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2/2）

在枝形吊灯惨淡的灯光下，她看到父亲双颊上的皱纹因为受挫而加深了不少，肩膀也滑落了下去。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贪婪地大口喝了下去。显然他无法在没有酒精帮忙的情况下正视她。

“这里没有派对可以让你参加。”他说，“你们大学里的所有男孩子也都走了。”

“你真的是这么看待我的。”她回答。很快，她转换了一个话题，“我去了一趟书店。”

“纳粹。”他答道，“一天，他们突然冲进书店，把所有有关弗洛伊德、曼恩、托洛茨基、托尔斯泰和莫鲁瓦的书全都翻出来烧掉了。还有音乐。我宁愿锁上店门也不愿仅仅出售他们允许的东西，所以，我就把书店给关掉了。”

“那你靠什么来维持生活？你的诗歌吗？”

他笑了。那是一种充满怨恨、含糊不清的声音，“现在可不是追求风雅的时候。”

“那你怎么支付电费和伙食费？”

他脸上的表情发生了某种变化，“我在克里伦酒店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做服务员？”她很难想象他为那群德国禽兽端啤酒的样子。

他移开了视线。

伊莎贝尔的胃里有种翻江倒海的感觉，“你为谁工作，爸爸？”

“德国驻巴黎最高指挥部。”他回答。

伊莎贝尔现在才意识到那是什么感觉，是耻辱，“在他们曾在一战中那样对待你之后——”

“伊莎贝尔——”

“我记得妈妈曾经给我们讲过你在参战之前是什么样子的，而战争又是如何摧残你的。我曾经幻想过你某一天会想起自己是一位父亲，但这些全都是谎言，不是吗？你只是个懦夫。纳粹一回来，你就冲过去给他们帮忙了。”

“你怎么敢这样评价我，评价我的经历？你才十八岁。”

“十九岁。”她回答，“告诉我，爸爸，你会不会给我们的征服者倒咖啡，在他们前往马克西姆餐厅时帮他们叫出租车？你会不会吃他们吃剩下的午餐？”

他似乎在她的眼前泄了气，一瞬间衰老了不少。不知为何，她为自己尖锐的措辞感到有些后悔，尽管她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而他也是罪有应得。可她现在不能退缩。“所以我们达成一致了吗？我要搬回我原来的房间去，在这里住下来。我们不必说话，如果这是你的条件的话。”

“城里没有食物，伊莎贝尔——反正是没有我们巴黎人可吃的东西。到处可见警告我们不要吃老鼠的招牌——它们还是很有必要的。为了有肉吃，人们饲养起了豚鼠。你待在乡下会舒服很多，起码那里还有菜园。”

“我不是来这里寻求舒适或者安全的。”

“那你来巴黎是为什么？”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她用愚蠢的话语设下了一个圈套，然后自己迈了进去。她的父亲有很多缺点，但他绝不是个笨蛋。

“我是来这里见一位朋友的。”

“告诉我，我们说的不是某个男孩子。告诉我，你还不至于那么愚蠢。”

“乡下太无聊了，爸爸。你是了解我的。”

他叹了一口气，又从酒瓶里倒了一杯酒。她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警示的眼神。她知道，他很快就会跌跌撞撞地走开，一个人胡思乱想去了。

“如果你要留下，就得遵守几条规矩。”

“规矩？”

“你要在宵禁之前回家。始终如此，不得例外。你还得给我留出隐私，我无法忍受有人在我旁边逗留。你每天早上都要到商店里去，看看我们的定量配给卡能够领到些什么。你还得找一份工作。”他停顿了一下，眯着眼睛看着她，“如果你像你姐姐那样给自己惹了麻烦，我就会把你赶出去。就这样。”

“我没有——”

“我不在乎。工作，伊莎贝尔。找份工作。”

她转身走开时，他还在喋喋不休。她回到自己曾经的卧室，重重地关上了门。

她成功了！仅此一次，她可以为所欲为。谁在乎他是个吝啬而又喜欢妄下结论的人呢？她还在这里，在她的卧室里，在巴黎。她要留下来。

卧室比她记忆中的小了不少。墙壁被粉刷成了活泼的白色，屋里摆放着两张带天篷的单人床，木地板上铺着一张褪色的旧地毯，还有一把曾经经历过好日子的路易十五扶手椅。窗户——已经被拉上了遮光布——可以俯瞰公寓楼的内庭。作为一个女孩，她总是知道自己的邻居何时会出来倒垃圾，因为她能够听到他们叮叮当当地提着垃圾走出来、猛地合上垃圾桶桶盖的声音。她把自己的小行李箱丢到床上，开始从里面取东西。

