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1/2）

罗布准是花了好几分钟才察觉太阳照到了她的眼睛。等他确实注意到的时候，因为她眯起了双眼，他把她往边上挪了挪，好让她看得更清楚一些。他摸了一下衬着垫子的轮椅扶手，确保它们没有被晒得太烫。她纤瘦裸露的手臂就用皮带固定在上面，她应该有一顶帽子的，总有人提醒他们要小心晒伤。迄今为止，白天始终艳阳高照，尽管昨晚倒是下了一场雷雨。但她被推出来的时候并没有戴帽子。

“他们把你的帽子给忘了，”他对她说，“他们可真糊涂，不是吗？”他又拿起一块木质拼图让她看，给她时间细细端详，也看一看托盘上半成形的图案。

“这样？”他问。他等着她的左手朝他微微一动来表示对。这是她为数不多的几个受到大脑支配的动作之一。

他也在观察她的双眸和脸庞。她可以转动自己的眼珠，虽然要是转得太快，她的头就会像上了钩的鱼一样拼命抽搐。可她脸部的肌肉几乎不受控制，所以他永远也分不清究竟她是在试着微笑，还是那些不安分的皮肉不由自主地缩紧又放松造成了她嘴角的扭曲，这具身体不愿意响应他所见到的，或者说他自以为见到的那股庞大的意志，它被封印在她的眼中，如同某种凶猛的小动物，被金属的捕兽网所俘获。她出不去！她被绑在轮椅上，囚于支架、托盘、钢铁齿轮的牢笼之中，但这只是因为她被束缚在她自己的身体里，仿佛置身一趟颠簸不已，令人晕眩的游乐场过山车。要是把她从轮椅上放出来，她就会一路大搞破坏，呼天抢地，猛敲猛打，横冲直撞。这是他们收治过最严重的病例之一，理疗师帕姆告诉他的。

可是大家都赞成她很聪明，非常聪明；她所能做到的事情当真是令人惊叹。她可以移动自己的左手来表达对，因而她可以玩游戏、回答问题，指明她的所需。只是辅导员一方的工作量要比平时大一些，而且常常必须去猜她的意思。是要费点时间，但罗布心甘情愿——此前她连赢了他两盘跳棋，而且他并没有故意让她。他考虑过要教她下国际象棋。不过象棋有太多棋子，太多走法，一盘棋会下上好几个星期。他想象她焦躁不安地坐在自己体内，等着他拿到她想走的那枚棋子，再弄明白她要把它放到哪里。

她没有任何表示。他把那块拼图翻了过来。对，她的手立即示意，于是他把它拼了上去。那是一头长颈鹿，两头长颈鹿，一张滑稽的动物图片，一幅漫画。他忽然想到，她也许并不知道长颈鹿是什么；她也许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长颈鹿，甚至连照片都没见过。

“这拼图是不是很无聊？”他问她。对，她回答。

“来一局跳棋怎么样？”

这正合她心意。“没问题，战神，”他说，“不过这一次我要打败你。”她的蓝眼睛注视着他；她的双唇抖个不停。他真希望她能露出笑脸。他推着她去把跳棋拿出来，把拼图还回去。

她的冰雪聪明让他着迷。真是令人赞叹，却又叫人难受，这样的一副头脑，无力挣脱，无法呼吸。说不定她是个天才；又有谁能知道呢？她想必洞明世事，而且能察觉到被其他人忽略掉的东西。每当她望着他，她那双冰蓝色的眼眸，清澈又冷酷，宛如薄荷糖一般坚硬，似乎能够看进他的内心，看穿他竭力装出来的、欢天喜地的好叔叔形象，他心里清楚那只是假装。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必须留心自己的所思所想。她会察觉到的，而且说不清为什么，她对他的看法是很要紧的事。

有时候他觉得，假如她像其他几个人一样，反而会好一些。比如说，那些得了脑积水的人，长着水汪汪的南瓜脑袋和婴儿般的躯体；营地里现在有三个这样的人，他们都会说话，但是都不太聪明。或者是那些肌肉萎缩病人，第一眼看上去再正常不过，蜷在轮椅上，苍白憔悴，无精打采，就像孤儿似的。他们不久就会死去；其中有些人甚至活不到明年夏天。罗布觉得那首营歌实在太叫人心痛，他都唱不出口。

