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1/2）

安妮特精疲力竭。以往，结束一项工作之后她还从没这么累过；她猜想是因为那些药。每一种药剂对身体都是负担，她并不喜欢吃药，但也只好这样。

她嚼着一粒真空包装的花生，翻着座椅口袋里的旅游手册，让思绪在那些彩色照片之间飘荡。三十六个阳光假期，描述文字热情洋溢，还列出了价格，说是包含一切费用，不过一定会有额外的花销。岛屿之中的瑰宝，几乎不为游客所知，坐拥洁白沙滩和碧蓝湖泊，友善的居民让它更添魅力。安妮特就在从这样一座小岛回来的路上，而且她也写些类似的文章，不过她的文章是写给报纸的，不是广告，还有，如果她运气好的话，也给那些印刷精良的杂志写，因此她写的东西不能这么空洞寡淡：点滴趣闻，个人感触，关于去哪里品尝美食，以及服务水准如何的详细资料，酒保讲的笑话——如果有的话，去哪里能买到价廉物美的东西，那些草帽和古玩之类的，有什么新奇的事情可做，比如攀爬死火山，或是在珊瑚礁上烹饪鹦鹉鱼，如果你精力充沛又兴致高昂。她是越来越没兴致了，但还是把每项活动都尝试了一遍，倘若自己没试过就去推荐，她会觉得那是在作弊。这正是她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旅游作者的原因之一；另外，她也有发掘当地奇闻怪事的本领；她知道自己要找什么，她不会错过细节。

不过她也发现，自己必须找到一种平衡，一边是她能注意到的，不由自主会注意到的和抓拍到的——她总是随身带着相机，以防万一，虽然杂志通常会派自己的摄影师去——一边是她选择排除在文章之外的。比如说，稍一抬头，她就能看到：救生月心在前方座椅卜[1]。写着救生月心，是因为那些绣在座椅口袋上的字母，已经被无数乘客进进出出的大腿给磨掉了。这会是一段幽默的插曲，她却不能用；航空公司会很反感其中的弦外之音，好像他们的飞机破旧得就快散架了，而她的免费机票也将到此为止了。

她发现，人们不想在自己所要负责撰写的这种文章里面，读到任何一点危险的迹象。即使是那些从来不会到她描述的地方去的人，那些负担不起旅费的人，都不想听她说起风险，甚至是不快；仿佛他们希望相信这世上还留有某一处完美的所在，在那里没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一座未遭破坏的伊甸园；这一直是一句实用的短语。曾经，似乎是很久以前，待在家里意味着安全，虽然也有些乏味，而去那些她特别擅长描绘的地方——加勒比海、南美洲北部、墨西哥——代表着刺激，威胁，海盗，土匪，无法无天。现在正好相反，家里才是危险的地方，大家外出度假，抓紧时间过几个星期的太平日子。如果白沙滩上出现了几滴黑色的油迹，如果酒保的侄女捅伤了她的丈夫，如果财物被盗或是天公不作美，他们都不愿意知道；要是人们想看灾难或罪案，他们可以去读报纸的其他版面。所以她不报道这些事情，也尽力不去留意。在海滩上有一头猪，是在墨西哥，杀猪的人并不知道正确的方法，操刀杀它是因为有游客想尝一顿波利尼西亚风情的大餐。这就是那种必须要略去的事情。她的职责就是被人取悦，而她也完成得很不错，她的肌肤是均匀的小麦色，身材苗条，有直率的蓝眼睛和纯真的微笑，善于问些兴致勃勃、彬彬有礼的问题，并处理若干不那么严重的突发事件，比如丢失行李之类的，一无怨言，也不会发脾气。她很少遇到麻烦；她身上有一种气质，一种专业人士的气派，她周到缜密，绝非普通游客；那些行内人能觉察到，让她不高兴的话，对生意没有好处。

于是她不受打扰地到处走，在苍翠的树林里，洁白的沙滩边，在蔚蓝的天空和蓝得触目惊心的大海之间，近来，这个空间变得越来越像是一块巨大的屏幕，光滑平整，上面绘着图画，造出坚固的假象。如果走上去踢上一脚，屏幕就会裂开，脚就会径直穿过去，踏进另外一边的空间里，安妮特只能把那里想象成是一片漆黑，一个沉沉黑夜，其中藏着什么她不愿窥看。她开始发觉自己被蒙在鼓里，尤其是在大堂里，在接送她去机场的车上；大家都在看她，好像他们都心照不宣。正是这种无休无止的监视让她疲惫不堪，还有她为了不要识破这一切而花去的精力。

