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19（1/2）

那天下午，我们把带轮子的小床搬回了阁楼。我猜那几个被压歪的轮子大概也无法复原了。我把晚上用的东西搬到了弗洛伦丝的房间，把我的睡衣放在她的枕头下面。我们趁拉尔夫外出的时候做了这些，当他回来看到原来放小床的地方，又看了看我们红着的脸、肿着的眼睛和嘴唇，便不停眨着眼睛，欲言又止，然后坐下来把一期《正义》杂志举到脸前。不过那晚当他回屋睡觉时，他更加亲切地跟我吻别。我看了看弗洛伦丝。

“为什么拉尔夫没有恋人？”他走了以后我说。她耸了耸肩。

“女孩似乎对他并不在意。我的每个女同性恋朋友都快爱上他了，但是普通女孩——嗯，他喜欢漂亮女孩，上个女孩为了一个拳击手把他甩了。”

“可怜的拉尔夫，”我说，“他对你的——喜好，很宽容，不是吗？”

她走过来，坐在我椅子的扶手上说：“他也是过了好久才习惯。”

“那么，你总是有？”

“嗯，大概总是有一两个女孩来这儿吧。妈妈从来都没发现是怎么回事。珍妮特并不在意，她说这等于把更多小伙子让给她了。不过弗兰克——”弗兰克是大哥，有时候和他的家人一起来做客，“过去弗兰克从来都不喜欢看到有女孩来找我，有一次还扇了我一巴掌。我永远不会忘的。他现在要是看到了你还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

“我们可以装作事情不是这样，如果你希望的话。”我说，“我们可以把小床搬回来，假装和以前一样。”她从我身上挪走，就好像我骂了她一样。“假装？在我自己家里假装？如果弗兰克不喜欢我这样，他可以不来。不管是他，还是任何有类似想法的人。你想让人们认为我们对此感到羞耻？”

“不，不。只是姬蒂——”

“哦，姬蒂，姬蒂！这个女人，你跟我说的越多，我越不喜欢她。一想到她让你偷偷摸摸了这么久，明明你可以出去找乐子，做一个真正的女同……”

“如果不是为了姬蒂巴特勒，”我被她的话伤到了，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表现得这么明显，“我也不会变成女同。”

她上下打量着我，我穿着裤子。“现在，”她说，“我可不相信。你总会遇到一个女人，只是迟早的事。”

“可能等到我和弗雷迪结婚，生了一堆孩子以后。那我肯定就不会遇见你了。”

“哦，那我猜我得感谢姬蒂巴特勒了。”

听到这个名字被这么大声地说出来，我仍然觉得神经被刺痛了。但是此刻我轻声说：“确实。这点你应该记住，我还有个东西会提醒你……”我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了我和姬蒂的合照，珍妮在“船上的男孩”店里给我的那张，把它拿到书柜，放在别的照片下面。“你的莉莲，”我说，“看着埃莉诺马克思就能高潮。五年前，好多女歌迷还把我的照片挂在她们卧室的墙上。”

“别吹了，”她说，“老说音乐厅的事。我都没听你唱过一首歌。”

她在我刚才坐的靠椅上坐下，我走过去用自己的膝盖摩擦着她的腿。“汤米，”我唱起了w.b.费尔的一首歌，“汤米，给你叔叔腾个地方。”

她笑了，“这是你以前和姬蒂一起唱的歌？”

“那是不可能的！姬蒂太害怕观众里面有真的女同性恋听明白这个笑话，以为我们唱的是真的。”

“那么，给我唱一首你和姬蒂一起唱过的歌吧。”

“嗯……”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喜欢她这个想法，不过还是给她唱了两句那首关于金镑的歌，在客厅里转了转，踢了踢我那穿着裤子的腿。当我唱完以后，她摇了摇头。

