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从此乌拉尔山无颜色（2/2）

当时信教的名宦邀请教士到家乡开教，始于徐光启。1603年，徐光启在南京受洗。1608年，即邀郭居静到上海开教。李之藻1611年入教，同年即邀郭居静到他家乡杭州开教。孙元化效法师长，入教后即邀教士到家乡开教。在他之后，瞿式耜、叶向高也邀请教士到家乡常熟、福建开教。嘉定是我国最早一批设立教堂的府县。

孙元化为在家乡传教，出资在嘉定城区拱四图建一教堂，名小圣堂，堂址即在孙宅中。孙又在堂侧建房舍十余椽，供曾德昭、郭居静作居处。(民国《嘉定县续志?教会》)

由于孙元化的努力，嘉定开教顺利，三年后入教人数达400人。曾司铎寄往西洋的报告书赞美说，嘉定教友男女老幼，无不热诚，同与弥撒，勤领圣事，乐听讲道，足与欧洲虔诚堂区媲美。(《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孙元化》)《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虔诚“的“依纳爵“(孙教名)“把很多别的人领入教门，虽然他自己忙于做其他的事情。“

嘉定教堂特别之处是附设学校，学校有园林鱼池，地极幽静，是读书的最佳处所，后来成为传教士学习汉语汉字的地方。在此教授、学习汉语的传教士有三人留下姓名，他们是教授汉语的费奇规，学习汉语的邓玉函、傅泛际。(《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嘉定在中国天主教中的地位很重要，“西士等以嘉定立为总堂，为(教士常年)驻足之所“。(圣教杂志社编《天主教传入中国概况》，见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六辑》)当时，上海教友虽多，但教士一二年才一至，地位比不上嘉定。

嘉定还因为天启八年(1628)中国天主教界在此召开一次重要的教务会议而大大出名。当时，在华传教士对造物主的中文译名一直沿用传教奠基人利玛窦的译法，称“天“、“天主“、“上帝“。这是我国儒家经典对万物主宰的敬称。利玛窦把中国“天“的观念说成是天主教中的“造物主“，把天主教宣传的敬天爱人与孔子“仁“的学说相比附，借助译名提出“耶儒合流论“，大大缩短了中国士大夫同洋教的距离，有利于天主教的传播。“天“、“天主“、“上帝“的译名遂为中国人接受。利氏死后，继任管理中国教务的龙华民反对利氏译名，主张一律采用拉丁文译音，不顾众多传教士和中国奉教士大夫徐光启等人的反对，于1628年在嘉定召集会议，讨论译名问题。这就是西方教史中所称的“嘉定会议“。会议还讨论中国教民祭祖祭孔是否有悖教规。出席嘉定会议的教士人数，记载有小别，台湾辅仁大学校长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记9人或10人。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杨廷筠》作11人。1992年《嘉定县志?宗教?天主教》不载人数，记有与会的8名教士姓名:金尼阁、艾儒略、高一志、毕方济、曾德昭、费奇观(应作规)、龙华民。康志杰《明末嘉定天主教开教考述》(见《嘉定文化研究》)记出席会议的11名教士的全部姓名，除上述8人外，其余人是天主教视察员李玛诺及阳玛诺、黎勃劳。我国奉教名宦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等列席了会议。讨论结果，华人教民祭祖祭孔沿袭利玛窦旧规，因为利氏认为这是中国人敬祖尊师，并非宗教偶像崇拜。对译名采纳龙氏意见，以后耶稣会不许用“天“、“上帝“称呼造物主。龙华民对此决议并不满意，认为“天主“的译名也应禁用，1631年着文重新挑起教内关于译名的争论。1633年再次集会，会议否定龙华民意见，保守利氏传统。“耶稣会士对于译名之争，到此告一结束。耶稣会中国区区长且下令焚毁龙华民所写的辩论文字，以绝祸根。“(《教廷与中国使节史》)

通过嘉定会议及其前前后后的辩论活动，尊重中国文化传统，契合西方天主教与中国儒家学说，以学术辅传教的利玛窦传教方针得到重新确认，是中国教民所欢迎的。这是晚明至清初天主教大行于中国的重要原因，也是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掀高潮的重要原因。

