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时候（1/2）

布里吉太太正在储备青番茄腌酱。每批能做十二夸脱[1]多一点，而玻璃罐已经用完了。在商店里，他们告诉她说，生产玻璃罐的工厂正在举行罢工。她对此一无所知，可是不管到哪里都买不到那些罐子，就在这之前，供应量还是去年的两倍；她觉得自己运气不错，还有地窖里的那些。她有许多青番茄，因为她昨晚听到天气预报，有一股严酷的寒潮要来，就穿上她的风雪大衣，戴上干活的手套，提着风灯，在一片黑暗中走进菜园，把她能看见的青番茄全都摘了下来，有三蒲式耳[2]还多。她自己能提得动那几只装得满满的筐子，不过她叫了弗兰克来替她搬进家里；他嘴上抱怨，却喜欢她有求于自己。早上，新闻里说种植户遭受了损失，价格会因此飙升，倒不是说种植户们会从中得到什么收益，人人都知道商店才是赚钱的那个。

和昨天比起来，她觉得自己阔绰了一点，可是话说回来，青番茄也没多少用处。腌番茄酱的消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弗兰克说过，他每年都这么说，就他们两个人永远也吃不完二十四夸脱的青番茄酱，孩子们都已经搬走了。除非他们回来看望，把我的家当统统吃光，布里吉太太无声地补充。实际上，她总是会做两批，孩子们也从来都不爱吃，都是弗兰克吃光的，而且她心里清楚，下次他还会这样，自己甚至都没察觉。他喜欢把青番茄酱涂在夹了奶酪的面包上，在看冰球比赛的时候吃，每到广告时间他就跑到厨房里再给自己做一份，即使他刚刚才饱餐一顿，落下一串面包屑和斑斑点点的番茄酱，从厨房的台面穿过地板，客厅的毯子，一直到他那把硕大的椅子上。从前这总是让布里吉太太很恼火，尤其是那些面包屑，但现在她看着他，带着一种悲伤；她曾经以为他们两个人的生活会永远继续下去，但她渐渐明白，事实并非如此。

她甚至都不想再取笑他肚子上的赘肉了，虽然她还在这么做，因为如果她不说了，他会怀念的。“你看看你，”她说着，用一种有点生硬的、殷殷催促的清脆声音，她不能改变语调，因为大家都觉得她就应该这样说话，如果换了另一种口吻，别人会觉得她生病了，“你就继续这样大吃大嚼下去好了，我早上叫你起床就容易了，我只要推一把，你就会像个木桶一样一直滚到楼梯下面去。”而他则用他慢条斯理的声调回答，装着一副懒洋洋的样子，虽然他并不懒，“生活里总要有点乐趣，”仿佛他的青番茄酱加奶酪有点不太光彩，近乎一场放纵狂欢。每年他都告诉她，她做得太多了，但要是有一天他走到地窖里却找不到一点剩下的番茄酱，他一定会大发脾气。

布里吉太太从一九五二年就开始自己腌番茄酱了，那一年，她第一次有了这个菜园。她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时她正怀着女儿莎拉，很难弯下腰去除草。她小的时候，大家都自己腌酱菜，自己装罐，也自己保存。但是战争结束以后，大多数主妇都停下不做了，那时手头都宽裕了，再说去商店买东西也更方便。布里吉太太从来没停下，虽然朋友们大都觉得她是在浪费时间，现在她很庆幸自己没有放弃，那让她的手法从未生疏，而其他人只好从头再学一遍。不过，要是糖的价格继续这样涨上去，即使在家自制食物，她都不知道能负担多久。

从面额上看，弗兰克赚的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可他们却似乎更加拮据了。他们总还能把农场卖掉，她想着，卖给城里来的人，当做他们度周末的去处；他们能卖出一个看上去非常高的价钱，他们南面的几个农场已经这么出手了。不过布里吉太太对钱并没有多少信心；土地也会浪费掉，而且这是她的家，是照她想要的样子布置的。

第二批青番茄入了锅，正用小火煨着，她走到后门边，打开门，双臂交叉搁在腹部，伫立远眺。她发觉自己现在每天都要重复这个动作四五遍，却不太清楚是为什么。门外没什么好看的，就是谷仓和后院的空地，空地上那排枯死的榆树，弗兰克总是说要把它们砍倒，还有克拉克家的屋顶，钉在山的另一边。她不确定自己指望看到些什么，但她有个古怪的想法，她可能会看见什么东西着了火，地平线上冒出滚滚浓烟，形成一根烟柱，或许不止一根，远远的，在南面。这个想法对她而言实在太过反常，她从来没告诉过别人。昨天，弗兰克看见她站在后门口，晚餐的时候还问过她；不管他要对她说什么，就算他在上午就想到了，他都会留到晚餐的时候。他想知道为什么她在后门那里，什么事也不做地待了十多分钟，布里吉太太则对他撒了个谎，那让她心里七上八下的。她说她听见有一只陌生的狗在叫，这个故事编得并不高明，因为他们自己养的几条狗就在旁边，可它们什么都没听见。但是弗兰克没有追究；他可能以为她老糊涂了，又不想对她说破，这倒像是他会做的事。他会把泥泞的脚印踩满她擦得光可鉴人的厨房地板，却不愿让任何人伤心。布里吉太太略带伤感地认定，尽管他固执得像个猪头，却是个善良又讨人喜欢的人，对她来说，这就如同放弃一个怀抱多年、确定无疑的信念，比如说大地是平的。他惹她生气的次数太多了。