那些长大成人的小女孩和小男孩啊

要去哪里找？

哎嘿哎呀

伊-甸-园！

曲调用的是《米老鼠之歌》[1]，这对罗布来说是雪上加霜，让他联想起那群火枪手的形象，那些白白胖胖、冒冒失失的小孩，双手双脚功能健全，却宁愿把他们正常的、美丽的身体用到那些事情上面，用来神气活现、摇头晃脑地在电视上表演。他会站在那里，看着地上，看向别处，看哪里都好，除了在礼堂列队的那一排排厄运难逃的孩子，他们被带进礼堂，好让主管助理，伯特，拨弄着他的手风琴，激发他所谓的“营地精神”。然而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唱着。他们喜欢唱歌。那些能拍得了手的就会拍手。

乔丹没有办法拍手。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她会活上很长一段时间。她的病不会让人丧命。她才只有九岁。

游戏器材在离主楼右手边最近的一幢小木屋里，正面的窗户被加高、加宽了，还装上了一顶凉棚，一块下雨时用的木头遮板和一个柜台。这个星期当班的乔-安·约翰逊正坐在柜台后面的一张高凳上，读着一本平装书。她穿着一件白色的毛圈布t恤，左胸前绣着一只船锚，还有一条红色的超短裤，跷着二郎腿。罗布看着她大腿上晒出来的那条分界线，接着又转向她身后的架子，上面放着排球和打棒球用的球棍。她长着棕色的头发，用一枚金色的发卡束成一条马尾辫，还架着一副玳瑁镜框的墨镜。她走路的时候有一点跛。她是重新回来担任辅导员的昔日营员之一。罗布觉得她是个亲切友善的女孩；至少她对他总是很友好。

“我们想把这副拼图换掉，”他对她说，“我们想把跳棋借出来。”

“又是跳棋啊？”她应声道，“跳棋你肯定玩腻了吧。这个星期的第四次了。”

罗布不喜欢有些人在乔丹面前说话的样子，就好像她听不见一样。“哦，不会啊，”他说，“我在和乔丹比赛。她已经赢了我两次了。”

乔-安朝他会心一笑，仿佛他们之间有个秘密。然后她俯身对乔丹露出笑容，乔丹瞪着她，几乎没动。“没错，我听说她可是真正的高手，”她说。她把拼图从柜台上的横格笔记本里划掉，把跳棋套装写到了他的名字对面。“待会见，”她说，“好好下啊。”

“我们找个阴凉的地方去，”罗布对乔丹说。他推着她走上那条水泥铺成的小路，就在那排小木屋旁边。木屋漆成白色，整齐地排列着，外观如出一辙。每栋木屋门前装的不是台阶，而是一道斜坡；木屋里面有特制的睡床，特制的厕所，还有那种古怪的气味，不像是小孩子身上的气味，而是更加芳香，黏腻，也更潮湿，让他联想起温室。一种温热泥土和婴儿痱子粉的味道，一种东西微微腐烂的味道。当然总有很多要洗的衣服，放在袋子里，等着被人拿走。有些孩子穿着尿布，在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身上看到尿布真是非常突兀。早晨，还没换床单的时候，那气味还要更浓一些。把每个人都收拾妥当要花很多时间。女辅导员们是不被允许把孩子们从床上或者轮椅上抱起来的；只有男辅导员可以这么做。罗布负责他自己的木屋，还有两间女孩子的木屋——七号和乔丹住的八号。她的童花头，加上那张固执倔强的小脸，套在他们给她穿上的那件花边粉色睡袍里，显得格格不入。他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允许她挑选自己的衣服。

