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饰[1]（2/2）

我朝着估计是出口的地方走去，这时，一个黑人一把抓住我的行李箱就开始拉。他的前额有一道刚刚划开的伤口，鲜血直流，他的眼中写满那种绝望的神情，我差一点就松了手。片刻之后我反应过来，他不是要偷我的行李箱；他只是想替我把它扛到一辆出租车里。

“不用了，谢谢，”我说，“我没有钱。”

他鄙夷地瞥了一眼我的外套——毕竟质量很好——仍旧不肯松开。我又用力一拉，他放弃了。他在我身后大声嚷着什么我听不懂的话；当时那些字眼还没有变成通用的语言。

我知道旅馆的地址，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我开始徒步前进。太阳已经升了起来，我汗流浃背，因为心有余悸，也因为天气太热。我找到一个电话亭：里面的电话已经被彻底肢解，成了一团乱麻似的电线。隔壁的那个电话亭完好无损，可是我从那里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却没有人接。奇怪，我告诉过你我什么时候会到的。

我靠在电话亭的侧面，努力让自己不要慌。纽约的格局就像装了栅栏的窗户，所以看着路牌一直数下去的话，我应该就能推断出旅馆的位置。我不想找别人问路：那些表情，彻底的无能为力或是激烈流露的恶意，都让我焦虑不已，而且我已经和好几个大声自言自语的人擦肩而过了。纽约和塞勒姆一样，似乎正在分崩离析。在有钱人眼里，也许是市区在翻新，可是那些缺了一大块的房子，那些人行道上的洞穴，都无法让我安心。

我开始拖着我的行李箱往旅馆走，每遇到一个电话亭，就停下来拨你的号码。在其中一间电话亭里，我不小心遗失了你的那本《亨利·亚当斯的教育》[28]。那倒也好，因为这本书是我拥有的唯一一件属于你的东西；一直留在我身边就太不合适了。

旅馆服务员对我心存戒备，几乎和塞勒姆的那个如出一辙。从前我一直把这种怀疑归结为小城镇的排外情绪，现在却第一次意识到，可能是因为我的穿着打扮。袖口垂到手掌以下的我，看上去不像是会有信用卡的人。

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这间客房和塞勒姆的那间真的非常相似，我想着你遇到了什么事，你在哪里。我每隔半小时就打一次电话。等你的时候，我也没有多少事情可做。我打开行李，拿出那条断了一根肩带的红色睡裙，却发现忘了把针线带来，我本来想用针线把肩带补好的；我甚至连个安全别针都没有。我想洗个澡，可是房门的把手一直会转开，虽然已经系好了门上的链条，但我还是不想冒险。我连大衣都没脱。我开始觉得你给我的电话号码是错的，或者更糟，你只是我虚构出来的人物。

终于，大概七点钟的时候，你那边有人接起了电话。是个女人。我说我要找你，她笑了起来，笑声并不友好。

“喂，丧门星，”我听见她说，“有个小妞找你。”你在电话里出现的时候，声音比平时还要疏远。

“你到哪里去了？”我问，努力不让自己听起来像个唠叨的妻子。“我从两点半就开始找你，找到现在。”

“是我朋友，”你说，“她今天早上吞了一瓶安眠药。我只好陪着她到处走，让药效散掉。”

“哦，”我应了一声。我之前一直以为那个朋友是个男的。“你就不能送她去医院之类的？”

“除非万不得已，这里是不会把别人往医院里送的。”

“她为什么吃安眠药？”我问。

“谁知道啊？”你说，语气烦躁，为自己受到牵连而恼怒不已，不管是多么无关紧要的牵连。“打发时间吧，我猜。”远远地，我听到那个女人说了一句什么，像是“你放屁”。

我的脚底一阵发冷，双腿发麻。我蓦地明白过来，她不是你告诉我的一个老朋友。她曾经是你的恋人，现在依然是，她是认真的，她吃安眠药，是因为她知道我今天会来，她是想拦住你，不让你来找我；可这时候你却在不慌不忙地记下房间门牌，电话号码，我也就这么若无其事地报给你听。我们说好明天见面。我穿着大衣在床上躺了一整夜。

你当然没有来赴约，而那时候，对于打电话这件事，我已经有了顾虑。你甚至都没有回波士顿。五月的时候，我收到你寄来的一封谜一般的短笺，写在一张明信片上，正面是大西洋城海滨大道[29]的照片：