等青番茄酱冷却之后，她循例贴上标签，写上名称和日期，端着它们走下地窖的楼梯。地窖是老式的那种，石头墙壁，泥土地面。布里吉太太喜欢让一切都整整齐齐的——她还在用熨斗熨床单——所以新婚不久她就让弗兰克帮她做了几个架子。番茄酱归到一侧，果酱和肉冻在另一侧，好几夸脱的腌蔬菜沿着底边放好。有这么多食物在地窖里面，曾经让她感觉安全；她会自忖，唔，就算来一场暴风雪或者其他什么的把我们困住，情况也不至于太糟。现在它们再也无法带给她安全感。相反，她觉得要是她忽然之间不得不离开这里，这些瓶瓶罐罐她一样也没办法随身带走，它们太重了，她拿不动。

放完最后几瓶番茄酱，她走上楼梯。走楼梯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她的膝盖还是不舒服，自从六年前摔了一跤之后就一直是这样，那时她在倒数第二级台阶上绊了一下。她已经对弗兰克说了一百万次，让他把楼梯修好，可他还是没有动手，她说的“固执得像猪头”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她要他做件什么事，多说了两遍他就觉得她唠叨，也许是吧，可是他不做的话，谁去做呢？她无力承担这个问题背后那片冰冷的空洞。

她只好克制住自己不要再到后门去。于是她走到房子背面的窗口朝窗外看，反正她的视野几乎没有区别。弗兰克正朝谷仓走去，拿着什么东西，看上去好像是一把扳手。他走路的姿态比从前慢一些，微微向前倾——从身后看起来，他就像个老人，他这样走路有多久了？——让她觉得，他保护不了我。她并不是故意这样想，只是这个念头就这么在她的脑海里出现了，而且不仅仅是他，是他们所有的人，他们已经丧失了力量，从走路的样子就能看得出来。他们都在等待，就像布里吉太太一样，等着什么事情发生，不管是什么都好。不管他们自己是否察觉。最近，每次她去镇上的多米尼恩商店[3]，都会在店里的女人们脸上看到一种表情，她认识她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她不会搞错——一种焦虑不安又讳莫如深的表情，仿佛她们害怕什么东西，却又不愿谈论。他们想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许她们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这种无助的气息让布里吉太太愤慨不已，她从来都是个实际的人。

几个星期以来，她都想走到弗兰克跟前，让他教她该怎么开枪。其实他有两把枪，一管猎枪和一支点二二口径的步枪；从前，他喜欢在秋天打几只鸭子，当然还有那些土拨鼠，非打死不可，因为它们会在田里打洞。弗兰克每年都要开着拖拉机到田里去上五六次。很多人都因为拖拉机翻倒而受伤。可是她不能这样要求他，因为她没办法向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学会开枪，而要是她不说清楚，他就只会开她的玩笑。“人人都能开枪，”他会说，“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扣动扳机……哦，你的意思是你想打中个什么东西，呐，这就不一样了，你是打算要谁的命啊？”兴许他不会这么说；兴许这只是他二十年前说话的方式，那时，她对房门之外的事情还没有丧失兴趣。但布里吉太太永远不会知道答案，因为她永远也不会开口。她没有勇气跟他说，也许那时你已经不在了。到时候，也许你要离家去别的什么地方，也许会打仗。她还能记起最近的那场战争。

窗外的景象一成不变，于是她转身坐到厨房的桌边写她的购物单。明天是他们进城去的日子。她努力规划这一天的行程，好让自己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坐下来休息；不然她的脚会肿起来。这个问题从有莎拉的时候就开始了，生下另外两个孩子之后变得越发严重，从来没有真正痊愈过。自从结婚开始，她的一生都在列各种清单，那些必须买的、缝的、安排的、烹饪的、储存的东西；她已经把明年圣诞节的清单都列好了，所有的人名，她要买给每个人的礼物，还有一串做圣诞大餐所需要的材料。不过她似乎提不起兴致，明年的圣诞还太遥远。她无法相信某个遥远的、如过去一样井井有条的未来，她似乎再也没有精力了；似乎她正把精力都积蓄起来，留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她甚至很难列完这张购物单。她没有潜心专注在那张纸上——她写在已经过期的日历背面，过完一天撕下一页的日历，弗兰克每个新年都给她一本——而是把厨房打量了一遍，看着所有那些在她要离开时都只能留下来的东西。那才是最难的部分。她母亲的瓷器，她的银器——虽然纹样已经过时，镀上的白银也渐渐剥落，那只小鸡模样的煮蛋器是莎拉十二岁的时候送给她的，陶瓷质地的盐和胡椒皿，外形是一匹匹绿色的马，头上开了小孔，是另外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从全国博览会[4]上带回来的。她想象自己走上楼梯，折好的床单放在箱子里，毛巾整整齐齐地叠在架子上，床已经铺好了，被子还是她外婆的，看得她想哭。在她的书桌上，那张结婚照片，她穿着一条闪闪发光的绸缎礼服（绸缎是一大失策，丰满的臀部变得更加显眼了），弗兰克套着那身西装——他从此再没穿过，除非是去参加葬礼，他的头发两侧剪得太短，头顶却出人意料地耸起一簇，仿佛啄木鸟的羽冠。孩子们还在襁褓之中的照片。现在她想想自己的女儿，倒希望她们不要生孩子；现在再也不是能生儿育女的时候了。

