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2）（1/2）

九娃养伤的这个村子叫高家沟，一孔孔依山而建的窑洞，十几户人家，大多姓白。是白贤德一家像亲人一般掩护了他。白贤德有个六岁的小姑娘叫玲子，模样长得可爱，一笑起来还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整天缠在他身边问这说那。还说，哥哥，你偷懒不干活，就知躺在炕上，让人给你端饭。

他比玲子大十一岁，还是少年人，却纠正玲子说，不能叫我哥哥，你以后要叫我叔叔才对。当时玲子记下了，也那样叫他叔了，但过后一会“叔叔”，一会“哥哥”乱叫，索性随她去了。

高家沟地势偏僻，沟壑纵横，群众基础好，队伍上的人经常在这里落脚。九娃到底是小伙子，身体素质好，加上白贤德夫妇精心照顾，伤势恢复得很快。

天好的时候，他在院子里晒太阳，玲子守住大铺篮里唧唧叫唤的小鸡不让他靠近，原因是他对玲子说，你不看好小鸡娃子，当心我烧了吃。直到多年后，九娃每每回想起那些日子，他的眼里都含着一缕浓浓的情怀，一辈子都装在了他的心里。

这一时期，陕甘和陕北成立了军分会，统一指挥游击队打到敌人后方去，形成反包围态势。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中，消灭、钳制了敌人，扩大和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并做好坚壁清野工作，有力保护了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伤好后，九娃要走了，在窑洞外和这家好心人告别，深深地鞠一个躬，包含了千言万语，待抬起头来时，他的眼里已经有了泪花。

玲子不让他走，拽住不撒手。九娃逗她说，你就不怕我把你的小鸡娃都偷吃了？玲子听了这话转身折进了窑洞，出来时手里捧了一只毛茸茸的小鸡子满眼真诚，给你，你全吃了去。霎时，九娃的泪不听话地夺眶而出，紧紧把玲子抱在怀里。对于当时只有十七岁的九娃来说，从小给老财们在山坡上拦羊，除了自己的父母何曾有谁拿他当过个人，不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他至今要么放羊要么给大户人家打短工扛长活，整天饥肠辘辘还要看东家的脸色，更不要说头抬得高高的活人了。

“好妹妹，等哥哥有空闲了一定再来看你们。”

走远了，站在山梁上回头遥望，那户白姓人家还在为他送行。

到了一九三五年一月，陕北独立师在安塞县的庙岔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下辖一、二、三团。此时，陕北苏区的广大农村也形成一定的规模，建立了赤源等十四个县的红色政权，推翻了封建势力，实行了土地革命，革命的烈火在更广大的地区熊熊燃烧起来。

春寒料峭，在一处偏僻的山坳里，刘志丹化装成农民的模样，带一个警卫员前去看望病重的谢子长。刘志丹的到来，让谢子长分外激动，精神也格外好了起来。他从炕上坐起来，与老刘握手。

“我早就等着你来了。”老谢的眼里噙着泪花。

老刘望着谢子长瘦黑的面孔，动情地说：“老谢，你怎么病成这个样子了？”

老谢苦笑一下回应道：“伤口恶化了，我怕是不行了。你来了就好了，领导陕甘和陕北的军事重担就要落在你肩上了。也只有你的肩膀才能担负起这副重担啊！”

老刘心里一阵酸楚，说：“老谢，不要这么说，你要好好活下去，你的病一定能治好，一定能！”接着老刘又说，“经过这一时期的斗争，陕甘革命的形势很好，根据地有了大的发展，许多农村都连成了片。但从总的力量比较，我们还是相对弱小。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地处偏僻，人口稀少，经过反复斗争，群众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可以以子午岭为依托，南可以出击关中，西能出击陇东，再加上陕北群众拥护，对壮大红军十分有利。现在我们首要任务就是吧陕北和陕甘根据地完全连接起来，造成红色割据。因此，党的领导亟需统一，只有这样才能集中力量打击敌人。”

老谢不住点头，等刘志丹说完，他接话道：“我完全赞同你的意见，应该迅速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军事指挥。同时成立西北当的工作委员会，统一两地区的党的领导。”

不久，陕北特委和陕甘特委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工委和军委。由于老谢在陕北民众心目中的威信，选举谢子长为西北高官，刘志丹为副主席。但由于老谢的伤势进一步恶化，高官有刘志丹担任。

二月，由于谢子长负伤后没有很好的药物治疗，仅靠中医治疗，用南瓜瓤儿贴敷伤口，他的伤势愈发严重。没多久，陕甘红军游击队的首领谢子长在安定县灯盏湾与世长辞，时年三十九岁。英雄谢子长的去世并没有使红军游击队和敌人的斗争停止，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反而越战越勇。

三月，刘生元遭叛徒出卖二次被捕入狱，三天后被秘密枪杀于秀水城西门，首级被悬于城头。

得知这一消息的九娃心疼得叫出了声。难道那个带他走进革命队伍的刘家哥就这么没有了？

也就在此时，王绍坤回来了。

他没被敌人活埋？叛变？人们用怀疑的眼神对待了他。同样听信了传言的九娃也对他的队长神色冷淡。回归队伍的王绍坤向组织详细回报了脱险的经过，他说负伤后，敌人把他押解到了秀水城，是他大哥王绍乾花了银两并向县党部做了担保，这才被保释出狱。出狱后他被大哥关在自家院里，有专人看守，只须看书学习，不容迈出大门一步。在那些闲居的日子里，他取得兵丁的信任，从兵丁的嘴里探听红军的消息，偶尔也通过和大嫂闲聊知道队伍还在北面一带活动。当他听说了刘生元被害的消息后，下决心脱逃，去寻找自己的队伍。他趁大嫂外出购物的机会，慌称要上茅厕，哄骗民团的兵丁打开了门锁，趁其不防备时猛然击昏，用绳索将其捆绑，脱逃而出。出了城，他端量了几眼悬挂在城头的刘生元的首级，马不停蹄地往北而去。

同志们的怀疑让王绍坤受不了，空口无凭，他摆脱不了大伙用异样的眼光看他。无奈，他只能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支队长贺明山觉察出了他的思想负担，开导他说：“不要计较一时的委屈，组织相信你是个好同志。”尽管这样，王绍坤觉得压抑使得他心情格外沉重。就在贺明山和几个支委商议如何取回刘生元同志的首级，不能让烈士死了还遭受风吹雨淋、难以安息的话题时，王绍坤站出来主动请缨：

“我去，那里的地形我熟悉，出其不意才能成功。”

支队长贺明山和几位同志分析方案后，同意了他这一请求。

春寒料峭，早晨的户外还结着薄薄的清霜。一个年轻的媳妇，身穿一件火一样耀眼的碎红花夹袄，头上盘髻，斜跨在小毛驴上，从岭上走来，那情景就像是从云朵上飘下一样。她的身边走着两个男子，一个魁梧一个年少单薄。他们的装束和举止就像走亲戚的路人，一刻不停直奔县城而去。魁梧的男子是游击分队的队长，年少的那个就是方九娃，而那个“新媳妇”打扮的人居然竟是眉清目秀的王绍坤。

在他们身后不远的小路上，走来了三个打短工装束的人，头上裹着一条羊肚子手巾，腰里缠着粗布腰带。在快接近县城的时候，那三个人拐进了一条岔路，不见了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