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大明的工作（1/2）

在真正的历史上，万历有一个不算好的童年，因为出生前，自己的奶奶便失宠，以至于自己的父亲裕王朱载垕，也就是后来的隆庆帝也跟着不受待见。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十七日，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是朱载垕的第三子。朱翊钧的诞生给裕王府带来欢乐，王府张灯结彩，来道贺的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然而，这种喜庆的气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代之的是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

原来朱翊钧的祖父嘉靖皇帝，对于这个皇孙的出世并不高兴，而是产生一种愤恨的心理。因此，关于朱翊钧的诞生，没人敢报告皇帝，更不敢为之起名字，结果朱翊钧长到好几岁了都没人敢给他取大名。

直到5岁时，这个皇孙才有了朱翊钧这个名字。但嘉靖皇帝的三个儿子中前二个早早夭折，只有第三子朱载垕幸存下来，所以当嘉靖皇帝死了之后，朱载垕毫无争议地成为大明王朝的新任继承者。

老爸成了皇帝，儿子自然没人再敢轻视了，朱翊钧也就是万历的地位也才算彻底得到了改变。但朱载垕似乎也遗传了嘉庆皇帝的某些传统：几个儿子中老大老二早早夭拆，位列第三位的朱翊钧也成了皇位的当然继承人。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宫中传出隆庆帝病危的消息。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隆庆帝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

隆庆帝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全国使先生劳累”。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来做。

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掩泪而出。第二天，隆庆帝即崩于乾清宫。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按照隆庆帝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朱翊钧自然依靠冯保。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此前，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

冯保此人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很有涵养，所以很受隆庆帝的喜爱。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轻松地通过一道遗诏，就驱走了孟冲，自己做了掌印太监。

但是，就高拱来说，对冯保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由此，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斗争中，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但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

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冯保就利用高拱曾经说过的“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一语把自视甚高、性格粗直的高拱赶离京城。高拱一走，高仪也惊得呕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

万历朝的前10年，朱翊钧的生活基本上是受三个人的规范，一个是自己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一个是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字太岳）。

慈圣皇太后与太监冯保都喜欢书法。所以，朱翊钧很小的时候书法就极为工整。冯保在宫中，被皇帝称作“伴伴”、“大伴”，小皇帝对于冯保非常畏惧。

每次小皇帝与小太监玩的时候，看到冯保来了，就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冯保的职责不但是对皇帝实行一般的教育，有时还要代皇帝朱批。

因此，他与张居正之间的联系要紧密一些。实际上，正因为内有冯保，外有张居正，万历初年的新政才能顺利地推行。

张居正对于朱翊钧的辅导和关怀无微不至，他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

万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万历十年六月（1582年），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朱翊钧从此开始亲政。

朱翊钧亲政后，曾主持了着名的“万历三大征”。先后在明王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巩固了汉家疆土。

朱翊钧的老师、万历第一任内阁首辅兼万历新政的策划与执行人张居正过世后，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瘾）。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万历十七年（1589年），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万历十年（1582年）的三月，朱翊钧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

而且，神宗在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

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与当初荒唐的武宗有一点类似。至于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括民财。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朱翊钧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顺父母、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约开支、听取意见、亲人和贤人，都不能够像当初一样”。

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等四位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

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那些致力于废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一个接见大臣，天下将要沦陷的忧虑”。

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酒色的过度，使朱翊钧的身体极为虚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因此，朱翊钧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

“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朱翊钧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决策者。

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

时朱翊钧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

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正如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糊涂、迂腐）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朱翊钧的荒怠造成的。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皇帝朱翊钧驾崩，传位皇太子朱常洛。朱翊钧是明代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持续将近48年之久。

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朱翊钧的儿子朱常洛在即位一月之后即去世，万历一朝应当足足是48年，即从公元1573年至1620年。朱常洛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即位，九月驾崩。大臣们当时建议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以纪念这位短命的皇帝。因此万历纪元未满48年。

朱翊钧在位初之十年尚处年幼，由母亲李太后代为听政。太后将一切军政大事交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实行了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

朱翊钧亲政后，励精图治，每天治理朝政十余个小时。他废黜考成法等张居正改革中弊政，安抚流民，减少徭税，大大减缓社会矛盾。万历十三年（1585年）时，北京干旱，朱翊钧亲自步行至天坛祈雨。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

从万历九年（1581年）到万历十年（1582年）间，张居正一直没有请假，坚持办公。次年二月，张居正旧病复发，虽然屡经名医医治，但是张居正自己也知道，自己“精力已竭”，“不过行尸走肉而已”。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