我跑去参加海军却没被录取，他们觉得古希腊语的学位不够好。我在一家卖肉末土豆泥的店里找了一份工作，因为我骗他们说我不识字。这总好过从钟楼顶上跳落。代我向科罗曼德尔问好。你永远的，布。

一如往常，我无法确定你是不是在讽刺挖苦。

我当然伤心；倒不是因为你的离去，你会离开这件事——我现在明白，这件事原本就是意料之中的结局——而是因为它太突然。它夺走了我那不可或缺的最后一幕，那张公园长椅，那阵春日微风，那一袭风衣（我命中注定永远不会买下），你渐渐消失的身影。即使我已经意识到，我们的未来既不会有让人望而生畏的平房和电动剃须刀，也不会有我曾经想象过的那些面目模糊的快乐场景，只会有一个倒空了的安眠药瓶，而你也许不会陪着我散步，直到药力消除。这一切像一首押韵的对句般无可逃避，即使在意识到这些之后，我依旧伤心不已。

因为你没有好好地和我分手，你就好像根本没有离开过。你徘徊不去，宛若一团浊气，又如一股老鼠的异味，等着挫败我想要乐观向上的企图——纯粹出于恐惧，我不久就开始尝试——而你对我的一举一动都心怀偏见。你仿佛是我黑暗的分身，或是一个感通恶灵的大师，我每时每刻都能察觉你的想法意见。我订婚的时候（七个月之后，和一个从前设计过、现在依然在设计公寓楼的建筑师），你告诉我，你还以为我会和别人不一样。在婚礼上，是的，没错，我有全套的排场，连同一件洁白的婚纱，你对此嗤之以鼻。我能设想，你在你那间昏暗的房间里，身边堆满吃得精光的沙丁鱼罐头和起了毛球的袜子，除了你的冷嘲热讽一无所有，你拒绝出卖自己，而我毫不掩饰地这么做了。（背叛什么？出卖谁？和下一代不同，我们从未能找出敌人的所在。）

我的两个孩子你不以为意，我后来获得的学术地位也是。虽然只是薄有微名，我已经成了研究十九世纪家庭妇女小说家的权威。结婚之后我发现，和哥特传奇相比，我和那些女作家更有共同点；我想，这种对于自己真实个性的洞察意味着成熟，一个让你鄙夷的字眼。我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是盖斯凯尔夫人[30]，不过你可能也听说过j.h.里德尔夫人[31]；她还用f.g.特拉福德这个笔名写作。我交出了一篇颇为让人信服的论文，关于她的那本《低地大宅的乔治·盖斯》，后来登在一本声誉很高的期刊上。不用说也知道，我成了终身教授，因为我所在的那个院系，在对女性排斥多年之后，最近被迫要对自己的聘用制度做些解释。我是个充门面的，你总是不厌其烦地一再指出。我也穿得光鲜亮丽，就像是个充门面的。那些死气沉沉、不可一世的羊毛衣服，你也许还记得的那些，随着生活渐渐宽绰，一点一点地消失在救世军的衣物回收箱[32]里，被一批还算时髦的裤装和利落的连衣裙取代。男同事们觉得我高效干练，而且颇为冷酷。我不再染指露水情缘，因为我讨厌那些扔不掉的纪念品。我的大衣不再迎风翻飞，而我去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也不再引人侧目。

我上一次见到你就是在这样一场会议上，大型的、最重要的人才市场和招聘大会。吊诡的是，那一年的举办地正是纽约。我是要去朗读一篇论文，关于阿米莉亚·爱德华兹[33]和与她同时代的其他女记者。看见你的名字出现在议程上的时候，我还以为一定是别人。但真的是你，确定无疑，你整场会议都在讨论约翰·济慈[34]是不是有梅毒。你对十八世纪早期水银在医学上的应用做了相当可观的研究，论文的最后一段则是模棱两可、不下结论的杰作。你胖了，实际上你看上去身体健康，好像经常打高尔夫球。不过我没有等到你的讪笑：你读论文的时候面无表情。

后来我走上前去祝贺你。你见到我非常诧异；你说你从没想过我会最终成为像现在的模样，你或许是有些愕然的目光打量着我出自美发沙龙的发型，修身的红色连衣裤，时髦的靴子。你自己也结了婚，有三个孩子，你还急急忙忙地给我看钱包里面的照片，像护身符一样举在手里。我拿出自己的照片作为回应。我们谁也没有提议一起去喝一杯。我们祝福彼此一切顺利；我们都失望不已。我现在明白了，你曾经希望我年纪轻轻就死于肺结核或是某种同样充满传奇色彩的疾病。骨子里你也同样是个浪漫派。