“她一定很以你为傲！”她轻柔地说，“如果我是她……”她没有说完。她只是站起来，走向我，替我抻了抻领口弄皱的衬衫，然后亲吻着下面的皮肤，直到我开始颤抖。

对我来说，曾经的她就像石膏做的圣人一样贞洁，我曾经以为她平凡无奇。但是她现在不贞洁了，现在的她展现出惊人的大胆，坦率而老练，这种大胆让她显得更加健美，让她熠熠生辉，仿佛被擦亮了一样。我看到她就想去爱抚。看到她粉红色嘴唇的光泽，我无法不上前亲吻，看到她的手——无论是放在桌上、拿着笔、端着茶杯，或者做什么别的寻常的事情，我都无法不渴望将它放在自己手里，去亲吻她的指关节，去舔她的手掌，或者把它放在我两腿之间。在拥挤的房间里，我站在她旁边，感觉到自己胳膊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我看到她脸上刚长出一个粉刺，她的脸很烫，我知道她也在渴望着我，和我的渴望相应和。但是她喜欢延长我的期待，从中获得可怕的满足。她会再喝一杯茶，然后喝第三杯，让我看着，忍受着潮湿的折磨。

“你让我等了两年半，”有一次我跟她走进厨房，用颤抖的胳膊抱着她，她把茶壶放到炉子上说，“不妨再等一个小时，等客厅收拾干净了……”但是当她又一次说类似的话时，我摸着她裙子上的百褶，直到她的声音变得微弱，然后她带我走进储藏室，在门后撑上一根扫帚，我们在面袋和糖罐之间亲热。铁壶里的水烧开了，厨房里水汽弥漫，安妮在客厅里叫：“你们在干吗呢？”事实上，我们都太久没有亲吻过别人了，因此一旦亲吻起来就无法停止。我们都惊讶于自己的大胆。

“我还以为你是那种不情不愿的女孩，”在我们去“男孩”酒吧之后的一两个星期，有天晚上她对我说，“那种只能摸摸屁股不能有更亲密行为的……”

“有这种女孩啊？”我问她。

她脸红了，“嗯，我睡过一两个……”

想到她和不同的女孩睡过，数目多到她可以像鱼一样将其归类，简直美妙得让人震惊，让人激动。我把手放在她身上，我们躺在一起，尽管天气很冷，却都赤裸着身子，因为刚才在冒着蒸汽的澡盆里泡着，现在身上还是热的，并且蠢蠢欲动。我抚摸着她，从她的喉咙到大腿之间，然后她又颤抖起来。

“谁会想到我能这样爱抚你，这样和你说话！”我说道，声音很轻，因为西里尔在我们旁边的婴儿床里睡着了，“我以为你会拘谨笨拙。我以为你会害羞。实际上，我完全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你这么热衷于政治，这么善良的一个人！”

她笑了，“要知道，社会主义并不是救世军。”

“嗯，也许……”

我们不再说话，只是亲吻和呻吟。但是第二天晚上她拿出一本书，让我读给她听。《走向民主》，爱德华卡彭特的诗。我翻动着书页，弗洛伦丝在我旁边，我发现自己变湿了。

“你以前和莉莲一起看这个？”我问她。

她点了点头。“以前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她喜欢我给她读这个。她估计想不到，这对我来说有时挺难的……”

或许她知道，我心想。这个想法让我更湿了。我把书递给她，“给我读吧，现在就读。”我说。

“你已经读过了。”

“给我读读你以前给她读的那一段。”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读了。当她小声读的时候，我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之间摸着，她的声音越来越不稳定，我摸得越来越用力。

“有些书是专门写这种事的。”我想起过去我也常和戴安娜躺在一起做类似的事情，或许在同样的夜晚，弗洛伦丝正躺在莉莲身边躁动不安，“要不要我给你拿一本那种书？我不信卡彭特先生写这首诗是准备让人这样读的。”

她把嘴唇贴在我的喉咙上说：“哦，我想卡彭特先生会批准的。”