她曾试着把这些想法描述给丈夫听，却并不成功。她容易满足，甚至是容易快乐的本事，充斥在她的婚姻和工作之中，一开始，他用一种克制的、被人冒犯的愤怒来回应，仿佛她在向餐厅的领班抱怨红酒不够好。好的，女士，会给您另换一瓶，而表情则在说着：蠢女人。杰夫似乎很伤心，因为她并非完完全全的快乐，因为她结束旅行回到家的时候筋疲力尽，没法和他一起出去，享用特地安排的浪漫晚餐，因为在那些假装出来的假期之间，她爬进被窝就不再出来，起身也只是为了埋头苦干，在打字机前完成规定的功课。当她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是个活人”，他以为那是在评价他做爱的技巧，而她不得不花上半个小时来安慰他，对他说她不是那个意思；她是在说她的工作。可是在他看来，她的工作是一个幸运的意外，她是一个很有福气的女孩，能找到一份这样的工作。他自己正在一家医院实习——她用自己的收入供他上了医学院——他觉得自己受到虐待，操劳过度。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她更喜欢待在家里；最后他偷了那些药片给她，告诉她它们会安定她的神经。它们确实会有那种效果，她猜想，可是她的神经原本就没有不安定，而是恰恰相反。正是那种持续不断的、既是内在也是外在的平静让她难受不已。真正的大事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她想，为什么不是我？而她也深信这些事情都在发生，就在她的周围，却都瞒着她。

有次她带了杰夫一起去百慕大，尽管他们实际上负担不起，因为他的旅费当然得自己出。她以为这样会对他们有好处，他会知道她究竟做了些什么，不会再把她理想化；她觉得，兴许他和自己结婚是因为她的小麦色皮肤，在他看来，她魅力四射。而且两个人一起度假也会充满乐趣。但结果并不是这样。他唯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躺着晒太阳，也不肯喝那碗南瓜汤，他是个吃肉配土豆的人。“放松点，”他一直对她说，“你干吗不就这么躺到我旁边放松一下？”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去购物，去逛市场，去探访所有能去的海滩和餐厅。“这是我的工作，”她告诉他，而他则回答，“这也算工作，我也该找个这样的工作。”“你不适合做这个，”她说，想起之前他为了那份油炸大蕉[2]大惊小怪的样子。他无法理解被人取悦是辛苦的工作，而且他觉得她对出租车司机太过友好。

飞机开始向下倾斜的时候，安妮特正要把她的马提尼喝完。杰夫让她少把药片和酒混在一起，不过喝一杯没有关系，她非常听话，只要了一杯。有那么一会儿，谁也没注意；然后，乘务员都站上自己的岗位，一个模糊的、惊慌的声音从机舱广播里传来，不过和往常一样，根本就听不见，而且反正说的一半是法语。几乎没有人尖叫。安妮特脱下她的高跟鞋，其实是粗中跟，走路更舒服一些，把它们塞到座位底下，把额头枕在膝盖上，用双臂护住。她是在遵循那张塞在座椅口袋里的卡片上的指示，上面还有一张示意图，关于如何拉下把手，给救生背心充气。她没有注意看；航程开始时，乘务员们在做的例行安全演示，她已经很久没有注意看过了。

往右扭一下头，她就能看到那张卡片，从邻座的口袋里露出来，还有呕吐袋的一条边；他们不说呕吐，而是说不适，倒很相称。呕吐袋旁边是一个男人的膝盖。似乎一点动静也没有，于是安妮特抬起头看看情况。许多人并没有按照指示把头低下，放到膝盖上，他们直挺挺地坐着，就这么瞪着眼睛，仿佛是在看电影。坐在安妮特旁边的男人脸色煞白。她问他要不要吃一片罗雷兹[3]，他不要，于是她自己吃了一片。旅行的时候，她都随身带着一大把非处方药，泻药，感冒药，维生素c，阿司匹林；所有能买到的药片，她或早或晚都吃过一剂。

飞机在一段漫长的滑行中向下坠，这比她预想的要容易多了。有一股淡淡的气味，是橡胶在起火燃烧，如此而已，没有爆炸：她几乎没感觉到任何不舒服，虽然耳膜有些胀痛。降落过程也寂静无声，因为引擎没在转动，而且，除了一个还在半心半意尖叫的女人，和另一个正在抽泣的之外，乘客中再没人发出什么声音。

“你从哪里来？”她旁边的男人问道，问得很唐突，或许这是他唯一能想到可以在飞机上对一个女人说的话，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可是安妮特还来不及回答，一阵颠簸就让她的牙齿撞在了一起，这一点都不像是落到水面上。更像是一条略有些高低不平的跑道，仿佛大海是坚硬的，像水泥一样。

