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小国之道(2/2)
子驷制定的国策,说的通俗点,就是彻底放飞郑国,通过行贿等不光彩的手段,光明正大的成了一根见风使舵的墙头草。
对于此策,大夫子展还是有疑虑,他认为郑国同晋国光签订盟约就有5次之多,基本属于签约专业户,如果再不守信义,只怕“兵乱日至,亡无日矣”,不如死心塌地跟随某一个大国,从此唇齿相依,诚实守信(“杖莫如信”),以求安稳。
子驷坚持自己的想法,觉得“小国之道”很符合郑国目前的实际,拍胸脯子展向保证,此策一旦实行,再厉害的敌人都不足为祸,百姓也可以安居乐业(“寇不为害,民不罢病”),如出现不可预料的问题,一切责任由自己承担。
晋、楚长期的拉锯战,使郑国蒙受巨大的灾难,郑人也无法忍受,虽然子驷制定的“小国之道”毫无信誉可言,看似有点作践自己,但其实暗含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之意。
郑国本身实力不弱,郑庄公在位时与周天子交恶,率军击败天子的军队打出了威名,之后又击败宋、陈、蔡、卫、鲁等国联军,使得郑国空前强盛,就连当时的齐国也是郑国的小跟班,晋国也还在内战,楚国更别提,被汉阳诸侯摁在家里打。
在春秋初期,第一个崛起的国家就是郑国。
但是好景不长,郑庄公一死,郑国就陷入衰落,再后来更是成了晋、楚两强国之间相互争夺的一块肥肉,所以郑人心底还是有着复兴的郑国梦的,而要实现这个复兴梦,首先就要晋、楚两个国家先倒闭一个。
想让这两个超级大国两败俱伤倒闭一家,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继续打起来,不管谁输谁赢,都是大量耗费国力之举。
孙武后来曰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冷兵器时代,一场战争就可以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之道。
一场不够,就来两场。
单单就说吃的问题,士兵打仗,要吃饭,首先你要调集很多的民夫把粮食运过去,给士兵们吃,民夫在路上要吃饭,回来要吃饭,不光人吃,马也要吃,受制于当时低下的后勤保障能力,前线1名士兵每吃到1斤粮,耗费在途中的粮食都相当可观。
比如之后的长平之战,60万秦军每个士兵每天吃1斤谷物的话,一天需要60万斤,在后方3、4个人支撑前线1个士兵的情况下,需要征夫200余万来运输,民夫也要吃饭,那么就是说每天耗费在途中的粮食大约需要200余万吨粮食,这还不算民夫的返程,极低的运输效率和极其可怕的消耗比,是任何一个古代王朝都难以承受的。
所以当时楚庄王围宋九个月,没有强大的国家资源在背后撑腰,那是不可想想的。
仅仅从吃这一方面就牵扯这些问题,何况还有人员工资、减员抚恤、武器损耗等等一些事情,要办好这些事情,就需要钱,所以说打仗打得就是钱。
钱从哪来?老百姓身上。
所以一旦战争爆发,并且还是频繁爆发的话,那么就需要大量的金钱,就需要加税了,就劳民伤财了,打赢了还好,打输了元气大伤。
所以,庞大的战争机器只要一开动起来,就要烧家底子了,像城濮之战、鞍之战这样的大型战役,是郑、宋、鲁等一些二流国家完全打不起的战争,这么看来,郑大夫子驷制定的“小国之道”,确实不为一个隐忍发展之道。
制定了国策就要执行,执行的根本就是要让晋或者楚来打自己,然后楚、晋为争夺自己不停的开始战争,不停的消耗自己,要不然子驷的小国之道始终是停留在纸面的一道画符。
公元前565年四月,为了在楚国面前刷存在感,实现“小国之道”,郑国大夫子国、子耳奉命入侵楚国的与国蔡国,俘虏了蔡国司马公子燮。
五月,子驷还带着幼小的郑简公,亲自前往邢丘(今河南温县)与晋、齐、宋、卫、邾的会盟,并将与蔡作战中的战利品献给晋国,以达到彻底激怒楚国的效果。
果不其然,郑国入侵了蔡国没多久,楚令尹子囊就接到入侵郑国的命令,以伐其侵蔡之罪。
但让子囊感到很意外的是,大军刚到郑边境,迎接他们的不是程亮的盔甲和寒冰的长戈,而是满脸堆笑的官员和丰厚的“币帛”,同时还主动向楚国表达求和的意愿。
直到子囊酒足饭饱、满载财物撤军之后,都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感觉在做梦。
郑国没有给子囊醒瞌睡的时间,马上派王子伯骈(pián)去向晋国报告所发生的一切。
在春秋时期,论演技,没人能比得上资深老戏骨——伯骈。
伯骈刚到晋国,就开始陈述事情经过——晋君令我们车兵徒兵时刻保持戒备状态,随时讨伐动乱,如今蔡国的人不顺从晋君,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就讨伐了蔡国,俘虏了司马燮,没想到却招来了楚国的大军。
然后声泪控诉楚军暴行——他们焚烧我国郊外的小城堡(“焚我郊保”),侵略我国的城郭,人民忧愁悲痛,饱受楚军凌辱,国家自身难保,也不能提供安全的避难之所,我们毫无办法,不忍心看到百姓妻离子散,只好向楚国求和。
最后将这件事的后果直接甩给晋国——我军拼死抵抗,始终不见晋军驰援,我和我的几个臣子不得不同楚国签订盟约,特此来说明情况。
伯骈寥寥数语,便将事情颠倒黑白,推得一干二净,果然将中军将荀罃激怒。
对于郑国同楚国签订盟约一事,不管是否出于自己意愿,都是荀罃难以接受的,呵斥伯骈:“你们明知道楚国要来讨伐,为什么没有派使者来告知我们就屈服了?你们这是欺骗我国。”
荀罃一生早已厌烦郑国之反复,对于这次事件的发生,震怒之余,也暗下决心要对郑国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攻势,用相对楚国的压倒性优势的实力,彻底得让郑国死心塌地,于是恶狠狠的抛下一句话:“到时候我们将兵临城下,为君是问(“图之”),你们好自为之吧。”
很显然,伯骈的目的已经达到,要的就是晋国出兵,而晋悼公也没让子驷失望,次年(公元前564年)夏,晋悼公迅速邀集鲁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邾子、齐吕光等诸侯商议伐郑事宜。
同年10月,联军以荀罃为伐郑总指挥,驻军于虎牢,准备向郑国的鄟门、师之梁和北门三个地方同时发起进攻,一举攻下郑国。
就在联军磨刀霍霍的时候,也遇到同楚军一样的情况——满脸堆笑的官员、丰厚的“币帛”和表达求和的意愿。
面对这种情况,各诸侯还是喜闻乐见的,希望马上同郑国盟誓,然后平分了币帛后回家,但上军将荀偃有其他想法,他建议对郑国实施战略上的包围,引诱楚军来战,然后一举迁灭。
作为曾经的楚囚,中军将荀罃对楚国也是了如指掌,不仅对楚人,对楚内政、外交、军事等更是了然于胸,此时,荀罃也提出一项制楚之计,也正是这个计策得完美执行,给了楚国霸权致命一击,使其彻底退出争霸行列。
与此同时,在名将如云的春秋时期,荀罃仅凭这一计,成为仅次于孙子、吴起之后,排名第三的兵法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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