她让这本书落在她的胸前。我把它推开，朝她翻过身去。

“还有这个，”我说着挪动了一下我的臀部，“也是在为社会革命做贡献？”

“哦，对！”

我的下身扭动着，“这个也是？”

“哦，当然了！”

我钻进床单下说：“这个呢？”

“哦！”

“上帝，”过了一会儿我说，“原来这些年我也成了社会主义同盟的一部分，我直到现在才知道。”

在那之后，我们就一直把《走向民主》放在床边，当屋子里安静下来时，弗洛伦丝有时对我说：“给我唱首歌吧，穿着你的长裤，叔叔……”于是我就会贴近她，在吃晚饭或者肩并肩地走着的时候，对她耳语：“今晚我们要民主吗，弗洛……？”当然，有那么几首歌—《情人与妻子们》就是其中一首，我绝对不会给她唱。我注意到《草叶集》也放在楼下，在那个放着埃莉诺马克思和姬蒂照片的架子上。我怎么会介意呢？我们已经打了个平手。我们可以一直亲吻到永远。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一次“我爱你”。

“在春天里坠入爱河真是太美妙了。”四月的一天晚上，安妮对我说。她和雷蒙德小姐已经是情侣了，她们经常在我们的客厅里诉说对方的魅力，“今天我去了一个工厂，我从来没见过那么灰暗破败的地方。不过我在院子里看到了一棵垂柳，就是一棵很普通的老垂柳，不过在阳光下看起来那么像我亲爱的埃玛，有那么一会儿我真想跪下来亲吻它，简直想哭。”

弗洛伦丝对此嗤之以鼻。“他们真不该让女人去当公务员，我早就说了。为一棵垂柳哭泣？我这辈子都没听过这种胡扯。有时候我简直不知道埃玛怎么能忍受你。如果南希把我比作一根柳条，那我真是要恶心到了。”

“哦，那真是可惜！南希，难道你就没有把弗洛丽的脸比作一朵菊花或者玫瑰吗？”

“从来没有。”我说。尽管我昨天在白教堂市场看到卖鱼的桶里有一条比目鱼，长得真是有点弗洛伦丝的神韵。我差点就买回家了。安妮握住雷蒙德小姐的手，神情奇怪地看着我们。“我发誓，”她说，“你俩真是我见过的最不多愁善感的情侣。”

“我们这么理性，哪顾得上多愁善感啊，你说是不是，南希？”

“倒不如说是太忙了。”我说着打了个哈欠。

弗洛伦丝也困了。“还有，嗯，恐怕我们马上要更忙了。你知道吗，我答应了协会的梅茜太太帮她组织工人集会。”

“哦，弗洛伦丝！”我大声说，“不是吧你！”

“那是怎么回事？”雷蒙德小姐问。

“一个很糟糕的计划，”我说，“想让东伦敦所有的协会和工会成员到维多利亚公园和社会主义者一起集会。”

“是一个游行，”弗洛伦丝打断我，“很棒的计划，如果能办成的话。计划是五月底办。到时候我们会搭起帐篷，举办演说，还会有扮成历史人物的游行。我们想从整个英国邀请参加者和演讲者，可能还会有人从德国或者法国过来。”

“现在你说你要帮她们操办。这就意味着，”我苦着脸对雷蒙德小姐说，“她承担了超出自己工作范围的责任，所以，和以前一样，我又得帮她了，还得熬夜写信，不是写给霍克斯顿羽毛填充工人工会的主席，就是沃平轻金属工人协会的主席。”其实我一直想说的是，我只想把她的一堆纸都扔进火里，趁它们化为灰烬之前躺下亲吻她。

弗洛伦丝看着我的目光有一点悲哀。她说：“你要是不想帮忙的话，也可以不帮。”

“不帮？”我说，“在这个家里？”