他们走到小径的拐角，然后向左转。透过礼堂兼体育馆那几扇敞开的窗户，传来录制好的音乐和一个女人的说话声：“不对，回到你的位置上，然后再试一次。你能做到的，苏茜。”现在他们已经到了男孩活动区的尽头。女孩的区域在中间那块空地的另一头，那里正在进行一场棒球比赛，和他来的那天一样。那天营地的面包车在环形车道上停下。从正面望过去，主楼都能当作某位富豪的宅邸，实际上它曾经就是。宽阔的走廊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摆着一尊雕塑，初看上去就像外婆坐着摇椅。主管迎接了他们，然后授权让伯特带他们这些新入职的辅导员去熟悉一下环境。那场棒球赛就在转角的地方进行，那时候罗布自忖，嗯，不会太糟的，因为远远的，在那片绿野之上，在那抹似乎自彼时起便灿烂至今的骄阳的照耀下，球赛看起来几乎毫无异样。

不寻常的是那股静谧。这个年纪的男孩子应该都是吵吵嚷嚷的，那是球赛的一部分；而这里的比赛却在沉默的专注之中展开。这些大多都是能够走路的孩子，要用支架或是拐杖帮忙；有些甚至还能跑起来。但其中有几个球员是两人一组，一个男孩坐在轮椅上面，被另一个推着在各垒之间穿梭。罗布知道——因为他参加过——这些比赛打得彬彬有礼、体贴周到，怪诞得让他害怕。比赛的时候，这些孩子的行为举止就像成年人常常叮嘱的那样规矩。此刻唯一聒噪的一个便是伯特，他是裁判，正挥舞双臂，大喊大叫地激励着戴夫·施耐德，那个腰部以下因为小儿麻痹症瘫痪了的孩子，把球径直打过了二垒。两个拄着拐杖的外野手一瘸一拐地追着球，而戴夫则转着轮椅向一垒疾驰。

罗布明白自己应该主动多做些体育运动和监督照看的工作，可他希望把这些时间用来和乔丹共处。再说了，他讨厌打棒球。那是他们家的家庭运动项目，他理所当然应该要擅长的一项，就像他应该要当个医生一样。坚持要搞棒球比赛的人是他的父亲，或多或少浮现在他脑海中的也许是优秀的肯尼迪一家，就像最近《生活》杂志上登的那样，在玩触身式橄榄球。约瑟夫·肯尼迪和他那三个优秀的儿子[2]。他的父亲穿一件上面印着“冠军”字样的t恤，他母亲送给他的。他的两个哥哥都是出色的棒球手，米勒家的儿子们也是。米勒大夫也是一名外科医生，和他父亲一样；他们家住在隔壁。他父亲做心脏手术，米勒医生做开颅手术，而且米勒家的两个儿子也都会做医生。

他们在沙滩上打球，于是，对罗布来说，随棒球而生的绝望和挫败感，也同蓝天、艳阳，以及拍碎在沙滩上的海浪相伴。这些事物，对别人意味着无忧无虑的假日，于他却是无法忍受的束缚。拒绝参加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假如他打得好一些，他就可以说自己不太想打，但是，像现在这种情况，那些对他“扫兴”和“输不起”的呵斥却再确切不过。倒也没人计较他球技如此拙劣，几乎打不到球，或许是因为他视力不好，阳光从眼镜的边框上反射进他的眼里，他没法看见那颗棒球，如杀手掷出的炸弹一般从炙热的苍穹中朝他俯冲而下，在他伸手抵挡时震麻他的十指，击中他的脑袋或是脖子，又或者，让他更加羞愤难当的，是那颗球对他完全视若无睹，以至于他还得跟着它跑，追着它跑过沙滩，或是跳进湖里。他的家人把他当个笑话看待，甚至是——尤其是——他的母亲。“今天你又伤着哪里啦？”她会问他，一边在船坞顶层的露台上分发赛后的点心，男孩子们吃三明治加可乐，男人们喝啤酒。在城里的时候，他的父亲喝苏格兰威士忌，但在小木屋里——用他的话说是“夏季别墅”里的时候，他就喝啤酒。其他人会讲些好笑的事情，谈论罗布那些愚蠢的失误、他输掉的与邪恶白色小球的决斗，而他会咧嘴笑笑。这笑容是必须的，好显示他有体育精神，并不介意。“你一定要能够承受它。”他的父亲喜欢这么说，却没指明它到底是什么。他还会说，几乎每场棒球赛结束之后都会说，竞技体育对你有好处，因为它们教会你如何应对失败。罗布清楚父亲只是在努力让他觉得好受一些；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想回答自己在这方面已经练得够多了，他倒是很愿意学一学怎么应对成功。

