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1）（2/2）

方旭说，那个时期真的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吃不饱肚子已经成了常事，就连边区首长一天也仅吃两顿饭，而且是半饱。

在这种情况下，边区人民响应***的号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方旭很清楚记得当年***在边区礼堂的讲话：“敌人要封锁我们的经济，我们是干、还是不干呢？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我看还是干、不能散。”

于是，一九三九年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任务的第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于一九四〇年底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实行屯田政策，很快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南泥湾，是王震的三五九旅硬是把一个野狼成群的荒无人烟之地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大生产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主要开展农业生产，兼办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普遍参加生产运动，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同时，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组织劳动互助，发展人民经济，以改善人民生活和保障供给。大生产运动，改善了物质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并对密切官兵关系和军政、军民关系，增强劳动观念和组织纪律性，起到了积极作用。

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和群众响应号召，首先开展起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动手，种菜纺纱。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开垦了一块长方形的地，种上蔬菜，一有空就去浇水、拔草，从而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热情。随即，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开展起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通过大生产运动，边区许多部队粮食、经费达到全部自给，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一个叫张思德的八路军战士，在陕北安塞县石峡峪烧炭时，因窑洞坍塌而牺牲。与战死疆场、马革裹尸相比，张思德的死显得太过平淡。但是，人民领袖毛泽东不仅亲自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还在追悼会上专门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高度称赞他“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毛泽东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并把它与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一起称为当时整个革命链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环子。它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干部，这是不能拿数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

在大生产的年代里，边区领导带头起模范作用，亲自动手开荒种菜，许多来延安寻求真理的男、女知识分子也参加了劳动，手磨破了染红镐把也不叫苦叫痛，撒下棉花烧成灰按在伤口上又不断挖狼牙根，开荒不止。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了像杜林森这样的劳动模范。方旭本来就是苦孩子出身，要说写文章他头痛，可干起农活来他一个顶俩，年年被评为模范工作者。粮食丰收了，望着那满仓的小麦、谷物，方旭说，掬一捧在手里，那喜悦从毛孔里都往外溢。从小过惯了苦日子，尝过挨饿的滋味，收割时掉在地里的麦粒方旭只要看见都会捡起来。他说，他这辈子只知道世上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粮食，是人都得靠粮食才能活下去。

当菜地里的西红柿熟透了的时候，那些在延河边玩耍的孩子们趁人不注意就溜进了菜地，到后来连保育院的孩子们也跑来偷吃西红柿。方旭他们这些警卫战士们想去撵跑那些偷嘴的娃娃们，被边区首长阻挡住了：“让他们吃好了，都是些好娃娃啊。”接着首长叹口气又说：“唉，这些娃娃们也可怜哪，有些孩子也是参加了长征的，原本他们不该遭那些罪的，都是战争啊，是战争让他们过早地经受了不该经历的人生轨迹。”

直到多少年后方旭还说，那些红色后代们和他们的父母在宝塔山下、在延河边告别，父亲跨上战马杀向了疆场，母亲抹一把泪也上了前线，自此有些人马革裹尸成了未来共和国的魂，而他们的孩子却永远成了孤儿。那种为民族大义而表现出的义无反顾，只有在共产党人身上才彰显的如此令人唏嘘不已，那是怎样的一种无畏情怀啊！

大生产时期方旭还学会了捻线、织毛衣，这在当时来说是硬性任务，超过标准的给以表扬、奖励，达不到标准的要批评。直到多年后，方旭还能拿起毛线给家里人织毛袜子。孙子们见了异常惊讶：爷爷，你会织毛活，简直不可思议！他对孩子们的大惊小怪倒没责怪，很是心平气和：“当你们知道快要饿死了，就会动手去种粮食；衣不遮体了，不要说织毛衣，就是纺线织布纳鞋照样会干得麻溜。你们呀，真是掉在福窝里了。好啊，我们当年坚苦卓绝不就是为今天的幸福生活嘛，你们可要珍惜哟。”

正如歌中唱得：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可蒋介石却不喜欢，原本红亮亮的天空飘来了几朵黑云，想遮住延安猎猎的太阳。延安出现了敌特组织，顿时谣言四起，身为边区保卫处的同志更是觉得箭在弦上。