事情就和我想的一样。弗洛伦丝揽下了成百上千的活，我为了防止她累坏，替她承担了一半的工作：写信，算账，把一书包一书包的海报和小册子送到肮脏的工会办公室；去工作间探访木匠，或是坐着绣桌布和小旗。我们奎尔特街的房子更脏了，晚餐也吃得越来越仓促，我没有时间炖牡蛎了，于是我们就生吃，一边工作一边生吞。我绣的旗子和弗洛伦丝写的信有一半都被汁水弄脏，不然就是沾上了油。

就连拉尔夫也参与进来了。他所在工会的秘书邀请他为那天的集会写一份演讲稿，还要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说，安插在大型演说中间。演讲的题目是《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拉尔夫并不是个擅长当众演讲的人，写稿子和排练都让他焦虑上火。他经常在晚餐桌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写得胳膊都酸了。更多时候他茫然地盯着面前的白纸，然后跑到书柜前查阅政治类的书籍，经常发现要找的书不是被人借走了就是丢了，于是骂道：“《英国的白人奴隶》怎么找不到了？谁把我的西德尼韦伯[63]借走了？《走向民主》去哪儿了？”

我和弗洛伦丝看着他直摇头，“放弃吧，”我们说，“如果你不想做这个，或者感觉做不成，也不会有人说什么。”但是拉尔夫总是板着脸说：“不，不。这是为了工会。我都快搞定了。”然后他又会看着纸皱眉头，或者嚼自己的胡子。我看着他，想象着他站在一群盯着他看的人面前，不停流汗并开始颤抖。

不过，我觉得至少我能帮上忙。“让我听你读一段演讲稿吧。”有天晚上弗洛伦丝出去了，我对他说，“别忘了我曾经也算是个演员。要知道，舞台表演和演讲是一回事。”

“确实，”他也觉得这个想法可行，于是他抖了抖演讲稿，“但是我很不好意思在你面前读。”

“拉尔夫！如果你在家给我读都不好意思，那你怎么在维多利亚公园当着五百人的面演讲？”想到这个，他又开始咬胡子了，然后照我说的拿起讲稿，站在窗帘下清了清嗓子。

“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他开始了。我跳起脚来。

“唉，这样开始是不行的。你不能这样对着你的手嘀咕，这样顶层楼座的人——我是说，帐篷后排的人是听不到你的。”

“你真是严格啊，南希。”他说。

“你以后会感谢我的。好了，站直了，抬起头，再来一遍。从这里发声，”我点了点他裤子上的扣子，他躲了一下，“而不是从你的喉咙。继续。”

“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他开始以一种深沉而不自然的声音读起来，“这是我今天下午想和大家一起探讨的问题。‘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我会尽量简要地回答这个问题。”

我吸了一口气。“肯定会有人起哄了。”

“不会吧，南希？”

“你就等着看吧。不过不要让这种事情困扰你，不然你就完了。继续，让我听听后面的。”

他继续读讲稿，也就两三页，我听了直皱眉头。

“你要是对着稿子说话，”最后我说，“没有人会听你的。他们会觉得无聊，然后开始交头接耳。这种情况我见过一百次。”

“但是我必须看着稿子啊。”他说。我摇了摇头。

“你必须背下来，没别的办法。你得把演讲稿背下来。”

“什么？一整篇？”他痛苦地看着那几页纸。

“也就是一两天吧。”我握住他的胳膊说，“如果不这样的话，拉尔夫，我们就得让你穿上搞笑的衣服了。”

于是整个四月和五月的上半月我都在帮拉尔夫准备这个小演讲，当然，他没能用一两天的时间把稿子背下来，哪怕四分之一都没记住。我强迫他背下来，又试了各种小窍门帮他记住。我像个提词员一样把稿子拿在手里，拉尔夫在我面前努力地背，我会在早餐或者洗盘子的时候让他背给我听，或者我们一起坐在火炉前背。他洗澡的时候，我会站在厨房门口，让他躺在浴缸里把演讲喊出来。