这件事本该就这样到此为止，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没有。我爱我的丈夫和孩子，千真万确。除了参加全体教师大会之外——在会上一边用钩针编织阿富汗花纹方巾，一边讨论课程安排和加薪，我给他们做营养丰富的饭菜，准备生日晚会，自己发面包腌酱菜，至少大多数时候如此。丈夫钦佩我的成就，而且在我——像他们说的那样——陷入忧郁沮丧的时候，给我支持鼓励，虽然这样的日子已经越来越少。我的性生活丰富而满足，我已经能听见你嘲笑这两个形容词，但任凭你如何奚落，它就是丰富而满足。而你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可是，等我从学术会议现场回到我住的房子，你却还是没有离开，那房子不是平房，而是一幢殖民式样的两层小楼，而且自从我搬到里面，你就占领了地下室。我还以为你已经烟消云散，祛退化除：你已经成了现实的存在，有一个妻子和三张快照，而说到底，平庸的现实才是治愈单恋的神奇解药。可还是不够。你就在那里，在你惯常停留的位置，架子旁边，地窖楼梯的右侧，我放那些腌蔬菜的地方，灰头土脸，标本似的站着，就像玻璃柜子里的杰里米·边沁[35]，你看着我的眼神不是从前的轻慢，而是带着责备，仿佛是我让这一切发生的，仿佛这都是我的错。你一定不会想要回去的吧，那种潦倒，那排渐渐破败的房子，那份迷人的绝望和空虚，那种恐惧？你一定不会愿意永远被困在波士顿泥泞的街道上。你本该再小心一点的。我试着告诉你我们的结局一定会很不如意，我们的过去并非你所记得的那样，你是在欺骗自己，可你拒绝了我的好意。再见，我对你说，静待你的回眸，忧戚的，惆怅的。你应该转身走远，经过那几只大行李箱，拐过角落，走进洗衣房，消失在双筒的洗衣烘干机后面；可是你却一动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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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篇中指用人的头发加上金属配件编结而成手镯、项链或耳环等首饰，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盛行，多用于缅怀故人，也用作定情礼物。

[2] 《圣经·旧约·但以理书》载：古巴比伦国王伯沙撒宴饮时，见一只手指在王宫墙上书写神秘的文字，这手指是上帝警告他国将亡，身将死的神谕。现英语中以“墙上的文字”（the writing on the wall）表示大难临头，厄运将至。

[3] 罗布劳（loblaws），加拿大连锁超市品牌，成立于1919年。

[4] 伤残平民救助会（society for crippled cipson）在哈佛大学投查尔斯河自尽，热爱昆汀的读者在他投河的地方安置了一块纪念牌。

[25] 20世纪50年代盛行的社交聚会，气氛私密。

[26] 英语称good friday，纪念耶稣受难，英美国家公共假期之一。

[27] 安·拉德克里夫（ann radcliffe，1764—1823），英国浪漫哥特小说家。《意大利人》（<i>the italian</i>）出版于1797年。

[28] 《亨利·亚当斯的教育》（

<i>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i>，1907），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1838—1918）自传体作品，1919年获普利策奖。亨利·亚当斯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其曾祖约翰·亚当斯为美国第二任总统，祖父约翰·昆西·亚当斯为第六任总统，父亲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在林肯总统任内为驻英公使。

[29] 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位于美国新泽西，海滨大道长约7公里，沿着海滩由北向南，沿途赌场、酒店、购物、餐饮和娱乐设施林立，1870年建成。

[30]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1810—1865），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小说家。

[31] 夏洛特·里德尔（charlotte riddell，1832—1906），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小说家。曾用f.g.特拉福德（f. g. trafford）的笔名写作。下文提到的《低地大宅的乔治·盖斯》（<i>george geith of fen court</i>，1864）即用该笔名发表，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作。

[32] 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1865年成立于伦敦的慈善组织。

[33] 阿米莉亚·爱德华兹（amelia edwards，1831—1892），英国小说家，女记者。

[34] 约翰·济慈（john keats，1795—1821），英国浪漫派诗人。代表作包括《夜莺颂》（<i>ode to a nightingale</i>，1819）等。25岁时因肺结核病逝于罗马。

[35]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功利主义创始人。遵其遗嘱，他的遗体被永久保存，穿着自己身前的衣服，置于橱窗中，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内开放展示，称为“自我肖像”（auto-ic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