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1）（1/2）

延安古称肤施、延州，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首府。城区处于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三山鼎峙，延河、汾川河二水交汇之处，有“塞上咽喉”之称，被誉为“三秦锁钥，五路襟喉”。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延安以其“边陲之郡”、“五路襟喉”的特殊战略地位，吴起、蒙恬、范仲淹、沈括等许多中国古代名将在此大展文韬武略，上演了一幕幕金戈铁马的悲壮史剧。二十世纪上半叶，延安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嘉岭山上的那座唐代宝塔不但是历史名城延安的标志，更成了革命圣地的象征，山下的延河被冠以“中国革命母亲河”。

一座宝塔，一条延河；一溜窑洞，一盏马灯。

因了那盏明亮的灯，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冲破重重封锁，从全国各地赶赴延安。“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延安无疑成了比上海、重庆还要兴旺的文化之都。

就是在那灯下，一代伟人在简陋的的窑洞里不仅写出了惊世之作，还运筹帷幄，指点江山，决策于千里之外，指挥千军万马南征北战，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最后夺取江山，建立了新中国。这一切是任何预言家都无法预料到的，但却又是历史的必然。早在长征结束后，毛泽东主席率军东征时，在一个叫袁家沟的窑洞里写下《沁园春?雪》就预示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著名论断。

在延安学习期间，九娃渐渐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他也知道是“共产主义给这个被各种绳索捆绑得奄奄一息的古老民族，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生命力，使它犹如凤凰再生。”他不知道这个摇撼整个旧世界根基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将来前景如何，胜利或失败，但对照自身从小的凄风苦雨，他选择了就从没后悔过。正如后来响彻延河两岸的歌曲《东方红》那样，穷苦人发自内心歌颂领袖毛泽东。

陕北的土地上到处流淌着信天游，令人如痴如醉。不能不说陕北高原就是轩辕氏的根本，以火与犁为先导，把东方文明向黄河流域蔓延。可是这片浑厚的黄土地却渐渐又交付于洪荒，逐渐成为鬼方、犬戎、猃狁以及白翟部族与匈奴的领土。秦统一后，蒙恬挥戈征讨匈奴，归属于上郡。

岁月慢慢流转，直到“***来了”，这块偏僻的大地，这个“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地方，便仿佛横空出世，毛泽东带着他天生的叛逆个性，与一群桀骜不驯的共产党人以强悍的姿态把革命的“泊”地根植在了黄土高原上，开始拯救民族于危亡，创立不朽的伟业。

那个时期，延安在方九娃眼里是个新奇的世界，世纪风云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乍起，荡涤阴霾尘埃，犹如狂飙卷起近代史上的斑斑血泪。宝塔山下数不清的窑洞里，透出灿若星河的灯光，那不仅仅是灯光，那是永远不灭的民族精神！

学习结业后，九娃被组织派到了边区政府，在机要科负责陕甘宁边区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来了没几天，边区首长给他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方旭。

有了新的名字的九娃刚开始有点不习惯，慢慢地时间一长，每当到人喊一声方旭，他答应的格外响亮。直到多年以后，这个名字时常出现要红头文件和各种报告上，报告的标题下打印着方方正正两个汉字：方旭。再后来，在家乡的县志和他工作过的企业志上，这个名字又显耀地出现在重要位置上。

一九三八年的冬天如期莅临了，久不下雪，气候很是干燥。北风嗖嗖，寒冷凝却了浑厚的黄土地。就在这深冬里，日本人久攻不下内蒙古黄河地带，恼怒之下，竟密谋策划了空袭延安的罪恶计划。原本圣洁的延安上空，飞来了几架敌机。恰巧，这天是个星期日，又遇集市，干部、军人、市民逢闲人城，街道上人头攒动。老百姓是扯马赶驴，抱鸡拉猪，吆喝着卖菜卖饭的，涌满了城内外各个市场和路面。