她带着它们逃出巴黎，又带着它们返回这里——那些衣服已经因为时常穿着而变得破旧不堪，几乎不值得和她从妈妈那里继承下来的衣服一起挂在大型衣柜里——妈妈留给她的都是些美丽的复古少女服饰，包括喇叭裙、丝质流苏晚礼服、按照她的身材裁剪出来的羊毛套装以及绉绸的连衣裙。与之相配的还有一大堆的帽子、适合在舞厅的地板上舞蹈或靠在合适的男孩怀里穿过罗丹花园时所穿的鞋子。这些服饰都属于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而巴黎也不再存在“合适”的男孩。实际上，这里一个男孩都没有，他们全都被抓进了德国人的集中营里，或是躲藏在了某个地方。

把衣服挂回大型衣柜的衣架上之后，她关上了桃花心木的柜门，把衣柜推到旁边一点的位置，露出了后面的一道秘密的房门。

那里就是她的堡垒。

她弯下腰，按了一下镶嵌在白色镶框式墙壁里的房门右上角的开关。门嘎吱一声自动打开了，露出了一间六英尺见方的储藏室。这里的空间倾斜得很厉害，就连当年只有十岁的她也只能弯腰驼背地站在里面。她的洋娃娃果真还在这里，有些倒在地上，有些则昂首站着。

伊莎贝尔关上了这扇铭记在她心里的大门，把柜子挪回原来的位置。她飞快地脱掉衣服，匆匆穿上一件能让她想起妈妈的粉色丝绸便袍。便袍上隐约还散发着玫瑰水的清香——也许是她自己假想出来的。走出房间去刷牙时，她在父亲关着的房门外停下了脚步。

她能够听到他在写些什么，那是他的钢笔在粗糙的纸张上摩擦的声音。他会不时地咒骂两句，然后又归于平静（毫无疑问，那个时候他肯定是在喝酒）。紧接着传来了酒瓶——或是拳头——重重地砸在桌面上的声音。

伊莎贝尔为上床睡觉做好了准备，在头发上绑好了卷发夹，洗干净脸，还刷了牙。在返回卧室的路上，她听到父亲又开始咒骂了——这一次的声音更加响亮，可能是因为喝了酒的缘故——于是她迅速躲进了自己的房间，砰地关上了身后的门。

“我无法忍受有人在我旁边逗留。”

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显然是在说自己无法与她共处一室。

有趣的是，去年结束女子精修学校的学习之后，她在被驱逐到乡下之前与他同住的那几个星期里竟然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准确地说，那时的他们从未坐在一起好好地吃过一顿饭，或是进行过一段意味深长、足以让人刻骨铭心的对话。他们曾在书店里肩并肩地工作过。难道她是如此可悲地感激他的出现，以至于忽略了他的沉默？

好吧，她现在注意到了。

他用力地捶着她的房门，吓得她小声叫了一嗓子。

“我要出门上班去了。”她的父亲隔着门说道，“定量配给卡在桌子上，我给你留了一百法郎，尽量多领点东西回来。”

她听到他的脚步声在木头门厅里回响了起来，步伐沉重得足以撼动墙壁。紧接着，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再见。”伊莎贝尔嘟囔着，内心却被他的语气刺痛了。

就在这时，她想起来了。

就是今天。

她掀起被单，跳下床铺，来不及开灯便穿上了衣服。她已经设计好了自己的装扮：一条浅褐色的连衣裙、一顶黑色的贝雷帽、一双白手套以及她最后的一双黑色无带露跟轻便女鞋。可悲的是，她没有长筒袜可穿。

她在客厅的镜子里端详着自己，试图挑剔一些，可她眼中看到的不过是一个穿着单调连衣裙的平凡女孩，手里还拿着一个黑色的手包。

她再一次打开自己的手包，低头凝视着里面如吊床一般的丝绸内衬。她在衬套上割开了一条小小的裂缝，在里面塞了一个厚厚的信封。打开手包，里面看上去空空如也。即便她遭到了阻拦（这是不可能的——她为什么会被拦住呢？一个穿着午餐外出服的十九岁女孩？），除了她的证件、定量配给卡券、身份证、居住证和通行证，他们在她的手包里什么也找不到——里面没有一样是她不应该携带的东西。

