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2/2）

杨红自觉不自觉地就爱把陈大龄拿来跟周宁比。陈大龄比周宁高，比周宁白，鼻子高高的，眼窝深深的，很洋气，头发又浓又黑，即便刚洗了头，也是满头黑发，不像周宁那样，平时看着头发不少，一洗头就显得不多了。陈大龄的背是倒三角形的，肌肉结实，而周宁则是长方形的，有点瘦精精的。杨红想，陈大龄心目中的爱人应该也是貌若天仙，肯定也会拉琴的，只有那样才配得上他。

杨红一直想问问陈大龄那天清晨拉的是什么曲子，但都不好意思跑上门去同他谈话，怕别人误解，也怕陈大龄误解。

有一天晚上，到了陈大龄天天拉琴的时间，杨红没有听到陈大龄拉琴，正在纳闷时，听到有人敲她的门。她开了门，看见陈大龄站在门外，身上有些石灰水印，人很疲乏的样子。

“我想借你的煤气灶煮个面条，食堂关门了，快餐面也吃完了……”

杨红打断他的话:“你客气什么呀，本来就是你的煤气，你用就是了。”想了想，又说，“你不熟悉我油盐酱醋放在哪里，不如我帮你煮吧。”

陈大龄也不客气，说:“好，那就麻烦你了，装修房屋，搞得满身是石灰水，我先去洗个澡。”

杨红煮了面，顺手炒了一点榨菜肉丝，放在面上，双手端着一大碗面到隔壁陈大龄家去。她用脚踢踢门，听见陈大龄应道:“等一下！”

杨红被面碗烫得受不了，问:“还有多久？如果太久，我就端回去，等会儿再来。”

陈大龄应着:“来了来了！”猛地拉开门，杨红见他背心才穿到一半，肌肉结实的胸脯正对着自己，脸一红，手一抖，碗一歪，把面汤泼了一些在手上。陈大龄慌忙接过面碗，放在桌上，又跑到水房打了一些冷水来，叫杨红把手放在冷水里浸着，说:“过一会儿，擦些牙膏，就不会疼了。”

杨红把手放在水里浸了一会儿，又把陈大龄递过来的牙膏擦了一些，真的不疼了，就笑着说:“你还懂得这些婆婆经呀？”

陈大龄说:“上山下乡时从那些农村婆婆那里学来的，不过她们连牙膏都买不起的，只把手浸在水缸里。用牙膏是我摸索出来的。你坐呀，别站在那里。”

杨红就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听陈大龄讲他以前的经历。陈大龄讲一段，杨红就追问:“还有呢？”陈大龄忍不住笑着说:“你就像个孩子，听一个故事，就催着讲下一个。”

原来陈大龄的父母都是搞音乐的，父亲拉提琴，母亲弹钢琴。不过“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赶到乡下去劳动改造，后来就死在那里。陈大龄从插队落户的地方考上大学，读完了就分在h大。弟弟陈勇也读的h大，现在在英文系教书。只不过弟弟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而陈大龄还是单身。

讲了一会儿，杨红问陈大龄:“你那天拉的那个怪好听的是个什么曲子呀？”

陈大龄自嘲地说:“我拉了好多曲子呢，我以为个个都好听，原来只一个好听啊？”

杨红脸一红，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有一个特别好听的。”然后就把她自己听那个曲子时在心里幻画出来的景色描绘了一番。

陈大龄听着听着，突然把碗放下，说:“我拉几个，你告诉我是哪个。”说完就拿出提琴，调了弦，想了想，就先拉一个跟杨红的描绘不同的曲子。

杨红听了一会儿，觉得不像她上次听到的那首，就说:“好像不是这个。”

陈大龄说:“你要闭着眼听才行的，你看着我的脸，什么好音乐都变得难听了。”

杨红想反驳一下，但又不好意思夸奖他的外貌，就依他说的，闭上眼。陈大龄拉了另一首曲子，杨红一听就觉得是上次听到过的那首，不等他拉完，就睁开眼，说:“就是这首。”

陈大龄也不吃面了，只一个劲儿地问:“你听过这个曲子的？”

“那天听你拉过的。”

“那你知道这是什么曲子？”

“就是不知道才问你嘛。”