嘉定会议前后，孙元化嘉定居宅乐在堂成为在华耶稣会重要活动场所，嘉定天主教会可望有一个美好前景。可是，1632年孙元化冤死，蒸蒸日上的嘉定教务衰落了。可以这样说，明代嘉定天主教因孙元化而开而盛，也因孙死而衰落。不过，由于孙元化开创性贡献，嘉定天主教会已扎下根基，在孙元化之后，“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至清康熙年间，华籍教士吴历能使嘉定天主教复兴，得益于孙元化的流泽余芳。

折叠西洋炮学先驱

新航路开辟后，西方殖民强盗以炮舰横行东方。嘉靖初，明将汪鋐就奏称:“自古兵器未有出其(指火炮)右者，用之御虏守城，最为便利，请颁其式于各地，制造御虏。“(《殊域周咨录》卷9)嘉靖间(1522~1566)，明朝造过洋炮，但未重视。到隆庆时(1567~1572)，戚继光已叹西炮铸造法失传。

利玛窦等来华传教，也传进了西方科技，包括大炮。徐光启、李之藻等一批有识之士最早接受西学，对炮术尤为重视，认为这才是经世致用之学，御敌强国之本，向朝廷建议购西炮，募西兵，抵御后金。(《徐文定公集》卷3，李之藻《为制胜务须西铳乞敕速取疏》)又提出全新的军事方略:“建敌台以护铳(炮)，以铳护城，以城护民，万全之策，莫过于此。“(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6)由于朝中保守人士反对，明廷两次购炮才得14门，招西兵则半途而废。(《崇祯长编》卷34、35)

徐光启为国筹划，难尽心愿，是他的学生孙元化把他的筑台制炮的方略付诸实施，并一度使辽东防务出现大的转机。

孙元化是明末最出色的火炮专家，“所善西洋炮法，盖得之徐光启云。“(《明史》卷248)他还着有我国第一部炮学专着《西洋神机》。他一生以炮术报效国家，1621年条呈《备京》、《防边》二策，向辽省经略王在晋献策“筑台制炮“，与恩师徐光启主张一脉相承，可惜王在晋不用。1622年，孙承宗经略蓟辽，“筑台制炮，一如元化言。“(同上)孙元化的才能得以施展，参与宁远城的构建与防守。162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宁远，被西洋巨炮击伤而亡。这就是有名的宁远之捷，崇祯帝敕封那门大炮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明朝将领遂对洋炮刮目相看。(《瞿忠宣公集》卷2，《讲求火器疏》)事实证明已筑台制炮是对付金兵最佳方略。袁崇焕说:“(我)兵不利野战，祗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明史?袁崇焕传》)

1629年，金兵绕道辽省进攻京师，关内关外隔绝半年。孙元化在困境中守抚宁，救开平，复建昌、滦州、永平、遵化，所向皆捷。他驻防的八城、二十四堡屹然不动，很重要的原因是发挥了西洋火炮的威力。(光绪《嘉定县志?人物志?孙元化》)传教士卫匡国《鞑靼战纪》还述及孙与葡兵共守辽东事。

孙元化也铸造过大炮。早在崇祯二年(1622)，明廷就命孙元化仿制西洋大炮。次年三月炮成，朝廷封巨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军“，遣官致祭。(方豪《中西交通史》)孙悉心辽省防务多年，铸造过多少大炮，惜无记载。

崇祯三年(1630)，皮岛刘兴治倡乱，徐光启荐举孙元化平叛，上疏说:“速召孙元化、王徵于登州。“还建议募用洋兵，说:“西洋统领公孙的等，宜差官星夜伴送前来。“说他所率25名炮手“可成一营“。又说中西“兵各异习，将各异心，其间经营联络，剂量分配，齐众若一者，非孙元化不可也。“(《徐光启集》卷6，崇祯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钦奉明旨敷陈愚见疏》)徐还推荐“熟谙西器“的郭士奇，“为孙元化赞画，分理经营，成效必速。“(同上，崇祯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开送兵部》八条)从中看出，徐光启是多么信赖孙元化，相信他熟谙西学炮术，必成大事，同时看出徐光启、孙元化对西学西士的全新眼光。