不过喇叭一定是给弄坏了，因为那个模糊不清的声音停了下来。乘客们拥进走道，从机舱里出来，他们混杂交织的声音兴奋地响起，犹如放学的孩子。安妮特觉得他们镇定得出奇，虽然真正的恐慌——四散狂奔，把人踩死挤伤的那种——在这么窄的走道里很难发生。她总会留意紧急出口的位置，也试着坐得离出口近一些，不过这次没能如愿，因此她决定等在座位上，等这阵拥堵过去再说。后门看上去是卡住了，所以人人都向前拥去。坐在她身旁的男人正努力想挤进这条仿佛超市收银台前队伍一般的长龙，人们甚至还提着大包小包。安妮特十指交叉，合拢双手，透过椭圆形的舷窗向外眺望，可是映入眼帘的只有海面，平坦得像一座停车场；连一点烟雾和火苗都没有。

等走道上的人少一些了，她站起来，抬起座椅，像那张安全指南卡片上指示的拿出救生背心。她注意到许多人急着下飞机，已经忘了拿救生衣这件事。她把大衣从头顶的行李架上取下来，架子上塞满了其他的外套，都被它们的主人遗弃了。阳光一如既往的灿烂耀眼，不过晚上可能会降温。她随身带着大衣，是因为等她下飞机的时候，航线的另一端依然还是冬天。她拿起自己的相机包和大号手袋，那只手袋也兼做手提行李；轻装简行的好处她谙熟于心，她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介绍防皱连衣裙。

机身前面的头等舱和经济舱之间是一间狭小的厨房。在她经过的时候，排在整条队伍末尾的安妮特看到一整架的午餐托盘，里面有塑料纸包着的三明治和扣着盖子的甜点。装饮料的手推车也在那，远远地停在一边。她拿了几个三明治，三瓶姜汁汽水和一把真空包装的花生，把它们都塞进自己的包里。她这么做部分是出于饥饿，但她也在考虑，他们可能会需要食物。虽然肯定很快就会有人前来营救，飞机一定已经发出了遇险信号。他们会被直升机救走。不过，吃点午餐总是不错的。有那么一会儿，她也考虑过要带一瓶烈酒，从饮料推车上拿一瓶，可还是放弃了，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她记得读到过杂志上的文章，讲的是那些精神错乱的水手。[4]

走到从敞开的出口向下伸展的滑道跟前，她有些迟疑。在她脚下，水波荡漾的蓝色表面点缀着橙色的圆盘。有些已经艰难航行了相当长的距离，又或者是被风吹的？站在远处，这幅景象看起来赏心悦目，橙色的圆圈在海面上旋转，如同欢乐的孩子挤满了浅水池。虽然她有点失望；她知道这是突发事件，可是迄今为止一切都那么波澜不惊，那么井井有条。紧急情况总得有点紧急的感觉。

她想给这个场景拍一张照片，橙色配上蓝色，两种都是她最喜爱的颜色。可是底下有个人正在叫她赶快下来，于是她坐上滑道，并拢膝盖——好让她的裙子不要掀起来，抓着她的手提包、照相机和叠好的大衣牢牢按在大腿上，动身向下。就像是滑滑梯一样，从前公园里经常有的那种。

安妮特感到很奇怪，她居然是最后一个下飞机的人。按理说机长和乘务员应该要留在飞机上，直到所有乘客都安全撤离为止，此刻却全然不见他们的踪影。不过她并没有多少时间想这些，因为救生艇上一片混乱，上面似乎坐了许多人，有人正在大喊大叫发号施令。“划呀，”那个声音说着，“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充气泵！[5]”

安妮特琢磨着他在说些什么。反正只有两支船桨，所以她远远地坐在一边，看着两个男人——那个声音的主人，和一个更年轻一点的——各自在船的两边划着，仿佛那是他们的性命所系。救生船随着海浪浮浮沉沉，风浪并不大，船原地转动——其中一个肯定比另一个力气大，安妮特心想——然后渐渐远离飞机，向着午后的太阳而去。安妮特感觉自己像是在参加泛舟游览；她仰靠在船的一侧，倚在鼓出来的橡胶上面，欣赏风光。在他们身后，飞机在不知不觉地下沉。安妮特想着拍一张飞机的照片会是个不错的主意，等他们获救之后，她能把整个故事写出来的时候用。她打开相机包，拿出照相机，调整焦距；可是等她扭过头去以便获得一个更清楚一点的视角时，飞机已经不见了。她以为飞机应该要发出点什么声音才对，不过他们离它所在的地方已经有一段距离了。