可是他说这些话一定要慎重。“他是个敏感的孩子。”母亲习惯这样告诉她的朋友，语气里半是自豪，半是懊丧。她最喜欢那张他穿着唱诗班白袍的照片，在他变声前一年拍的。通常他的大哥被认为是那个英俊的，二哥是那个聪明的，罗布则是那个敏感的。因此，他明白，他必须尽力表现得越迟钝越好。近来他的做法已经开始奏效，母亲现在总是抱怨他再也不和自己谈心了。即使是她对他殷殷关切的时候，他都会感觉难受。

她相信其他两个孩子能够自食其力，但她对他没有信心，而私下里他也赞同她的判断。他知道他永远也当不成医生，尽管他觉得自己很想当。他也想做个棒球高手，可他不是，而对于自己在医学院的将来，他所能预见到的只有灾难。他要怎么承认，即使是父亲医学书籍上的插图——那些抽象如石膏模型的体内构造——都让他恶心反胃，就在今年去诊所献血的时候，他是真的晕了过去——虽然没人知道，因为他本来也就躺着，第一次见到自己的鲜血，像条温热的紫色蠕虫，沿着横穿过他裸露手臂的透明管子缓缓爬行？他的父亲觉得，让儿子们进到医院的观察室里看自己做心脏直视手术会是一大奖励，而罗布既无法拒绝这项提议，又没胆量坦白说自己想吐。（红色的橡皮，只不过是红色的橡皮，他会一遍又一遍对自己重复，趁哥哥们不注意的时候，他就闭上眼睛。）从这些煎熬中脱身后，他的膝盖软成一摊烂泥，手掌被咬得凹凸不平的指甲划出累累伤痕。他做不到，他永远都做不到。

詹姆斯，英俊的那个，已经在实习了，一家人在周日的晚餐桌上都在拿漂亮的护士开他的玩笑。阿德里安则一人揽下了三年级所有科目的最高分。他们两个都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融入了为他们事先安排好的定义。那么他该成为一个什么人呢，他们在分配角色的时候，又剩了些什么给他呢？童话故事里笨手笨脚的小儿子，既没有公主也缺乏运气。但却友善慷慨，对森林里的老婆婆和矮人们都很好。他鄙视自己的慷慨大方，他觉得那多半都是懦弱。

罗布秋天的时候就该去医学院读预科了，而他也会乖乖照做。可他迟早会被迫退学的，然后会怎么样呢？他看见自己待在一节货车车厢顶上，像个三十年代的流浪汉似的，身无分文，逃离家庭的失望，去往某种湮没无闻的人生，对此他是如此陌生，甚至无法想象那会是什么样。然而他对自身厄运的所知，却没人可以倾诉。一年前，父亲把他拉到一边，说了一通鼓舞勉励的话，罗布很肯定他对另外两个儿子都已经说过了。行医不只是一份工作，他告诉罗布。那是一项使命，一份天职。一个人所能做到最崇高的事情之一，便是将自己的生命无私地投入到对他人生命的挽救之中。父亲的眼中闪出虔诚的光彩：罗布够资格吗？（快艇，罗布想，毗邻海湾的夏季别墅，两辆私家车，森林山的房子[3]。）“你的爷爷就是医生，”父亲说，似乎有这句话就足够了。爷爷是个医生没错，但他是个乡村医生，驾着马拉雪橇，顶着暴风雪，赶去接生孩子。他们以前常常听说这些英雄事迹。“他不太擅长收钱，”罗布的父亲边说边摇头，混杂着一丝仰慕和些许宽容的神气。他自己倒很擅长于此。“大萧条的时候我们就靠吃鸡度日；农民送鸡给我们，用来代替诊费。那时候我只有一双鞋子。”罗布想起了那排横贯父亲三门大衣橱的鞋架，锃亮的鞋履一双双排列其上，如同证书一般。

