钥匙 ? 吃燕窝糕的女人(1/2)
我的冷汗像一条条小虫,蠕蠕爬下来……
回想最初,只不过是电话。
“铃——铃——”
电话响了。我知道又是这可恶的神秘人:“喂——喂——”
果然!
我入伙才一个月,装修、搬家、整顿一切,已累得半死,还要受这种无头电话的折腾——我猜“她”是女人,凭我对轻微呼吸的直觉。她好像逼切地找一个人,但又不敢开口。
不知这电话号码上手是谁。但我有时工作至午夜,灵感被它打扰,实在太气恼了。终于我向电话公司要求:如果来电拒绝显示号码,一律不接听,或进入“电讯箱”留言。
间中,电讯箱仍有不肯留言的沉默来电,没有号码显示。这个神秘人也许觉得没趣,就放过我了。
我自加拿大回港五年,现在一家广告公司当美术设计,包括天王歌星的cd、爱情小说,或大公司周年纪念的一系列推广计划及纪念礼品。
才从一个在股票市场惨败,需卖楼套现救急的业主手上,超低价买入这七百多呎的单位,把墙全拆掉,所有间格打通,以强化玻璃分隔睡房、大厅和工作间。我甚至把浴缸也扔弃,改用企缸。
装修个半月下来,全屋没有一块砖是原来的遗物。我把一间俗套的房子,布置成自己的安乐窝,我终于自立了。
买这房子,是阿力介绍的地产代理特别留神。我以为阿力有点“暗示”,但他没有什么,只是忙自己的事。
我选用的颜色,是蓝、白、灰、黑。主调很冷,但墙上挂上的,都是阿力的摄影作品——他不是名家,器材也不名贵,他喜欢拍“动”的东西,体育性强的,稍纵即逝的。一个男人游泳时背部如豹的肌理、几乎撞向民居的飞机等等。
他与我是两种人。
但我们是同类人。
一边听着lou reed的perfect day和sex with your parents,我摊开一地试用aps超广角镜头相机拍下的生活照,捕捉感觉。
仍未到“死线”,所以我的心懒散得很,把罐头洋葱汤干掉,吃了一条法国面包,羊奶软芝士也报销了,瘫痪在沙发上,电视正播放世界杯。
四年前,也是世界杯的大日子,我在铜锣湾一家酒吧认识阿力。那时我刚回港不久,我们晚晚泡在一起。但这几天,我的移动电话没有他的声音。他只来看过装修两次。像局外人,而我却把他的作品都放在当眼的地方。多配了一条门匙,还没交到他手上——“我的大门随时让你打开”?这情形有点可笑。也可恨。
球赛在三十七度酷热的法国举行,足球无休止地动弹不安。我在冷气间渴睡起来。
然后我便睡着了。
如同所有前途无限的新中产阶级一样,在一个“茧”中工作、通讯、吃喝玩乐、睡觉。追求赏心悦目,但向往风平浪静。
我的房子简单、通透,很舒服——我只需头脑亢奋便成了。
忽地门铃响起来,是邮差送来挂号信。我看看钟,已经是上午十一时了。
那封信由银行发出。
我没有存钱在这银行,不是他们客户。
银行通知我,保险箱到期了,请我去办理手续。收件人“paul chiu”,是我英文名字。不过我在任何文件上,都用“赵品轩”的译名,所以我怀疑这信不是给我的。
不理它。
隔了三天,挂号信又来了,务必要我去一趟。编号是b237zq。
我没有什么贵重物品,也没有秘密,不需放进保险箱中。惟一家当是屋契,但做了按揭,当然不由我保管。我回了银行一个电话,告诉他们弄错了。
“没有错,赵先生,是这个地址——我们是依循留言通知你的。这留言是十年前所定的。”
“但我根本没租用过保险箱,也从未交费。十年前我还在加拿大。”
“你是赵保罗先生吗?paul chiu?”
“我不会付你十年的欠款的!”
——但,费用早已付了。
我说:
“我没有钥匙,又不想要保险箱中的东西。你们把它扔掉好了。”
在经理面前,我无奈地摊牌:
“我不会付‘爆箱’的费用,这一千元太冤枉。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再寄通知信来烦我——再说,谁会预知我新居的地址?”
他把我的身份证交回:
“赵先生,身份证号码相符,这b237zq 里头的物件请你取回。当然你可以继续租用。”
我错了!
我不应该好奇,不应该乱动“人家”的东西。叫我万劫不复。
——但我打开了那个保险箱。
有两样物件:一个黑布裹着的圆筒状包包。一个不知是宣纸抑或玉扣纸所做的已变黄的信封。
我不知那包包会是什么奇怪的东西,或者先人的遗物?战战兢兢地掀开四角,谁知还有一层黑布,护卫森严。一层又一层,足有四层,最后,才见是一筒菲林。是已拍了照片,但似乎一直未被冲晒出来的底片。不是我们常见的牌子,而且是“大底”,即一二○底片。现在一般人很少用这个。
不知道这“不见天日”的菲林,潜藏在黑暗之中的神秘光影,是令人“惊艳”或“惊惧”,究竟是谁拍摄呢?