这年，孙元化受命为登莱巡抚。其时，徐光启筹划招募西兵300，正在赴京途中，由于给事中卢兆龙反对而被遣回澳门。孙元化上疏与卢辩论，并请调西兵至登州。(《崇祯长编》卷43)结果有25名葡萄牙炮手到孙元化麾下服务，其中有统领公沙的西劳和翻译陆若汉，这应是崇祯四年三月己卯后的事，因为陆若汉完成遣送应募的西兵回澳门任务，回到北京，于此日上《差竣复命疏》。(同上卷44)

在登抚孙元化的努力下，我国一批懂西学炮术的专家云集登州，其中有《远西奇器图说》作者王徵，任山东按察司佥事，监辽海军务。还有《西洋火攻图说》作者张涛，任中军副将，登莱副总兵。方豪《中西交通史》记，葡人“陆若汉、公沙的西劳诸人参孙元化幕“，“中国士大夫之信西学者，亦多投孙元化。“因此，登莱巡抚孙元化的驻节地登州成为“东陲之西学堡垒“。

孙元化任登抚在崇祯三年六月刘兴治作乱之后，至五年正月登州被叛军孔有德攻占，期间不足一年半，就在登州创建一支可观的西炮兵团，毛荆石《平叛记》卷上记:“贼破登州，是时尚有红夷火炮二十余位，西洋炮三百余位。“这么多炮不可能是进口的，因为据史籍记载，明廷派人到澳门购炮只有两次，1621年购4门，1629年10门，均用于北京、辽省防务，登州之炮应是孙元化研制的。崇祯四年(1631)八月十九日，孙元化给兵部的报告说，当年四月十五日有造铳(炮)匠、放铳师53员到达登州。(《明清史料》乙编第一本，崇祯四年八月兵部《题行稿薄》)登州成为当时研制火炮的中心。

孙元化苦心经营，铸造新式火炮，前程本是无量的，或许还会对中国历史产生大的影响，无奈吴桥兵变，登州失守，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登州失守，西炮落到孔有德叛军手中，用来攻打莱州。《平叛记》记，崇祯五年(1632)二月十二日，“贼驾牛车运(登州)红夷大炮七八位入营，每位用牛四头，皆重二三千斤也。“大炮轰城，城墙多颓圮，山东巡抚徐从治中炮身亡，足见炮的威力很大。(《明史》卷248《徐从治传》、卷276《朱大典传》)

崇祯六年(1633)二月，明军收复登州，孙有德、耿仲明从海路逃走，投降后金，一定携西炮以博取新主欢心。孙元化造大炮抗金，结果却成后金向明攻击的利器。

明朝，一般人对西洋人都有戒心，对“跃马持刀，弯弓挟矢于帝都“的西兵更是疑惧，甚至敌意。其实，用西炮募西兵，并非坏事，宁远之役西炮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西炮的引进还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将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变革“。(恩格斯《反杜林论》)只可叹徐光启、孙元化之后，我国再也无人对西学西炮作深入研究，错失奋起赶上西方的第一次机遇。

国人对西人西兵的疑惧并没有根据，历史却留下中国人与西人合作的范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孙元化在传教士帮助下着《西洋神机》，都是明证。西兵为我所用也有实例，孙元化麾下27名西兵助守登州，都恪尽职守，其中12人阵亡，包括统领公沙的西劳，受伤脱险的15人，没有一人降敌。崇祯五年(1632)四月，兵部尚书熊明遇上疏为公沙的西劳等15人请恤，是对西兵客观公正的评价。(《崇祯长编》卷58)

费赖之《入华耶酥会士列传?陆若汉》记登州之役，西士幸逃性命者，仅陆若汉与其他葡籍3人。方豪《中西交通史》认为，此记“与熊明遇疏不合，疑熊疏为得其实，而若汉之为明廷重视，优礼南还，则与教中记述固无出入也。“