罗布一定无法承受他们发现时的场面，他只会消失。他觉得那场最终的灾难会发生在教室里。大家都在解剖一具尸体，而他会突然开始尖叫。他会冲出教室，跑过走廊，满身的福尔马林味，他会忘了要穿大衣，还有母亲迷恋的那双防水雨靴，而外面则会是飞雪漫天。第二天清晨，他会在一间青灰色的旅馆房间里醒来，丝毫记不起来自己做过些什么。

是家里人给他挑了这份工作，这片营地。他们都认为，和残疾孩子一起过一个夏天对他会是很好的锻炼；会是他需要学会承受的那个它的一部分。他的父亲认识那位主管，整件事情在告诉罗布之前就全都安排好了。他的父母热情高涨，满心觉得他们为他准备了一个绝佳机会，他又怎么能拒绝？“用用你的观察力，”父亲在火车站里对他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要是也有这种机会就好了。”

第一个星期罗布就做了噩梦。梦里满是人的肢体，支离破碎的身体，手臂、腿脚和躯干，大卸八块，飘在半空；要么他就会觉得自己动不了，喘不过气，醒来的时候全身大汗淋漓。他发觉看着那些孩子让他心痛难忍，尤其是年纪小一点的那些，他不明白其他的工作人员怎么能整天挂着那么直白的职业微笑走来走去。只不过他自己同样如此。虽然明显不如他设想的那么成功，因为第二天的入职培训会后，在职员休息室里，帕姆，那个理疗师，走过来坐到了他的身旁。她的一头深色金发用一条丝绒发带绑住了，颜色和她那条格纹百慕大短裤上的蓝色非常相配。她很漂亮，可罗布只感觉她满嘴都是牙齿。又多又密。“在这样的孩子身边工作很煎熬，”她说，“但也很有意义。”罗布附和地点点头：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有意义？他还是觉得恶心得要死。那天晚上轮到他当班送晚餐，那些从弯曲的塑料喂食管里滴出来的牛奶，溅满食物的轮椅托盘（“尽量让他们自己动手”），那些咂嘴和吸吮的声响，他差点就受不了了。帕姆点了一根烟，罗布打量着她红色的指甲，涂在那双强健有力的手的指尖上。“你情绪低落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她说，“他们会反过来利用这点对付你。他们当中很多人并不明白其中的区别。他们从来都是这个样子。”她要靠做这份工作为生，她要一辈子做这份工作！“你会习惯的。”她说着，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臂，那架势让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她是一番好意，他很快纠正了自己。

“我认识你哥哥詹姆斯，”她又笑了，露出满口坚实的牙齿。“我在一次四人约会上碰见他的。他可是个万人迷。”

罗布说了声失陪就站了起来。反正她年纪也比他大，她很可能已经二十岁了。

不过她说得没错，他的确渐渐习惯了。那些噩梦烟消云散，虽然在这之前，在他负责的那幢木屋里的男孩子们已经注意到他了。他们给他起了个“哼哼”的绰号。他们给营地里的每个人都起了绰号。

“嘿，你昨天晚上听见哼哼叫了吗？”

“听见啦。嗯啊。嗯啊。飞机打得爽啊。”

“你开不开心啊，哼哼？”

罗布会红着脸，嘟哝一句，“我在做噩梦。”他们却哄堂大笑。

“哦得了吧。我们都听见了。我要能做这样的噩梦倒好了。”

他们这栋木屋是年纪最大的男孩们住的，十四岁到十六岁，他和他们从一开始就处不来。他们不像那些年龄小一点的孩子，彬彬有礼，迫不及待地要尽自己所能痛快玩耍，对别人的帮助心存感激。而他们，对这座营地，对那位主管，对伯特（他们叫他“傻子伯特”），对自己和对生活都满腹怀疑。能搞到啤酒的时候，他们就喝啤酒；他们偷偷摸摸地抽烟。他们把色情杂志藏在床垫底下，还说些他听过最粗俗的笑话。他们把世界分成两派，“残疾人”和“正常人”，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只接纳残疾人。正常人被看做是压迫他们的暴君，永远不会理解、永远做不好的蠢货，与正常人作战，剥削压榨他们便是自己的责任。尽可能激怒那些多愁善感的正常人，让他们有一种恶意的快感，而他们也发现在罗布的身上很容易得逞。