“你听经济学家说过多少次，英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如果你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会说……他们会说……”

“拉尔夫！他们会说：看看你周围——”

“他们会说：看看你周围，我们伟大的宫殿和公共建筑，我们的住房和我们的……”

“我们的工厂。”

“我们的工厂和我们的……”

“我们的帝国，拉尔夫！”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都把这个破演讲背下来了，可以脱稿了，而拉尔夫也终于能磕磕巴巴地从头到尾背下来了，不用我的提示，听起来也差不多是那回事了。

集会那天越来越近了，我们的时间排得越来越满，任务越来越多，尽管我经常抱怨，但也有些情不自禁地开始期待集会，几乎和弗洛伦丝一样兴奋而焦虑。

“只要不下雨就好了！”集会是周日，头天夜里她看着卧室窗外的天色说，“如果下雨，我们就得在帐篷里游行，那真是无法想象。要是打雷呢？那就没有人能听到演讲者说什么了。”

“不会下雨的。”我说，“不要大惊小怪了。”但是她继续担心着天气，最后我也跟她一起看着窗外，盯着那几朵云彩。

“只要不下雨就好，”她又说。为了不让她老想这个，我在窗户上哈了口气，用手指蘸着雾气写上我们名字的首字母：“n.a.，f.b.，1895到永远。”我还在字的四周画了一颗心，又画了个穿心的箭头。

星期天并没有下雨，实际上，贝斯纳尔格林晴空万里，天蓝得让你不由觉得上帝也是个社会主义者——阳光灿烂得就像老天的庇护。奎尔特街的我们都起得很早，洗澡洗头，梳妆打扮，简直就像去参加婚礼。我决定不冒险穿裤子——社会主义者的名声已经很不好了。相反，我穿了一件海军蓝的套装，外套上有个红色的盘花纽扣，还有一条配套的领带和一顶小礼帽。作为女装，也挺好看的，但尽管如此，当我在客厅里踱着步等弗洛伦丝的时候，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去拉自己的短裙。很快拉尔夫就打扮好了，穿着笔挺，像个职员一样，不停地拽脖子上的衣领。

弗洛伦丝还穿着那件我非常喜欢的黑紫色套装，我在从贝斯纳尔格林出来的路上给她买了一朵花，别在她的外套上，是一朵拳头大小的菊花，太阳照在上面就像灯一样明亮。她对我说，“这样你肯定不会把我弄丢了。”

维多利亚公园大变样了。工人们整个周末都在忙着搭帐篷，布置展台，摆放椅子，每棵树上都挂满了横幅和垂下来的三角小旗，每个摊主都支起了桌子和展览品。弗洛伦丝有好多事情要做，于是去找协会的梅茜太太。拉尔夫和我穿过一堆头上垂着的三角小旗，终于找到了他要演讲的帐篷，那是最大的一个帐篷，“里面最少可以容纳七百人！”正在摆放椅子的工人们兴奋地告诉我们。这比我以往演出过的一些音乐厅都大。工人的话让拉尔夫脸色苍白，他又找了个长凳坐下看了一遍演讲稿。

在那之后，我抱起西里尔在会场里面转悠，四处看着吸引我的东西，和每个我认识的女孩打招呼，看到快掉下来的桌布、快裂开的盒子或者没放好的花篮就去帮着弄好。每个你能想到的慈善组织还有千奇百怪的协会都派来了演讲者，布置了展台，有工团主义者、妇女参政论者、基督徒科学家、基督徒社会主义者、犹太社会主义者、爱尔兰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素食主义者……“真是太棒了！”我走着走着，听到不少朋友和陌生人都这么说。“你以前见过这样的场面吗？”一个女人给我的帽子系上一条绸带，我把它系在西里尔的罩衫上。人们看到他身着社会民主联盟的颜色，笑着摇了摇他的手说：“你好啊，同志！”

