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八十七章 风光（2/2）

可以说，是曾国藩留下的基础，才让李鸿章有了这几年的风光无限。

大清朝又一颗政治明星通过战功冉冉升起，而且还不用担心朝廷猜忌，相反甚至被朝廷作为制衡湘军以及乡勇队的政治军事力量，得到了不少便宜和便利。

用玄幻点的说法就是，李鸿章乃此时大清天地的主角！

当然，李某人也是很有本事的，不然就算机会降临也不会被他轻易抓住，而后一飞冲天不可收拾。

……

李鸿章深知粮饷与用兵的关系，他在奉命督师剿捻之初，就上疏声称：“臣从军十数年，稔知军情利钝之由，其枢纽不在贼之难办，而在粮饷军火之按济。”

而他赖以剿捻的粮饷军火，主要是依靠曾国藩在两江筹措的。当时淮军两江有四大粮台，即设于祁州的“山内粮台”，设于安庆的“江外粮合”，设于南京的“金陵粮台”和“北征粮台”，全为两江总督一手统辖。

在两江地区，江苏最为重要，“银米器械所自出，楚勇淮勇之根本”。李鸿章属僚郭柏荫署理江苏巡抚，丁日昌出任布政使专理饷务，颇为得力。从个人关系看，曾国藩并不喜欢丁日昌等人，但他从筹饷以支持剿捻军务着想：对其采取宽容态度，而不加掣肘。

至于饷源，除各地厘金为大宗外，江海关税亦属可观要项。原先拨归淮军的江海关洋税为一成，1867年由曾国藩奏准增至两成（其中一成直接济军，一成拨归江南制造总局专造轮船）。

事成之后曾国藩向李鸿章报喜说：“两成洋税奉旨谕允，今岁饷事似不至误。”李鸿章闻讯大为感奋，立即复信道谢，说“前敌淮军月饷，经吾师竭力经营，洋税两成，鸿章上年屡商总署截用，复函动色相戒，兹竟奉旨俞允，固由天鉴忠诚，亦疏稿剀切有以致之也。今岁九关当不甚缺，但望提早赶解。”

当时黄淮地区“枯旱至数十年所未有”，“淮南稻未浸种，河北麦已干死”。在这种所谓“乱机渐长”的情势下，曾国藩在后方筹措粮饷支援前敌，事体至关紧要。

当然，淮北之地也给李鸿章提供了极大后勤支援。

乡勇队在淮北地区的多年经营不是开玩笑的，淮北之地的经济虽不如苏扬等地，而且乡勇队大部分产业都跟着吴可转移，但就剩下的那些近代工厂，以及当初打下的底子足够淮北地区的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发展。

李鸿章所在家族乃庐州旺族，淮军将领又大多数出身淮北，对家乡的影响力随着地位攀升不断提升，在乡勇队势力主动撤离后及时跟进，此时已经取代乡勇队成为淮北地区最大官方势力。

当然，以李鸿章的为人，也不可能对乡勇队留下的那些吸金产业动什么歪心思，最多只不过想要模仿一二建立淮军自己的财政产业而已。

乡勇队的名头不是开玩笑的，吴可的实力也不是此时的李鸿章能够对抗得了，而以吴可为核心的朝堂中立派势力，也足以让大部分官场中人忌惮，在没有切实的利益冲突之前不会轻易得罪。

有了几方面的支持，李鸿章和淮军在剿捻过程中，基本上不虞后勤问题。

……

与此同时，李鸿章在剿捻中，还根据战争态势的变化，灵活地实施了曾国藩所制定的战略方针。

曾国藩剿捻方略的基本原则是“以静制动”。在以前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以静制动”是作为战术原则为“以上制下”的战略方针服务的。及至与捻军作战，情况就有所不同，捻军没有象太平天国那样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单纯的流动的军事斗争，“以走制敌”，为捻军的最大特点。

李鸿章说”捻逆狡猾善走，我军急进则疲乏，或为所乘，辎重或为所掠。又彼可到处掳粮，而我须裹粮前进。迨交锋一不敌，则转瞬数百里”。

湘淮军恰恰相反。曾国藩尝说：湘军“行兵之例，每日行军支帐埋锅造饭，不向州县索米供应，略师古法，日行仅四十里或二三十里。李鸿章之淮勇亦仿楚师之法，其步步稳妥在此，其行军迟钝亦在此。”

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一改僧格林沁“威力追剿”的方针，确定了“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在具体部署上，有所谓“四镇六游”之说。他以安徽临淮、江苏徐州、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四处为“老营”，“各驻大兵，多蓄粮草子药，为四省之重镇，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并增设了六路“游击之师”，负责“追剿”，所谓“六游分进，梭织不断”。

在此基础上，他又东在运河、西在豫东的沙河和贾鲁河设立“河防”，力图圈制捻军。在地方上则“查办民圩”，加强坚壁清野和治安防范，割断捻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以清根本”。

这些手段全部被李鸿章继承并发扬光大，最终才成就了淮军和李鸿章的赫赫威名以及无限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