雇佣军是国外政治舞台活跃的一支力量，我国明清两朝只有孙元化麾下一支。中国人从来是疑洋人，畏洋人，孙元化却信洋人，用洋人，洋人也乐为所用，矢志效忠，死而后已，足见孙元化的眼光、胆识和才干。

孙元化任登莱巡抚时，还做了件有利于西学西炮传播的大善事，值得一述。崇祯三年七月，朝鲜使臣郑斗源一行39人，由海路经登州去北京，于次年六月由原路返国。郑斗源在登州时，与葡人翻译陆若汉酬酢往返，有所投赠，陆赠郑千里镜、西炮、自鸣钟等西器，郑进献给本国国君仁祖，并答奏仁祖，说西国将士乐为孙元化效力，又称孙“清俭疏雅，虽威武不足，可谓东门得人矣。“还称陆若汉“似是得道之人“。(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大王实录》卷23、24;《崇祯长编》卷39，三年十月辛酉条)朝鲜还保存《西洋国陆若汉答李荣后书》，李荣后是使臣郑斗源的译官。陆在信中说:“敝国之人喜远游，得至明国，向蒙隆遇，献以火器，少尽报效之忱，来到东牟(登州)，幸逢贤达，聊以所译书籍奉览，讵意鉴赏若是耶!“从朝鲜人士记载可知，孙元化崇尚西学，礼待西士，人品极佳，与西人相处极好。

明代，西方传教士来华，除传播福音外，客观上还充任文化使者的职能，西学传华出现第一次高潮。这与被称为明代天主教三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和孙元化等人密切相关。1632年，孙元化被杀，同时遇害的还有教友、西炮专家张涛，另一专家王徵被罢官流放。方豪叹息:登州这座“东陲之西学堡垒于焉解体矣“。(《中西交通史》)不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去世，西学的传播和天主教教务严重受挫，以西炮为例，再也无人通晓。当时人已感受到这一点，留下十分惋惜的记录。明末，瞿式耜《讲求火器疏》说:

臣考万历四十七年奉旨训练、遣使购求而得西洋所进大炮四门者，今礼部右待郎徐光启也;天启元年建议征广东，取得红夷火炮二十三门者，南京太卜寺少卿今丁忧阙李之藻也;深明台铳事宜，赞画关门建台置统者，今起升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孙元化也。天启六年七月，宁远守城，歼敌一万七千余人，后敕封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者，此正西洋所进四位中之第二位也，却敌固圉，明效已见，乃迩来东面骚动而绝无讲及于此者，则以用器之人不在故也。(《瞿忠宣公集》卷2)

折叠编辑本段着述作品

孙元化“绝世聪明，于古今远近之书无不读“(《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孙元化》)，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尤以西学见长，着作甚丰，大多与西学有关，今分类考订如下:

折叠国学类

1《周礼类编》四卷

光绪《嘉定县志?艺文志?经部》存目，并有陆元辅对此书的赞语，说《周礼》仪礼三百篇，经本书类编后，明白易晓。

2《三古姓系汇谱》三十卷

光绪《嘉定县志?艺文志?子部》存目，有钱东垣跋。

3《离骚解》

光绪《嘉定县志?艺文志?集部》存目。

折叠西洋算学类

1《几何用法》一卷

万历三十四年(1606)，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孙元化随徐“于每日三四时到利寓所“，参与其事(裴化行《利玛窦传》)，对几何学有独到的见解。万历三十六年(1608)，徐光启《几何原本》问世，孙元化则着有《几何用法》一卷，《宝山县志?艺文志》存目。丰顺氏《持静斋书目?子部?天文算学类》收此书。上海东方图书馆藏有孙元化《几何用法》抄本一册，凡48页，前有自序:

子先师受几何于利西泰，自丙年(万历34年，1606年)始也。……戊申(万历36年，1608年)，纂辑《用法》，别为一编，以便类考。……十余年无有问者，稍示究心，则借钞《用法》止矣。……庚申(泰昌元年，1620年)，武水钱御冰先生忘年势而下询，当暑孜孜，似欲为此书拂尘蠹者，而余检箧中原草，已乌有。聊复追而志之……竟不能尽忆，尚冀异日者，幸遇友人钞本借从补之。

从序言可知，东方馆藏本不是孙的原稿，也不是原稿的传抄本，而是作者1620年应人之需，回忆重编的一个节本。

2《几何体论》一卷

丰顺丁氏《持静斋书目?子部?天文算学类》收此书，卷后有“庆余心斋“诸印，并有题记:“道光己酉(1849)春，乌程庆余校读一过。“又有“庆余畴人子弟“诸印。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孙元化》认为，“两本书是曾经同一个人收藏的。“

3《泰西算要》

曾远荣《中国算学书目汇编增补》存目，编号10.20。1992年《嘉定县志?传略?孙元化》作《太西算要》。是书有自序，记万历34年初涉西法几何，“因旁及历法、算术诸书，盖入门而趾不自持也“，既而“手辑历算种种“。后被人借抄久失。万历48年(1620)，孙“检最难忆者亟先之，穷两日夜，首得算法“，并“增加倍计法“一节。天启5年(1625)，又增补而成此书。像《几何用法》一样，此书是对失传着作的一个追忆节本。

4《西学杂着》二卷

光绪《嘉定县志?艺文志?子部》存目，记此“亦为阐明算法之书“。

孙元化对几何学造诣极深，徐光启撰《勾股义》，得他之力，删定“正法十五条“。徐在此书《序》中说得很清楚:

门人孙初阳(孙元化字)氏删为正法十五条，稍简明矣。余因各为论撰其义，使夫精于数学者揽图诵说，庶或为之解颐。

折叠西洋炮学着作

1《西法神机》二卷光绪《嘉定县志?艺文志?子部》存目，且附有简要说明:“首论铸炮，首论制药，后论命中之由，并绘图式，是书得之西人，大要根于算法。“1992年《嘉定县志?传略?孙元化》记他“学习西方技术，精通火器，着有《神机法要》，介绍大炮的制法和用法等。“此《神机法要》当即光绪县志中的《西法神机》，书名当以前志为是。

2《经武全书》十卷

光绪《嘉定县志?艺文志?子部》存目。

《西法神机》、《经武全书》是我国最早介绍西洋火器、战术的军事着作，可惜未能引起朝廷重视，依法研制火炮，朝廷还冤杀这位绝无仅有的西学英才。孙后，再也无人懂炮学，更不用说着书立说了。清康熙帝要造炮，还得仰仗洋人。帮助康熙造炮的传教士南怀仁着造炮书《神武图说》，比孙元化晚四、五十年。

折叠备边抗金着作

1《辽言》

孙元化襄赞辽省军务，出任登莱巡抚，为辽事筹划奔走，所着《辽言》是这一时期的奏疏、公文的汇编，《宝山县志?艺文志》存目。孙元化与王徵论交始末一文记“《辽稿》一册，附西铎为问，他无言也。“所记《辽稿》当即《宝山县志》所载《辽言》，书稿征询过西洋教士意见，西铎“无言“，当持相似看法。

2《水一方人集》十四卷

光绪《嘉定县志?艺文志?史部》存目，录有徐时勉作的序言，言及成书原委。说元化“殁后，子和鼎、和斗搜集散逸(文字)，发明当日成败利钝，朝臣边臣掣肘误国之故，于辽事独详，而公之竭志毕命于辽事者，赤若烛照。“所收“皆奏疏、书启、公文，所言皆军政边情。“因孙元化别号“水一方人“，所以其文集作《水一方人集》，后人称此书为《孙中丞集》或《孙中丞遗集》，可惜已佚失。

方豪《中西交通史》记，《水一方人集》有黄汝成序，说“所存者赞辽稿略，宁远及扶登奏讲数册而已。“说是据《嘉定县志?艺文志?史类》。查光绪《嘉定县志?艺文志?史类》，只记徐时勉序，而无黄汝成序，录此存疑，待考。

