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仁义之君（2/2）

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嘉佑四年（西元1059），这时距赵祯驾崩还有四年，以宰相富弼为首的群臣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给他加尊号为“大仁至治”，但是赵祯都没有批准。但他死后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给他加上“仁”的尊号了。翰林学士王珪等群臣给他写谥曰：“臣闻元精磅礴，济万物而不昭其迹者，荐名曰天；至德汪洋，泽万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谥于帝……维其历古圣贤之君，莫不极所以尊明令显之称，又或至于代相袭之。夫仁者圣人之盛德，岂独未有以当之耶抑当时鸿儒巨学反略于稽求抑又天之所启、期以克配先帝之庙乎《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此之谓欤惟功以创业为祖，德以守成为宗，皆尊尊之大义也。先帝尊谥，宜天锡之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曰仁宗。”

“仁”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文人这样歌颂“仁宗盛治”：“四十二年于兹，可谓海内大治矣。窃迹羲黄之前，敻乎莫索其详。自《诗》、《书》之载，未有如兹之盛者也。”北宋学者邵伯温这样赞美“仁宗盛治”：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佑极矣。”（天圣、景佑都是宋仁宗的年号。）即使目空无人的权奸秦桧也曾说到：“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南宋人名人卫径也称：“嘉佑之治”振古无及。”因为不喜“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仁宗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且填得更加放肆，这就非同寻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这个可没人强迫他，风流柳七，可不是没有风骨，不是肯出违心之言的人。）晚明大学者朱国桢曾纵论千古帝王，称“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朱国桢这么推崇仁宗也许是名字里都有一个祯字？）

作为现代人来说，赵桢既无雄才大略，也未见有什么丰功伟业，有什么值得称道？从某个角度来说，后人对历史人物是非功过的评判，无非是自身价值观的投射而已。一个国家主义者自然会歌颂开疆拓土、虽远必诛的秦皇汉武；一名网络“皇汉”则不吝于赞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朱元璋。而作为更关注优良制度与自由传统的现代人，之所以视宋仁宗为君主的典范，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相信仁宗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虚君立宪”的一位君主。当然，宋朝时人们还没有“虚君立宪”的概念，如果用宋人的话来说，是仁宗皇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这段短短的评词，其实蕴含着宋朝士大夫对“何为优良政体”的理解与共识。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后，第二个比较开放和宽容的时期。其根源就在于太祖皇帝赵匡胤的重文抑武和宽宏大量。到了宋仁宗赵祯继位，把这个传统弘扬到最大。

宋仁宗在位，是守祖宗法度的模范君主。当他去世之后，仁宗朝的一部分惯例，也被后世的士大夫整理成最值得遵守的祖宗法度。南宋吕中的《宋大事记讲义》这么评价仁宗朝：“仁宗在位最久，德泽最深，宜专法仁宗。盖汉唐而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北宋元祐七年（1092），翰林侍读学士范祖禹编录《仁皇圣典》进献哲宗皇帝，并上书说：“陛下诚能上顺天意，下顺民心，专法仁宗，则垂拱无为，海内晏安，成康之隆，不难致也。”再如，南宋淳祐四年（1244），杜范拜相，即向理宗上奏札说：“今陛下新揽权纲，惟恪循仁祖家法，凡废置予夺，一切与宰相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已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这里元祐、淳祐的年号，也含有向仁宗朝“嘉祐之治”致敬的意思。上书的士大夫都是在提请在位的君主“专法仁宗”、“惟恪循仁祖家法”。那么这个“仁祖家法”到底是指什么呢？经由宋朝士大夫的演绎与归纳，“仁祖家法”已经被解释成一个“虚君共治”“分权制衡”的治道与政体：君主端拱在上，统而不治；执政权归宰相领导的政府；监督政府的权力归独立的台谏系统。

元祐元年（1086），右司谏苏辙向哲宗皇帝进言：“臣窃见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海内乂安，近世少比。当时所用宰相二三十人，其所进退，皆取天下公议，未尝辄出私意。公议所发，常自台谏，凡台谏所言，即时行下。其言是，则黜宰相，其言妄，则黜台谏。忘己而用人，故赏罚之行，如春生秋杀，人不以为怨。终仁宗之世，台谏不敢矫诬，而宰相不敢恣横，由此术也。”同一年，同知枢密院范纯仁也告诉宋哲宗：“臣昔见仁宗皇帝推委执政，一无所疑，凡所差除，多便从允；而使台谏察其不当，随事论奏，小则放行改正，大则罢免随之。使君臣之恩意常存，朝廷之纪纲自正，是以四十余年，不劳而治。”

谬史氏曰：仁宗至此，确实有过人之处。有人说宋仁宗作为皇帝的一个特点是统治期间毫无业绩。其实作为皇帝这个天生罪恶的职业，不作为是最好的作为。垂拱而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感而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