“等他长大了，他会记住这一天的吧！”一个男人摸了摸西里尔的头，给了他一便士。然后他直起身来，看着西里尔闪亮的眼睛说，“我们都会记住这一天的，是吧……”

我想他是对的。我曾对安妮和雷蒙德小姐抱怨过这繁重的工作，我坐在那儿缝旗子和横幅的时候也不在乎针脚缝歪了或者绸子沾上了油。但是当公园里的人越来越多，阳光越来越强烈，一切色彩都变得更为明快，我发现自己正着迷地看着四周。“如果有五千人来，”弗洛伦丝头天晚上说，“就很不错了。”但是当我在公园里转悠，走到一块地势高一点的地方把西里尔抱在肩上以便用手擦擦额头上的汗时，我看到今天来的人是我们预期的十倍——好像东伦敦的家家户户都聚集到维多利亚公园了，人们心情轻松，态度和蔼，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我想他们来这儿不仅仅是为了社会主义，也是为了晒太阳。他们在小摊和帐篷之间铺上毯子，坐在上面吃午餐，和自己的恋人或者宝宝躺在上面玩耍，把树枝丢给自家的狗。他们也会听小棚子里的演讲者，有时点点头，有时表示反对，有时对着小册子皱眉头；有的人在名单上签字，有的从口袋里摸出几个便士捐给某个组织。

当我站在那里看的时候，看到一个女人路过，带着几个孩子，挨着她的裙子——是弗赖尔太太，秋天里我和弗洛伦丝一起拜访过的那位可怜的缝纫女工。当我叫住她，她过来冲我笑笑说：“我也加入工会了，到底是被你们的人说服了……”

我们站在那儿聊了一会儿，她的孩子拿着太妃糖衣包裹的苹果，举起来给西里尔舔。然后传来一阵音乐声，人们都开始窃窃私语，翘首以盼。我和弗赖尔太太站在一起，把孩子抱起来观看工人的游行——一群男男女女穿着各行各业的服装，举着工会的横幅、旗帜和花朵。游行的队伍走了半个小时才结束。

游行结束以后，人们开始吹口哨、欢呼并鼓掌。弗赖尔太太哭了，因为她邻居的大女儿也走在游行队伍中，扮成了一个火柴工厂的女工[64]。

我希望弗洛伦丝在我身边，于是不停寻找她那深紫色的外套和雏菊，但是我看到了每个来我家做过客的工会成员，就是没有看到她。最后我终于在演讲的帐篷那里找到她了。她整个下午都在那儿听演讲。“你听说了没有，”看到我，她说，“有人传言埃莉诺马克思要来，我不敢离开帐篷，怕错过她的演讲！”原来她早餐以后什么都没吃，我跑去一个小吃摊给她买了一袋螺肉和一杯姜汁汽水。我回来时看到拉尔夫坐在她旁边，不停地流汗，还在拉领子，脸色苍白无比。帐篷里的凳子都坐满了，还有人站着。天气十分闷热，每个人都躁动不安。有个演讲者刚发表了一个不受欢迎的观点，被台下喝了倒彩。

“他们不会嘘你的，拉尔夫。”我说，但我发现他的表情很痛苦，于是我把婴儿递给弗洛伦丝，抓住他的胳膊，领他到外面更凉快的地方，“好了，来跟我抽根烟。一定不能让观众看出你很紧张。”

我们站在帐篷旁边的一面旗帜下，有几个拉尔夫工厂里的男人路过，扬起手和我们打招呼。我给我俩点了两根烟。拉尔夫接过烟，手指一直在抖，差点把烟掉到地上，于是有点抱歉地笑笑说：“你肯定觉得我很傻。”

“一点也不！我还记得自己第一天晚上登台的时候有多紧张，我觉得我都要吐了。”

“刚才我也觉得我要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