上午十点，她离开了公寓。走出大楼，迎着灿烂而又炙热的阳光，她骑上了自己的蓝色自行车，朝着码头骑去。

当她到达里沃利街时，看到路面上挤满了黑色的轿车、两边绑着油箱的绿色军用卡车和骑兵。周围也有一些巴黎人，他们有的在沿着人行道步行，有的在允许骑行的为数不多的几条街上踩着自行车的脚踏板，有的则站在沿街一直延伸下去的食物领取队伍中。他们脸上挫败的表情十分引人注意，快步经过德国人身旁时也不会与他们进行眼神接触。在马克西姆餐厅著名的红色雨棚下面，她看到一群纳粹高官正在门口等位。到处都流传着这样的传闻，说法国最好的肉制品和农产品全都被直接送进了马克西姆餐厅，用于招待高官。

紧接着，她看到了法国喜剧院入口附近的铸铁长椅。

伊莎贝尔按下自行车的刹车，在一阵颠簸中猛地停了下来，然后一只脚迈下了踏板。当她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那只脚踝上时，感觉自己微微有些扭伤。第一次，她的兴奋之情在恐惧的作用下显得格外强烈。

她的手包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显而易见——她的掌心和头顶那顶毡帽的边缘都被汗水浸透了。

振作起来。

她是一位信使，不是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女学生。她愿意接受这样的风险。

看到她站在那里，一个女人朝着长椅走了过来，背对着伊莎贝尔坐了下来。

一个女人，她并没有料到自己的联络人竟然是个女人。不过，这倒是让她莫名感觉到些许的安慰。

她冷静地深深吸了一口气，推着自行车穿过车水马龙的人行横道，经过了几个减价售卖围巾和小装饰品的凉亭，来到了长椅旁边。一坐下来，她就开口说出了他们教给她的那句话，“你觉得我今天会需要一把雨伞吗？”

“我希望天气能够一直晴下去。”那个女人转过身来，一头深色的秀发被她小心地在脸旁盘成了引人注意的东欧风格发髻。她的年纪稍大一些——大约三十岁——可眼神看上去却更加的苍老。

就在伊莎贝尔动手打开手包时，那个女人开口阻止了她。“不。”她厉声说道，“跟我来。”说罢，她迅速地站起身来。

伊莎贝尔紧跟着那个女人，穿过围绕在宏伟壮丽的罗浮宫中那片地上铺满了碎石子的宽阔宫殿——尽管在卍字旗到处飘扬、杜乐丽花园里的长椅上随处可见正在休息的德国士兵的情况下，这地方并不像是君主和国王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在一条小巷里，那个女人飞快地躲进了一间小咖啡馆。伊莎贝尔把自行车锁在门前的一棵树上，跟着她走进咖啡馆，在她身旁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你把信带来了吗？”

伊莎贝尔点了点头。她打开放在大腿上的手包，抽出信封，从桌子底下把它递给了那个女人。

两个德国军官走进来，在不远处的一张桌子上坐了下来。

那个女人俯身过来，摆正了伊莎贝尔头上的贝雷帽。这个奇怪的亲密举动让她们看起来就像是一对姐妹或闺密。随后，她靠得更紧了，俯在伊莎贝尔的耳边问了一句：“你有没有听说过通敌者？”

“没有。”

“通敌者，就是投奔德国人的法国男女。这种人不止会在维希那里出没，你随时都要多加小心。通敌者最喜欢向盖世太保告发我们这种人了，一旦他们知道了你的名字，盖世太保就会时刻紧盯着你。不要相信任何人。”

她点了点头。

那个女人向后撤回了身子，看着她，“就连你的父亲也不能相信。”

“你是怎么知道我父亲的事情的？”

“我们想要和你见见面。”

“你这不是见到我了吗？”

“我们，”她低声回答，“明天正午，到圣日耳曼大道和圣西蒙街的街角处去。别迟到，也别带你的自行车，不要被人跟踪。”

看到那个女人这么快就站起身来，伊莎贝尔吃了一惊。霎时间，咖啡馆的桌旁就只剩下了伊莎贝尔一个人。在另一桌德国士兵注视的目光下，她强迫自己点了一杯牛奶咖啡（尽管她知道杯子里不会有牛奶，咖啡也是用菊苣做成的）。迅速喝完杯子里的饮料，她赶忙离开了咖啡馆。

在街角处，她看到窗户上贴着一张告示，上面警示人们，违法行为都会遭到报复性的处罚。告示旁边的电影院橱窗里还贴着一张黄色的海报，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犹太人不得入内。

就在她打开车锁时，一个德国士兵出现在她身旁，害得她无意中撞上了他。

他热心地询问她有没有事。她露出了女演员般的微笑，点了点头答道：“没事。谢谢。”抚平自己的裙子，她把手包夹在腋下，跳上自行车，头也不回地从士兵身边骑走了。

她做到了——她拿到了通行证，来到了巴黎，迫使爸爸允许自己住下，还把她的第一封密函送到了自由法国组织的联络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