虽说方旭没有直接参加这长惊心动魄的反特战，一切都是在极其严密的情况下展开抓捕敌特的工作，但方旭还是从保卫处领导的脸上看出了事情的严重性。在边区首长身边负责安全的方旭如临大敌，他不但提高了警惕，就连外国人来访，手续不全照样被他拒之门外。

那么延安发现敌特又是怎么回事呢？史料记载了那次绝密的反特战：

还是从一九四〇年初春的一天说起。那天，在甘肃庆阳去往陕西汉中的路上，二十一岁的失业小学教员吴南山正在赶路。一个同事推荐他到重庆战时干部训练第一团读书，那位同事让他先到汉中找一个联络人，再由这个人帮助他去重庆。但到了汉中之后，那个联络人却将他领到了汉中郊外的一个大宅院。大宅院里的人要求，进来的人不准和外界有任何联系。过了几天，吴南山才明白这个地方原来是国民党军统开办的特务训练班，简称汉训班。

吴南山认识到自己被骗了，他想办法早点离开这里。而且他将学员情况和相关课程都偷偷记下来，在暗中为离开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是他如何才能逃离这个戒备森严的牢笼呢？

一九四〇年六月，吴南山终于获得了“自由”，他离开汉训班，回到老家甘肃庆阳潜伏。此时，共产党已掌握了庆阳的政权。很快，他就在新筹建的陇东中学里当了一名教员。可是，吴南山的心中却更加忐忑，因为他此次回家身负了秘密任务，他一边想摆脱这个任务，但又对共产党对他的态度心存疑虑。为了得到共产党的信任，不久，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而由此一场中共与国民党军统之间潜伏与反潜伏的秘密情报战也拉开了大幕……

吴南山被任命为庆阳县教育科科长，而他的实际领导者却是陕甘宁边区的保安处。一次，在从延安回庆阳的途中，他发现了当年汉训班的同学祁三益。为了钓到祁三益这条大鱼，进而挖出更多的军统特务，吴南山把祁三益带回庆阳，在那里，一张捕鱼的大网已经张开了。

通过落网的祁三益，陕甘宁边区的保安部门得到了这样一系列情报：大批以行动见长的军统特务已潜入延安！而且这些特务都在汉中受过专业训练，他们将给延安造成极大威胁，尤其是中共领导人的安全！

负责保卫工作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立即把祁三益押往延安。于是，一场大规模的特工战展开了。为了挖出潜伏特务，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安排向我方投诚祁三益到延安新市场完全小学教书，这只是一个掩护身份。因为军统汉训班的特务成功打入延安后，分散在延安各个机关，彼此没有建立起联系。所以作为联络员的祁三益要想见到这些人也不容易。在边区保安处指示下，祁三益经常到延安的一些公共场所活动，希望能够发现潜伏的特务人员。一天，祁三益走进延安新市场一家名为天生衡的锅贴店里，突然他发现账房先生有些眼熟。他仔细一看，这个人居然是延安组的另一个联络员杨朋。通过他，祁三益掌握了四个潜伏特务。可是不久之后，杨朋却神秘消失了。一九四二年春节，同样是在新市场，祁三益发现了军统延安组的另一个联络员李春茂，他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通过此人，又有两个潜伏特务被我们掌握。经过争取，李春茂也向我方投诚。一九四二年的五一，在庆祝大会上，李春茂发现了延安组的总联络员赵秀，他的身份是国民党防空监视哨哨长。保卫部门马上对他进行了监控。经过一番精心的设计，赵秀也投降反正。一九四二年六月，延安保卫部门吸收了赵秀、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和张秉钧，正式加入，成为我方的秘密工作人员。在破案过程中，我方保卫人员发现，已经有三名军统特务打入中央军委二局，而军委二局是中共中央军委一个极其重要极其保密的部门。这么重要的部门居然混进了特务，长期存在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这场历时三年的秘密战中，保卫人员共抓获军统特务五十五名，其中大多数人投诚。这是情报保卫战线上一次漂亮的歼灭战，破获特务之多前所未有，因此也被称为陕甘宁反特第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