“你学过提琴？”

“没有。”

“那你父母是搞音乐的？”

“不是。怎么啦？”

陈大龄笑着说:“那你不得了，太有音乐天赋了，而且音乐语汇跟陈刚、何占豪可以一比了。”

杨红见他又是“天赋”，又是“语汇”的，有点搞糊涂了:“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陈大龄说:“你不知道么？这个曲子是陈刚、何占豪写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里面的《化蝶》一段啊。”

6

陈大龄解释说:“《化蝶》一段讲的是梁祝死后，化为蝴蝶，翩翩起舞，从此不分离。你心里想到的那些景色，基本上就是作曲人想要表现的意境。”然后叹口气说，“我现在是没有这个本事了，一拉琴，很多精力都放在指法、弓法上去了，不能潜心体会曲子要表现的东西。”

杨红见他这么懊丧，就安慰他:“你不体会曲子要表现的东西，怎么会拉得这么好呢？你拉不出曲子要表现的东西，我又怎么能看到作曲家要表现的东西呢？”

陈大龄笑起来:“让我先把我们的姓名写在纸上，免得我们两个这么互相吹捧，飘飘然起来，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

杨红不好意思地说:“其实我也是胡思乱想出来的，有时，同一首曲子，我在不同的时候听，可以想到不同的东西。”

陈大龄说:“那是因为你天性就跟那些优美的音乐相通，有些人，生来就是诗情画意，多愁善感的，内心就是一首诗，所以听到跟自己性情相通的音乐或者读到类似的诗词，就会引起共鸣。你是不是特别容易被一些凄美的音乐和诗歌打动？比如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之类的？”

杨红惊得目瞪口呆，她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父母谈论一篇纪念周总理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料得日后断肠时，定是年年一月八”，父亲说这个题目是套的苏轼的《江城子》里面的一句。

陈大龄看杨红愣在那里，就说:“音乐比诗歌更容易引起共鸣，因为诗歌还有个识字的问题，而音乐没有。音乐的语汇是天生就懂的，虽然也可以学，但终究不像自己悟出来的自然。像你这样多愁善感的女孩，最容易被哀婉的音乐打动，因为你们心底，有一种很深的忧患意识。遇到高兴的事，比一般人少一份欣喜，但是如果遇到伤心的事，就比一般人多十分伤心。”

杨红就想到自己真的是这样，遇到高兴的事，还老想，这是不是真的？然后又怕乐极生悲，怕欢喜必有愁来到，总是克制着，不敢太高兴。遇到伤心的事呢，就反反复复纠缠在心里，无法开解，无力忘却。杨红觉得陈大龄真是看到她心底去了，就问:“那我这种性格是不是不好？”

陈大龄安慰她说:“性格没什么好不好的，要我看，你这是最诗意的性格，这个世界，人人都只来一趟，但你这一趟就比别人经历得多，因为你比别人体会得多。不过如果你不想伤心，自己就想开点，少去咀嚼痛苦。”陈大龄拿起琴，说:“让我再考你几首。”说罢，就拉了一首快的。

杨红听了一会儿，不知道曲子在讲什么，也没有看到像《化蝶》一样美丽的景色，就老老实实地说:“我说我是撞上的吧？这首我听不出名堂了，只觉得一群蜜蜂在那里飞来飞去。”

陈大龄哈哈笑起来:“又被你说中了，这首就叫《蜜蜂飞舞》，学琴的人练习指法时常用这个曲子，不是你特别喜欢的那种。”

这下，杨红也猜出兴趣来了，说:“那你再拉一首慢的，如果我猜出来了，我就跟你学拉琴。”

陈大龄说:“那我一定要选一首你肯定能听出来的。”

杨红听了这话，有点不自在，心想，陈大龄的意思是他很愿意我跟他学拉琴？但她马上又在心里暗骂自己一句，看你想到哪里去了。

陈大龄开始拉一首曲子，缓缓的，很优美。杨红不由自主地盯着陈大龄的手，看他长长的手指灵活地在琴弦上移动。她特别喜欢看他揉弦的动作，修长的手指落在琴弦上，手腕轻轻地动着，速度由慢到快，幅度由小到大，提琴的声音就变得柔柔的。他运弓的右手也很好看，弯出一个美丽的弧线，手腕轻轻地带动手臂，叫人觉得他的手腕一定是柔柔的，很有韧性的那种。