那天方旭也上了街，原本他是不想去的，首长说，去吧，年轻人别老窝在这儿，回来时顺便给我买条纸烟。于是方旭和另一个警卫人员一路说笑着往城里走去。敌机来时，他们正接近了集市场。

尽管当时延安已经成立了防空司令部，但那只是个摆设，无对付空袭的办法，只能是听见飞机响，即敲响宝塔山和清凉山上的防空古钟。急促的钟声传出，城内人马更是拥挤，街道像炸了锅一般。紧接着炸弹就落了下来，爆炸声惊天动地。敌人向凤凰山麓及城区的主要建筑投下了数十枚炸弹，顿时延安城屋倒墙塌，弹石与血肉横飞，哭喊声响成一片，熊熊火焰与缭绕腾空的一柱柱浓烈的烟硝。

“快回去，还有首长呢。”

方旭和那位警卫人员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来不及多想，撒腿就往边区政府跑，路上他们看见几个抗大的女学员躺卧在血泊之中，身边还散落着刚买来的许多抗日书籍和尚未书写的新笔记本。突然方旭发现一位乡下老大爷被这般场景吓懵了，呆在路口不动。此时敌机又从东山头折回延安城向下俯冲扫射了，方旭飞一般冲了过去，一把把这位老大爷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躯紧紧掩护着，直到敌机飞去。

“大爷，你快跑，闹不好敌人还会来袭。”方旭心里着急首长的安全，大喊着嘱咐了一句跑远了。

与此同时，一位老大爷和老大娘领着个孩子手里均提个大包袱舍不得甩掉，踉跄不前，身边的小孙子揪着爷爷的后衣襟吓得大哭大叫。和方旭一起来的那位警卫员冲了上去，将小孩抱在自己怀中。这时，一颗炸弹呼啸着从高空里明晃晃地向下蹿来，他即刻大喊一声“卧倒”，便护着小孩趴倒在地。“轰隆”一声巨响过后，两位老人和小孩均安然无恙，而那位勇敢的战士在血泊中昏死过去。当边区政府派人把他送往李家洼中央医院时，因流血过多，已无法抢救了。得救的孩子和爷爷、奶奶赶往医院，“扑嗵”一声跪在英雄的膝下，磕头捶胸，放声痛哭。

方旭后来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都历历在目，他说那个战士是首长的贴身警卫员，他的牺牲使年岁已经大了的首长几天都吃不下饭。方旭还说，那个战友仅比他大两岁，却经历了坚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也是儿孙满堂了。说这话时，分明方旭的眼里有了湿润。

日军占领武汉之后，开始改变其侵华政策，逐步将其主要的侵华军事力量转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几次会战损失巨大，虽然迟滞了日军的大进攻态势，彻底打乱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军事部署，但是也因此导致中国社会各党派各阶层中普遍存在着对抗日前景悲观失望的情绪，国民党积极抗日的政策至此也开始出现动摇，在日本****诱降分化政策的影响下，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会后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反共文件。为配合其反共政策，国民党不断向陕甘宁边区周围增加兵力，加强军事封锁，直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北线、西线、南线共二十一万多人，蓄意制造反共摩擦和军事进攻，致使陕甘宁边区面积大为缩小。国民党还从北、西、南修建野战工事、永久工事，而且每隔一定距离，依靠地形筑有碉堡。为了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国民党政府在进出边区的大小路口，设立哨卡，严密监控，切断了边区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采取各种办法干扰和破坏边区的财政经济。他们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又以法令禁止国统区的物资，特别是棉花、布匹、粮食、药品、火柴、电讯器材等物资进入边区，为者以“走私”论罪，物资没收，货主法办。他们还在边区附近组织边币与法币兑换的黑市，利用兑换差价影响边区的物价，引诱走私，扰乱金融市场，破坏边区财政。到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全部军饷，使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加之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荒，致使整个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陷入没粮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经费的困境。尤其以一九四〇年陕甘宁边区及周边地区的灾情最为严重，致使当年的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群众生活艰难至极，边区的粮食供应陷入极大的紧张和恐慌，甚至出现了群众骂娘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