。朱翊钧为之辍朝一天，给予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

然而，两年之后的万历十二年（1584年）八月，朱翊钧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管制言官，蒙蔽我聪明。专权乱政，欺骗主上忘恩负义，谋划国家不忠。本会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且免去全部法追论”。

这时候的张居正一家，已经被抄家。张府人口，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于张府，饿死十余口，张居正80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顷田地。张居正恐怕生前绝对不能想到，他死后竟然会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无情的惩处。

朱翊钧这种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转变是他长久处于张居正约束下的发泄，同样也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推倒张居正，也就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

万历二十年（1592年），哱拜和哱承恩父子在宁夏银川反叛（哱拜是蒙古鞑靼部人，降明以后做副总兵。他的儿子叫哱承恩，承袭父爵，做了指挥使），朱翊钧果断决定平叛。

派去平叛的军队攻打了几次都没有取胜，万历皇帝又派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为总兵，率军平叛。李如松派人决黄河水灌城，城外积满了水，城被冲开一个口子；李如松乘势下令攻城，一举平息了哱拜之乱。

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二十七年（1599年），朝鲜遭到日本侵略，王京陷落，八道失陷七道，仅靠近明朝边境义州一带尚存。朝鲜危急，请求明朝援助，“请求援助的使者，在路上络绎不绝”。朱翊钧鉴于唇亡则齿寒，决定派兵到朝鲜，援朝抗倭。这场战争时断时续，前后进行了七年多。最后，日本因丰臣秀吉去世，将侵朝日军撤出朝鲜，明军战胜而归。

万历十七年（1589年），播州（播州就是今贵州遵义地区）宣慰司使杨应龙发动叛乱，朱翊钧派兵平叛。这场战争时断时续，一直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最后的结局是明军八路进兵，四月告捷，平息了杨应龙之乱。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女真酋长努尔哈赤凑“七大恨”，以掀起叛乱，并僭称国号为后金。女真兵克抚顺，朝野震惊。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辽东经略杨镐四路进攻后金，在萨尔浒之战大败，死伤十万余人，开原和铁岭沦陷，首都燕京（燕京，指现在的北京。因古时为燕国都城而得名。战国七雄中有燕国，是因临近燕山而得国名，其国都称为“燕都“。以及在一些古籍中、文学小说中多用其为北京的别称。）震动。朱翊钧用熊廷弼守辽东，屯兵筑城，才稍稍将东北局势扭转。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明朝的经济处于当时世界经济主导地位，其经济力量强于英国。而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已经出现，并且拥有了比较强大的力量，为不久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打下了基础。当一种社会制度适合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时，就会促进社会发展，相反地，就会阻碍社会发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就是因为封建制度已经阻碍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

而当时明朝的经济强于英国，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封建制度更加不适合当时的社会发展，之所以中国没有爆发革命，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资产阶级力量过于弱小；第二，国家暴力机器过于强大。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一直是处在被抑制的状态中。而正是由于万历皇帝的罢朝导致了政府的监管力度减弱，使处于被抑制状态的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的春天，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自张居正死后，万历开始通过向各地征收矿税银的方式，增加内库的内帑。在此以前，内库主要收入为金花银，即依靠南直隶地区的田赋。不过内库所有收支最终仍由户部负责，并对皇帝的使用进行严格的干预和管理。

矿税银除补贴内帑用于宫廷膳食以外，更多则用于国家开支，尤其是边镇用钱。

如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一月初四日，甘肃巡抚田乐上疏，因河西地区边疆用兵需数十万钱粮，请拨内帑，朱翊钧批复同意。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十二月十二日，户部因京师库银减少，边饷告急，请神宗拨内帑，朱翊钧虽然责怪户部未提前做好库银储备，并且不要因为有内帑而有恃无恐，但仍迅速拨发内府库银救急。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四月，户部更是因北部边疆兵饷告急，请拨内帑百万两，朱翊钧最顾及边情，所以同意照数拨用。

另外，含矿税银的内帑也用于国家救灾，如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三月初九日，因河南饥荒，拨内帑三万三千两用于赈灾。

而清人则多不了解详情，多以明代言官的言论评论该事，并拔高为明代一大恶政，甚至就此写入《明史》。后人则更多将此附会，并假想更多的财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五百六十余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万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五十余万两，黄金一千多两。”。