杨红无缘无故地想到，这样一双手，如果搂着他心爱的女人，也一定是柔和的，带着怜惜，好像怕把她揉碎了一样。但是他的搂抱，又肯定是有韧性的，不论谁都不可能把那个女人从他怀里抢走。他肯定不会像周宁一样，平时都不记得碰你，但疯狂起来就不管是挤着你哪一块，压着你哪一方，拼命地挤，拼命地压，好像不挤扁不压碎就不甘心一样。有时腮骨勒在你脸上，差不多可以把你的脸挤碎，真怕哪天就被他破了相。

杨红见他沉醉于演奏，就偷偷看他的脸，发现他因为垂着眼，有点半闭着的样子，睫毛好像能遮住眼睛。他拉琴的时候比较安静，不像电视上那些演奏家，挤眉弄眼，摇头晃脑，捶胸顿足。他常常是垂着眼睛，身体随着音乐的节奏，微微波动，好像沉醉于音乐之中。如果叫他一声，肯定能把他吓一跳。

陈大龄拉完了，问杨红:“听没听出这首讲什么？”

杨红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心虚地说:“没注意听，可不可以再拉一遍？”

陈大龄笑着说:“我说了的，要闭着眼听的，你不信。再来。”

杨红心想，为什么要我闭上眼，难道他知道我睁开眼会在那里看他？这个人好像能看透别人心思一样，可怕可怕，在他面前说话做事要小心。杨红闭上眼，认真地听了一遍，说:“反正我不是真想学琴，乱说一通吧。这首没听出什么，只觉得有水有树，仙境一样。”

陈大龄说:“你这回不跟我学琴不行了，因为这首是圣桑的《天鹅》。”

杨红使劲摆手，笑着说:“不算，不算，这个不算，我没听出天鹅。”

陈大龄也笑着说:“但是你听出了里面的水啊，这只天鹅是在湖上游着的。”然后停了笑，说，“真的，我教琴也教了好长一段时间了，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多少能听出曲子的意境的。你小时没学琴，真是浪费了。现在的家长不得了，个个都逼着小孩学琴，有的小孩根本不想学，被逼得无奈，勉强学，终归是很难学好的。家长问起来，我还不好说他的小孩没天赋。”

杨红笑着说:“你知道被逼着学是学不好的，你还逼着我学？”

陈大龄说:“我还不是跟别的家长一样，望女成凤嘛。”

杨红叫起来说:“你才多少岁呀，就想当我的家长？”

两人问了一下彼此的年龄，发现陈大龄比杨红正好大出一轮。

7

杨红从陈大龄那边回来后，还有点晕晕乎乎的，想到自己竟然还有一点音乐天赋，心里头很高兴。不过自己真的没心思学琴，只想听人拉琴。一到晚上，陈大龄拉琴的时候，杨红就把电视关了，连灯也关了，闭着眼睛，坐在那里静静地听。陈大龄好像也特别喜欢优美哀婉的曲子，拉的大多数是这一类的。

杨红想，我不能再到陈大龄家去了，免得他起误会，以为我喜欢他。不过如果陈大龄有什么事请我帮忙就好了，那样就可以跟他说说话，而不会感到心虚。早上在这么想，中午陈大龄就来敲她的门，问她:“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杨红心里一惊，他怎么好像能听得见我心里说的话？不过她想起，生活中确实有这种事，别人借了你的东西，好久没还，你正在家里念叨，说怎么这么久还没还来，别人马上就还来了，搞得你以为别人在门口偷听了你的话，其实只是巧合。

杨红说:“别这么客气，你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好了。”

陈大龄犹豫了一下，说:“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有一个从前的学生要来，女的，她主要是想证实一下我究竟有没有女朋友。你能不能在我那边坐一会儿，就在那里织毛衣，什么也不用说。”

杨红笑起来:“你要我冒充你的女朋友啊？你如果不喜欢她，怎么不直接跟她说明了呢？”

“女孩子都是又敏感又爱自责的嘛，何必要搞得她在那里追根究底，硬要在自己身上找几个毛病出来呢？”