我更好奇了。在此刻,我是无论如何也要带走,非把它冲晒出来不可。
至于另一个古老的信封,又轻又薄,好似是空的。我拈起,望光照一照,有个影儿。微重。打开信封,不费劲,它已裂,是纸变质了。
一条小巧玲珑的锁匙掉下来。我接不住。太小了,落地无声,几乎还隐没在地面。我把指头变换了姿势和方向才把它给“夹”上来。我怕它会无缘无故地消失,有点紧张,赶快用银行的厚纸信封给盛好,折了两下,放进口袋中,再拍一下,肯定它存在。
经理为我办妥退租手续,他有专业操守,绝不多言。只是我问:
“这两样物件奇怪吗?”
他笑:
“顾客可在保险箱中放任何‘宝物’。什么都有,千奇百怪。例如威士忌、果酱、毡帽、骨灰、色情刊物、情信、死者的头发、名画、标本、其他保险箱的钥匙……”
“这是另一个保险箱的钥匙吗?”
“不像。”他含蓄地,“不便乱猜——多半是女人的箱子用,那么精致。”
“希望找到一个箱子给它开启。”
——但这是不可能的。
我试过新居中所有的锁:门、窗、行李箱子、鼻烟壶、音乐盒、电脑、抽屉……当然不适用,因为它们根本不是它的主人。而我也没太多锁。
那筒黑白菲林,因是旧式,一般冲晒店不做这生意,或需时七至十天。
我回到公司,请摄影组的小李帮我赶出来。一众热情地参与这样荒谬地“侵犯”人家私隐的勾当。虽然我是被逼承受了它。
不久,我见到冲晒的效果了。微粒很粗。
小李皱着眉:
“这菲林是不是搁了很久?都变了,药水起不了作用,你看——”
照片出来是正方形的,共十二张。但十张模糊不清,人面是一片白影,或像用手抹过不想人见到。甚至不能肯定是人像。两张仅仅见到一只白手套,是二三十年代那种绢质,有玫瑰花,花心是珠子,还饰白羽毛之类。因照片只有黑白二色,我认为是白手套,手套很长,及肘。是女人的手。
女人的手拈着一条白色(假设是白色)的糕点往嘴边送。旁边有个盒子,只见一角,约莫是“齐”、“心”两个字。
小李问:
“谁可猜到是什么字?什么‘齐心’?”
史提芬对美术字体有研究:
“不是‘齐心’,是‘心斋’。”
阿美问:
“会不会是日本osaka的‘心斋桥’呀?”她是汉奸,每年两次到日本换季。
“不。‘斋’下面没有字。而‘心’太小,应是个组合的字,例如‘志’、‘意’、‘恩’、‘怨’之类。”
我看到盒子另一角有“燕窝糕”。这个女人一定在吃着燕窝糕……
经了一番追查,又问电话公司,我还惊动了母亲大人。
其实,我很不愿意惊动她。
她送我上机,又接我回港。日子过去了。
但我搬出来独立生活,有一半原因,是避免她追问我和阿力的关系——虽然我曾安排她“无意中”遇到我同女同事一起(阿美也客串过),起“澄清”作用。但性取向如同咳嗽和贫穷一样,是无法隐瞒的。
即使将来不是阿力。但她一双渐不过问我感情,不提娶媳妇的敏感问题,在静夜中又在我身后稍驻的哀伤的眼睛,它们开明却无奈,这是我不希望接触,却如芒刺在背的。
我不喜欢女人——只除了母亲。
得空我会给她打电话,客气但关怀——因关怀,常报喜不报忧。
她说:
“燕窝糕‘陈意斋’最有名,是招牌货。这店有近百年历史了。”
她还告诉我:
“我小时候发热,不肯吃饭,也吃过燕窝糕。当年你外婆哄我,算是矜贵的零食呢。”
我没吃过。
不知这个装扮得那么用心的、爱吃燕窝糕的女人是谁呢——她不让我见到她,但又“出现”了。她究竟是谁?是请托我做点什么事吗?我满腹疑团。
乘机把这怪事告诉阿力。
这阵子找他不容易。日间,他去了抢拍 “最后的启德”;夜里,忙看世界杯。
由于赤角新机场正式启用,建立了七十三年,经历过日军炮火的启德旧机场退出历史舞台,成为陈迹。
我印象中,廿四岁在航空公司工程部工作的阿力,最漂亮的一刻,是相识不久,他带我去看他拍摄飞机。
他花了一千八百元买的接收器,可以监听机师与控制塔之间的对话,所以他捕捉“巨鸟”雄姿十分准确。
每当他拍到一帧“险象横生”的照片,都像个小孩般兴奋莫名:
“哗哗!我等了你老半天了。飞得最低是这架!”
当我致电阿力时,隔着大气电波,仿有离情。
“我现在一间旧楼天台‘观鸟’,”他亢奋地说,“付了业主几百元他才肯开锁让我们来拍照的——有飞机有飞机——拍完才覆你。”
我听到遥远的一阵尖叫和呼喊,夹杂嘘声和欷歔。
“呀,bad-landing!”
“捉住了没有?”
“镜头给雨沾湿了——”
——他们就像是男人罹了不治之症,现在最后一刻去制造回忆的“准寡妇”。
那时是黄昏,约四点半。微雨。九八年七月五日之前,“发烧友”都走遍了机场观望台、九龙城广场天台、酒楼或民居天台、观塘码头、鲤鱼门、飞鹅山、信号山、龙翔道……这些热点,拍摄不同角度。即使天气恶劣,也争分夺秒——因为时间不等待任何人。
启德机场贴近密集的民居,不但饱受噪音之苦,飞机抵港低飞,还在屋顶“擦过”似的,快要压近撞上了,才以“肚皮”相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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