；上面粘着一团灰尘。她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小块匾额，就像有些年代的老房子上面会有的那种：灰尘居。房主曾为茱莉亚·莫斯，女诗人。有几个百无聊赖的小学生隔着外罩的玻璃朝里面张望。那便是未来了，假如确实有未来的话，假如她继续写作，假如她变得至少是有一丁点重要，变成某个人学位论文里规定要写的一条脚注的话。整体腐烂之后留下的碎片，分类归档，积满尘埃，就如恐龙的椎骨。苍白无力。

她递上那本笔记本。“要喝咖啡吗？”她问道，用的却是希望她别答应的语气。

“我不想给你添麻烦，”玛丽卡说，尽管如此，她还是喝了一点，兴高采烈地聊着他们的一场群展计划，展览将会被叫作“自下而上”。她的目光在厨房四下游弋，把一切都尽收眼底：滴水的龙头，搭在龙头上那条散发异味的揩布，那架老旧的吐司炉，连同那些犹如小型山体滑坡后的瓦砾堆一般盖满了炉底的面包屑“我们能成为朋友我真的很开心，”她临走之前说，“伯尼说我们两个毫无共同点可言，但我觉得我们相处得真的很好。画廊那里尽是些男人。”这倒可以算是某种妇女解放的代替品，茱莉亚心想，但它不是：玛丽卡的声音散发出桥牌俱乐部的味道。“真的很好。”真是格格不入啊，三英寸厚的鞋底，时髦的发髻，玛丽卡的造访让她感觉像是福利机构来调查一样。她寻思着怎么才能让她别再来了，又不会显得太失礼。花掉的时间也让她很不痛快，她本可以把这些时间用到创作上。虽然一无所得的日子越来越多。

伯尼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她几乎总是无所事事。他再也不把她白天写出来的东西要过去读。回来吃晚餐的时候，他会喋喋不休地谈着画廊，一盘接一盘地吃着意大利面，还有，在她看来，整条整条的面包。他的胃口变大了，而且，他们最近开始为伙食费，以及应该由谁负责做饭和购物而吵架。一开始，他们一切都是两人平分，就是这么说好的。茱莉亚想指出，既然现在他的食量是她的两倍，他实在应该负担更多的采购任务，而且支付半数以上的费用，可她觉得说这种话会显得自己很吝啬。尤其是因为，每次他们一谈到钱，他就会说，“别担心，欠你的我会还清的，”仿佛她舍不得给他的那笔画廊借款。要她说的话，她确实舍不得。

现在几点了？手腕活了过来：六点半。血似乎流得没那么快了，可它还是在那，渐渐变稠，像淤泥一样堵在喉咙里。曾经有过一次，在公立学校里，一个老师牙齿缝里还渗着血就进了教室。她肯定是去看了牙医，之后又没照过镜子，然而我们都怕得要命，谁也没说话，整个下午，我们就在那副血腥笑容的主持之下，画着三朵插在花瓶里的郁金香花。务必记得要仔细刷牙和洗脸，下巴上的一滴血迹说不定会引起观众的恐慌。血液，最根本的液体，生命之水，分娩的副产品，死亡的前奏。红色的勇气奖章。人民的旗帜。或许我能找一份撰写政治演说的工作，如果其他一切都失败了的话。可它从自己鼻子里流出来的时候就没有了魔法，甚至连象征也没有，只是可笑。鼻子被钉在这间浴室地板的几何罗网之中。别蠢得这么不可救药，该准备准备了。小心地站起来：如果血一直流，就取消朗诵会，上飞机去。（留下一路的血块？）我今天晚上就能到家了。伯尼此刻就在那，等着我打电话回去，已经过了时间了。

她慢条斯理地站起身来，一边用手扶着洗脸池，接着她走进卧室，摇摇晃晃地向后仰着头。她摸索着去找电话，把它抓起来。她拨了0，连通了接线员来帮她打电话。她听着电话发出来自外层空间的声响，期待着伯尼的话音，感觉他的舌头已经伸进了她的嘴里。他们会上床，然后吃一顿迟到的晚餐，就他们两个人，在厨房里，把煤气烤炉点着，打开炉门来取暖，他们过去经常这么做。（她的大脑略掉了他们会吃些什么的细节。她知道她走的时候，冰箱里什么东西也没有，除了几根放了很久的法兰克福熏肠。连面包都没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时间会倒流，他们会谈心，她会告诉他自己有多想他（因为她肯定已经出门超过一天了），缄默会打开，千言万语又会涌出来。

电话占线。

她不愿意去想自己的失望。晚一点她会再打的。血不再往外流了，虽然她能感觉到它在自己的脑袋里结成了痂。所以她会留下来，她会出席朗读会，她会领到报酬，然后用来付房租。还能怎么样呢？

正是晚餐时间，她饥肠辘辘，可又没钱去再吃上一顿。有时候他们会带诗人外出吃饭，有时候他们会举行一个朗诵会后的派对，她能在派对上用饼干和奶酪把自己填饱。这里什么都没有。他们去了机场接她，仅此而已。她看得出来，没贴过海报，也没有事先宣传。为数不多的听众，惴惴不安，因为除了他们之外没有其他人来，参加了不该参加的朗诵会被抓了现行。她看上去甚至都不像个诗人，穿一身整洁的海军蓝衣裤套装，上下楼和开车都很自如。说不定拿条绳子会好一点，拿一件既流动又飘逸的东西。手镯，丝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