蜗牛深知万历被酒色掏空了身体，因而非常注意养身，修真虽然没有马上返老还童，但是国师将虚弱的身体治好，让蜗牛有时间进行修炼，所以每日蜗牛坚持不懈，勤于练功。

冯保

冯保(1543-1583年)，字永亭，号双林，衡水市赵家圈乡冯家村人。明代太监。冯保于嘉靖年间入宫，隆庆初年掌管东厂兼理御马监。万历皇帝即位，历任司礼秉笔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穆宗驾崩时成为顾命大臣。掌权后支持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使大明政权一度出现复苏局面。冯保有着较好的文化素养，他在司礼监监刻了《启蒙集》、《帝鉴图说》、《四书》等很多书。最后冯保因为明神宗对他的忌恨被放逐到南京，后因病而死，家产亦被抄收。

人物生平

冯保，字永亭，号双林，河北深县人，明朝太监，一代贤宦，明朝着名的改革家，首辅张居正的政治盟友。[1]

嘉靖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隆庆元年(1567年)提督东厂，御马监。万历六年(1578年)，冯保在《清明上河图》上题跋，自署官称“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兼掌御用司礼监太监“，兼总内外，权倾一时。

冯保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在司礼监任上刻了许多书，如《启蒙集》、《四书》、《书经》、《通鉴直解》、《帝鉴图说》、《经书音释》等，直至崇祯年间，还在宫中流传。他的书法颇佳，通乐理、擅弹琴，并造了不少琴，“世人咸宝爱之“(《酌中志?卷五》)。

万历四年(1576年)五月，冯保会同三法司进行全国“大热审“，平反昭雪了许多冤狱(同前引)。

万历十一年(1583年)一月，冯保病逝于南京。冯保的弟弟冯佑、侄子冯邦宁削职后死于狱中。

他的政治盟友张居正评价他:“勤诚敏练，早受知于肃祖，(世宗)常听为“大写字“而不名。“(《司礼监太监冯公豫作寿藏记》)

人物事迹

登上权力舞台

不知何时阉割入宫。嘉靖中。隆庆元年提督东厂兼管御马监。当时司礼监缺一名掌印太监，按资历应由冯保升任，但穆宗不喜欢他。大学士高拱推荐御用监的陈洪掌印司礼监。等到陈洪罢职，高拱又推荐掌管尚膳监的孟冲补缺。按照规定，孟冲是没有资格掌管司礼监的，冯保因此痛恨高拱。隆庆六年，穆宗驾崩，冯保受帝托孤，与内阁首辅高拱、次辅张居正、高仪同为神宗顾命大臣。

万历元年(1573年)，十岁的神宗皇帝朱翊钧登基以后，冯保进一步受到重用，他由秉笔太监晋升为掌印太监，协理李太后负责小皇帝的教育。神宗称冯保为“大伴“，惧他三分。

神宗登基仪式上，冯保始终站立在御座旁边，满朝文武大为震惊，并心生不满。高拱见冯保权力越来越大，心里不能容忍，授意阁臣提出“还政于内阁“的口号，组织一批大臣上书弹劾他。冯保抓住高拱曾在穆宗病故后说“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的把柄，向皇后和皇贵妃告状，高拱因此被革职回家闲住。支持高拱的一批大臣也被查办。

王大臣事件

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神宗皇帝清晨出宫视朝，被一名叫王大臣的男子冲撞。皇帝侍卫将王大臣擒获后，从他身上搜出刀剑各一把，随后由皇帝下旨，押送东厂审问。

冯保借机构陷高拱，暗地里嘱咐王大臣，要他假认是高拱所指使。一时之间，谋刺皇帝的谣言迅速传开，朝廷各科道官员人人自危，不敢贸然上疏替高拱辩冤。而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吏部尚书杨博则挺身而出，坚决要求将王大臣案由刑部、督察院与东厂共同审理。张居正迫于压力，只好上疏神宗皇帝，下旨让冯保会同左都御史葛守礼，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会审。高拱因此被洗刷了冤情，王大臣则被处以死刑。

王大臣一案使得冯保惹恼了朝中众多大臣，大家都对他诬陷高拱的险恶行径嗤之以鼻。而张居正却因此牢牢地坐稳了首辅这把交椅。

辅政事绩

张居正成为首辅，在取得太后、皇帝的支持，和内相冯保的配合下，亲政了多年，并推行了“一条鞭“法，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他裁减冗员，减少支出，使大明政权一度出现复苏的局面。张居正固然有大才，但之所以能被委任内阁首辅，施展政治报负，是因为有冯保的全力支持。但是，冯保贪财好货，广收贿赂，张居正也曾送给他不少宝物。冯保后来又花费巨款，给自己建造了生祠，张居正写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对他歌颂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