布里吉太太希望有人能说得再准确一些，好让她制订更加周全的计划。大家都知道要出事，翻翻报纸，看看电视就能判断出来，可是谁都不确定要出什么事，没人能有十足的把握。不过她有她自己的想法。一开始，只会变得更加平静。她会感觉怪怪的，好像有哪里不对劲，却要等上好几天才能确定下来。然后她会发觉，飞机不再从他们头上掠过，飞往莫尔顿机场[5]，还有从两英里之外那条高速公路上传来的噪音，树叶落尽后本该清晰可辨，现在却几乎听不见了。电视对此不置可否；实际上，眼下正充斥着罢工、短缺、饥荒、裁员和涨价这些坏消息的电视会变得温和抚慰，广播里则会出现大段大段的古典音乐。差不多到这个时候，布里吉太太会意识到，新闻审查开始了，就像战时一样。

布里吉太太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把握；换句话说，她知道要发生些什么事，但不确定它们发生的顺序。她猜想会是暖气和燃油：先是送油的人不会在惯常的时间露面了，然后某个早晨，街角的加油站就关门了。就这样，一句解释也没有，因为理所当然地，他们——她不知道“他们”是谁，却一直相信他们的存在——他们不想弄得人心惶惶。他们正在努力维持，让情况看上去和平时一样，可能他们已经开始了这项计划，实际上正是因为如此，一切看起来还是一如往常。幸好，她和弗兰克在车棚里还有个柴油桶，有七成满，而且反正他们也不用去加油站，他们有自己的油泵。她让弗兰克把那只烧木柴的旧炉子搬了进来，自从装了电暖炉之后他们就一直把它放在谷仓底下，她破天荒第一次觉得，弗兰克做事拖拖拉拉也有好处。她催过他好几年，要他把那个炉子丢到垃圾堆里去。他终于砍倒了那些枯死的榆树，他们把砍下的木头丢进炉子里，烧火取暖。

一场暴风雪吹断了电话线，也没人来修；或者说布里吉太太是这么推测的。无论如何，电话是打不通了。布里吉太太倒不是特别在意，反正她从来都不怎么喜欢用电话，不过这确实让她觉得自己与世隔绝。

大约就在这时，开始有人出现在后门口的碎石板路上，他们通常自顾自地走，有时三三两两结伴而行。他们似乎要去北方。这些人大多都很年轻，二十多岁，布里吉太太猜想。他们的穿着和这里的人不同。她已经太久没有见过任何人沿着这条路步行，这些人的出现让她忧心忡忡。她开始把狗群的链条解开，自从那个星期日清晨，其中一条狗咬伤了一个耶和华见证人派[6]的信徒之后，每天晚上她都把它们拴起来。布里吉太太并不赞同耶和华见证人的主张——她信的是联合基督教[7]——但对他们的坚持不懈心怀敬意，至少他们有勇气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比她自己教会里的某些人要好多了，而且她每个月都会去买一本《守望台》。说不定它们从来都是对的。

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她会拿走一把枪，她觉得会是那把猎枪，那样她打中的几率更大一些，把它藏起来，和子弹一起藏在谷仓背后，一块瓦片下面。她没有告诉弗兰克；他可以用那把点二二的步枪。她已经选好了地点。

他们不想浪费油泵里还剩下的一点点柴油，所以尽可能待在家里。他们开始吃自己养的鸡，对此布里吉太太并不期待。她讨厌清除内脏和拔毛，当时弗兰克和亨利·克拉克决定要投身火鸡养殖可把她气坏了，尽管她百般反对，他们还是养了，而她只能应付那些逃出鸡舍的火鸡，把菜园刨得坑坑洼洼的，要抓住它们比登天还难，在她看来，它们是上帝造物之中最愚蠢的鸟，每星期她还要给一只火鸡除内脏和拔毛，直到幸运降临，三分之一的火鸡都染上黑头病死了，这已经够让他们两个人灰心的了，他们把剩下的火鸡都亏本卖了。这是唯一一次，弗兰克投资失败让她觉得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