3奏疏

天启二年(1622)，孙元化上《备京》、《防边》二策，受到同县人吏科给事中侯震旸和枢臣孙承宗的赏识，侯荐举孙元化，孙承宗要他襄赞军务。二策是孙元化成名之作。

孙元化主张“富国必从正本，强国必以正兵“。所以，他曾上疏请求固本，加强农业。又上书解救副都御史杨涟，杨因弹劾魏忠贤24大罪状而下狱，孙因此获罪，而被罢官。他关心国政民瘼，忠直无畏，由此可知。

崇祯初年，思宗诛魏忠贤，朝政一新，孙元化复出，即上奏兵政十二事。(光绪《嘉定县志?人物志》)

崇祯三年，孙元化上疏建言官军进驻广宁为根据地，渐次推进，恢复辽省，可惜未被朝廷采纳。(同上)

同年，礼科给事中卢兆龙上疏反对徐光启招募西兵、北上抗金的主张，孙元化支持徐光启，上疏力争，并请调西兵至登州。四年二月，卢又弹劾孙元化。孙疏文已不可得，其要旨可从卢奏疏中知之。(《崇祯长编》卷43)

折叠其他文章

孙元化有一篇与王徵论交谊的小文留传下来。崇祯五年，孙元化被打入死牢，受刑前数日，幕僚王徵到死牢探望，请他在丝带上题字。此王徵与孙是教友，一样精通西学西器，又同怀爱民报国之志。孙出任登莱巡抚，王放弃朝廷的高官不做，应孙之邀，到登州共事，结果同遇不幸，孙死刑，王罢官谪戍。孙在死牢见到至交，不胜感慨，乃书交谊始末，最后叹息:“不意一片痴肠，终成大梦，潦倒诏狱，卧废已死。“此文写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得以流传。杜文凯《清代西人见闻录》收录此文，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有杜书。方豪曾为此文注释，发表在《真理杂志》一卷二期。

孙元化还为传教士高一志《则圣十篇》作序。据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知《则圣十篇》是部宣传教义的书，天启六年(1626)后刻于福州，确年不详。

来华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着《睡答》、《画答》，亦称《睡画二答》，上海徐家汇藏书楼藏本署:“西海毕方济着，云间孙元化订。“此书经孙元化编订，出版刻于崇祯二年(1629)。(《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毕方济》)

折叠编辑本段籍贯考究

研究孙元化生平，其籍贯不可不辩，因为诸家说法不一，共有四说。一作嘉定人(《明史》)，一作云间(松江)人(《睡答》、《画答》)，一作宝山人(《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一作川沙人(《嘉定古今?民族英雄孙元化》)。之所以众说纷纭，是因为孙的出生地高桥镇历史上曾属嘉定、宝山、上海、川沙县。因为上海县属松江府，上海县人孙元化自然就是松江(云间)人了。历史上高桥属县一变，孙元化籍贯也一变。照此说法，今高桥属上海浦东新区，孙元化籍贯应改作上海市浦东新区。虽说这些说法并非毫无道理，只是读者难明其中原委，会引起疑问。史家撰史，应尊重历史，历史人物的籍贯只能以其出生地当时的属县来定，孙元化籍贯应依《明史》，作嘉定人。

折叠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孙元化“从军辽东，经营登莱，汰冗兵，省辽饷，安抚流民，雇用西士，勤勤恳恳，竟图恢复大业“，(宋伯胤《孙元化着述略述》)无奈偶一失慎，为人所误，致生兵变，招抚不成，登州失守，过错不轻。崇祯若是知人爱才，眼光远大应听从辅臣周延儒、徐光启意见，免他一死，让他带罪任事，发挥一技之长，近则有利辽东防务，远则将开创西学东传新局面。无奈崇祯眼光短浅，杀害英才，铸成大错。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对于绝无仅有的专门人才、国宝级人物，是不是可以说:“十将可得，一家难求呢?“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特别是尊重爱护科技英才，关系到国家盛衰，杀孙元化留给后人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