“没必要离坠机地点太远，”那个一直在下命令的男人说。他身上有种军人的气质，安妮特断定；可能是那两撇修剪过的八字胡，可能是因为他年长一些。他和另外一个男人把桨放到船上，他开始卷一支烟，从胸前的口袋里拿出纸和烟叶。“我提议我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他说，他习惯了指挥别人。

船上的人不像安妮特一开始以为得那么多。那两个男人，一个说他是做保险的（虽然安妮特对此心存怀疑），而那个年纪小一点的，留着络腮胡，自称在公立学校教书；年长男人的妻子，身材圆硕，慈眉善目，不停地说着“我没事”，尽管她并不太好，自从他们上了船，她就一直在自顾自地低声啜泣；一个晒得太黑的女人，大约四十五岁左右，对她的职业三缄其口，还有一个男孩，说自己是大学生。轮到安妮特的时候她说：“我给一家报纸写美食专栏。”实际上她是写过几个月，在转去旅游版之前，所以她对此有足够的了解，不会穿帮。不过，她还是很意外自己说了假话，也想不出为什么要这么做。她唯一能想到的理由就是她也不相信其他人说的是真的，除了那个丰满的、抽抽噎噎的女人，她的身份显而易见，再无其他可能。

“我们真他妈的走运。”年长的男人说，他们都表示同意。

“我们现在该做什么？”晒得太黑的女人问。

“就这么坐着，等着别人来救吧，我猜，”留着络腮胡的老师答道，紧张地笑笑。“算是被迫休假了。”

“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年长的男人说，“对付这种事情，他们现在的效率比从前高。”

安妮特主动说她这里有一些吃的，他们都称赞她机智聪明，有先见之明。她拿出那几个包好的三明治，大家平分；他们轮流传着一瓶姜汁汽水，就着汽水把三明治吃完。安妮特只字未提那些花生和另外两瓶姜汁汽水。不过她倒是说，她有晕船药，如果有人需要吃一片的话。

她正要把三明治的塑料托扔到水里，年长的男人却叫住了她。“别，别，”他说，“不能把那些东西丢掉。它们也许能派上用场。”她想不出它们可以用来做什么，但她照他说的做了。

那个丰腴的女人已经不哭了，而且变得非常多话；她想知道所有和美食专栏有关的事情。实际上，他们现在成了欢快热闹的一群人，漫无边际地谈天说地，就像是坐在接待室里一张巨大的沙发上，或是由于航班暂时延误而滞留在机场的候机厅里。有一种类似的消磨时间的气氛，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表面上还是兴高采烈。安妮特百无聊赖。有那么一瞬间，她以为有什么真实的事情发生在了自己身上，可是这里并无险情，待在这艘救生艇上，就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安全，而她那篇记述这段经历的文章，一旦发表出来，听上去也会和她的其他作品大同小异。要探索加勒比海，坐一艘圆底的橙色救生艇一定非比寻常。眼前的风景引人入胜，而且你会与大海来一次贴身接触，这在其他任何船只上都是绝对不可能的。带上几个三明治，准备好在户外午餐吧！

太阳照旧那样突如其来，辉煌壮丽地落了山，直到那时，他们才开始担心起来。没有一架直升飞机出现，也看不到别的救生船。兴许他们划走得太快了。他们甚至连远处救援行动的一点声响都没听见。不过，“他们会来的，没关系，”年长的男人说，他的妻子则提议大家一起唱歌。她带头唱起《你是我的阳光》，颤抖的假声俨然一个教堂唱诗班的女高音，接着一一唱遍曾经流行过的热门金曲：《在老烟火山顶上》，《晚安，艾琳》。[6]其他人纷纷加入，安妮特一时为自己能记起多少这些歌曲的歌词惊讶不已。她在一首大合唱中进入梦乡，大衣盖在身上；她很高兴自己把它带在身边。

她醒过来的时候觉得头昏脑涨，耳朵像是被堵住了一样。她不敢相信他们全都还在这艘船上，待在这里已经开始令人生厌，她还披着大衣，滚烫如灼。救生筏表面的橡胶同样炽烈，一丝风也没有，海面像手掌一般平坦，只有一阵让人晕船恶心的浪涌。其他人四仰八叉地绕着救生艇的圆周无精打采地躺成一圈，到处都是他们角度别扭的腿。安妮特自忖，要是船上的人少几个，他们就会舒服一点，但她马上把这个念头压了下去。那两个女人依然还在熟睡；体态臃肿的那一位，那个歌手，张着嘴巴躺着，微微打着鼾。安妮特揉了揉眼睛；眼皮干涩，如同进了沙子似的。她依稀记得晚上爬起来，冒着风险蹲在船沿上面；其他人肯定也勉力这么做了，但没有成功，或者根本就没有努力过，因为船上有一股淡淡的尿味。她口渴难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