“嘿，皮特，”戴夫·施耐德会开个头。他会端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穿着他其中一件剪掉了袖子的t恤，好突出展示他那对过度发达的二头肌。罗布知道，他在家里有一套查尔斯·阿特拉斯[4]的健美教程，而且还订了几本健身杂志。

“什么事，戴夫？”皮特会回答。他们都留着经典的鸭尾发型[5]，上面盖满发油。他们觉得罗布的私立学校英式发型非常滑稽。皮特颈部以下瘫痪，却不知怎的成了这间小屋里的二号人物。戴夫替他梳理他的鸭尾巴。

“什么东西是黑色的，会爬，还会抓高飞球？”

“罗伊·坎帕内拉！[6]”

刺耳的笑声，小木屋里的其他人都加入其中，罗布则涨红了脸。“我觉得这样说不太好。”第一次听见的时候他说。

“他觉得这样说不太好，”戴夫学着他的腔调，“什么东西重两千磅还一抽一抽的？”

“巨无霸抽筋！”

他们把这些玩笑叫做“抽筋玩笑”。最让罗布不舒服的是，它们让他想起他的哥哥和他们那些同是医科学生的朋友们会讲的笑话，在父亲的娱乐室里打上一局台球，在课后放松一下的时候（“随时带你们的朋友来，儿子们。你也一样，罗布。”）只不过他们说的事情应该都是真的。他们没完没了地互相开些恶作剧的玩笑，大多都和他们解剖时要从尸体上割下来的东西有关：茶杯里的眼珠，大衣口袋里的断手。

“嘿，我们在切这个老头子，我心想，管他呢，就把他的家伙给砍了，那东西整个都是咖啡色的，皱皱巴巴，就是死人都会有的那种样子，我悄悄把它放进公文包里。然后我去了巴布罗酒店[7]，喝了几杯啤酒，接着我走到厕所里，拉开拉链，不过我把那死老头的老二露在外面，没掏自己的。我就这么站在那儿假装撒尿，等另一个人进来，我抖了抖那东西，它就掉到了我手里。我就把它扔了下去然后说，‘该死的东西，反正也从来都不管用。’你们真该看看那人脸上的表情！”

他们讲些医院急诊室里的笑话，似乎大多数都是关于身上插着打碎的可乐瓶的女人，或是用热水龙头手淫的男人。“只好找个水管工来解决。进来的时候龙头还吸在上面，外加两英尺长的管子。”“我听说过一个用蜡笔的。结果卡在膀胱里了。他会来医院是因为他的小便是蓝色的，他却不知道为什么。”

“我听过一个用蛇的。”

“你们干吗要讲那种事情？”一天晚上罗布大着胆子问他们。

“你干吗要听呢？”詹姆斯笑道。

“你也会这么做的，”阿德里安对他说，“等着瞧吧。”后来，等到其他人都回家了，他告诉他，语气严肃许多，“你必须得讲那些话。我知道你觉得很恶心，可你不了解情况。外面的世界可是真刀真枪的。你只能笑，不然就会疯掉。”罗布努力不要去想，但这句话却在他脑中盘桓不去。真刀真枪的生活他是抵挡不住的，他会无法承受。他笑不出来。他会疯掉。他会没穿套鞋就奔到雪地里，他会消失无踪，永远找不回来。

“什么东西重两千磅还有一颗爆炸头？”

“巨无霸大头！”

“够了！”罗布叫道，试图维护自己的权威。

“听着，哼哼，”戴夫说，“你来这儿是为了保证我们都过得开心，对吧？呐，我们现在很开心。”

“就是，”皮特接口，“你不满意，可以来揍我啊。”

“没错，来呀，”戴夫说，“做你们童子军每周都要做的好事。打死一个残疾人。”用他自己的内疚感来要挟他。

戈登·霍尔姆斯——另一个辅导员——还帮倒忙，他支持他们。他偷偷地把啤酒和香烟带进小木屋来给他们，垂涎他们的黄色杂志，还告诉他们哪个女辅导员“容易搞”。

“嘿，昨晚战果如何？”早上戴夫会问他。

“不错，不错。”

“她帮你用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