杨红有点担心:“这样撒谎不太好吧？”

陈大龄笑笑，露出又白又整齐的牙:“你怕撒了谎遭雷打呀？你不是我的朋友吗？你不是女的吗？不算撒谎的。”

杨红答应了，又问:“那我要不要打扮一下，免得丢了你的人？”

“打扮什么，越居家越好。别说什么丢我的人的话，我只怕委屈了你，让她说你这么年轻漂亮，怎么找了这么一个老家伙。先打个招呼，别到时候你一赌气，就把真相给说出来了。”

快四点的时候，陈大龄就把杨红叫过去，让她坐在那里织毛衣。四点钟的时候，一个挺漂亮的女孩来了，杨红看了一眼，就觉得自己太水货了，别人一看就知道自己是冒充的，不过那个女孩倒没看出破绽。等陈大龄含混地介绍说“这是杨红，这是李晶晶”，李晶晶冲她点个头，就不再理她，只跟陈大龄说话。

刚好这时门卫刘伯上来叫陈大龄下去听电话，陈大龄客气地对李晶晶说:“你坐一会儿，我马上回来。”就跟刘伯下楼去了。

李晶晶问杨红:“你们家怎么不安电话？”

杨红没想到自己还有说话的任务，根本没准备，而且一听“你们家”就自然而然地想到她跟周宁的家去了，就说:“刚参加工作，手头也不宽裕，再说集体宿舍也不让安电话。”

李晶晶听了，有点疑惑不解的样子，又问:“陈师母刚参加工作？陈师母跟陈老师不是同学吗？”

杨红也不知对这个问题陈大龄的版本是什么，只好支支吾吾地说:“也算是吧。”李晶晶好像并不真的在乎他们俩是不是同学，只要这一声“陈师母”被杨红应了，就能说明问题了，所以很快便站起来告辞，说:“我还有点事，陈老师回来你跟他说我先走了。”

陈大龄回来，杨红对他说:“你说不用讲话的，现在我应了她那声陈师母，那不是我在骗她吗？真的替她难过。”

陈大龄安慰她说:“当断不断，必为其乱。这种事情只能是快刀斩乱麻。她过了这一段就好了，再说她会觉得这只是个先来后到的问题，比较容易接受。不是她条件不好，只是迟到了嘛。”

“她到底哪点不好呢？我觉得她跟你挺般配的。”

陈大龄忍不住笑起来，说:“你现在的口气听上去跟毛姐一样，看别人都一对一对挺般配的。只要是好人你就会爱上他？不一定的嘛。像你跟周宁，一个班那么多男生，别的肯定也不错，为什么偏偏爱上他？爱情这种事，总要讲点心动的感觉吧？”

杨红想到自己跟周宁的爱情，不知道自己感受的算不算心动，无意当中，就说:“其实我小时候立志是嫁一个会拉琴的人。”说了这句，杨红突然觉得脸发烧，怕陈大龄误会到别处去了，赶快声明说:“那都是小时候瞎说的，其实周宁也算是一个拉琴的，只不过他现在不爱拉了。”

陈大龄就问周宁拉什么琴，听说是二胡，就说自己以前也学过一段时间的二胡，因为提琴是西洋乐器，学提琴怕别人说崇洋媚外。但后来觉得二胡的声音太悲怆，一拉就恨不得哭，所以还是学了提琴。

陈大龄说:“也不知怎么的，就觉得二胡的声音太愁苦，表现的是一种家里揭不开锅似的愁苦。而提琴呢，虽然也可以是哀伤的，但只是一种淡淡的哀伤，或者说是情感上的哀伤。也许这跟中国人的生活经历有关。西方文学艺术中的哀伤，主要是爱的哀伤，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就有很多是直接描写人们在生死线上的挣扎，没有那番经历，是很难体会那样的愁苦的。”

陈大龄就把他插队落户的故事讲给杨红听，说他去的地方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那种贫穷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也是精神上的，感情上的，因为贫穷落后跟愚昧无知是手挽着手的。那里男尊女卑的思想非常严重，丈夫对妻子都是呼来唤去，非打即骂。女人想的也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很多小女孩，连小学都不能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