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八十八章 射天狼（1/2）

西汉的边防诚然牵及“四夷”，但在较长时期内或从总体而言，主要是集中在西、北边郡。[9]至于此时此地的边防军数量，文献记载极为疏落、零散，很难反映全貌。下面先摘录几段史料，以资参证：

《汉书·晁错传》：“陛下又兴数十万众，以诛数万之匈奴。”

《史记·平准书》：“(文帝时)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当廪者。”

《汉书·食货志》：“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汉书·李广利传》：“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

《汉书·赵充国传》：“窃见西边、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有吏卒数千人。”

《汉书·王莽传》：“谷常贵，边兵二十万，仰食县官。”

西汉的边防军，通常由边郡兵、将屯兵、屯田兵和属国兵组成。[10]那么，当时边防军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对此，长期以来颇为疑窦。又因为西汉二百余年，其边防军的员额并非是一个恒定数目，它往往和一定时期的边防形势及统治政策密切相关。故在材料简缺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通过一些现有史料作粗略的概度。

(一)边郡兵的数量。边郡兵来源于边郡的正卒、戍卒和内郡征发到边郡的戍卒。《汉书·食货志》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汉兴，循而未改。”又《汉官仪》云：“民年二十三岁为正，一岁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为民，就田里。”按西汉昭帝以后的兵役制度，百姓23至56岁这34年中必须戍边1年，而在边郡表现为正卒、戍卒合一，戍边2年。

汉代西边、北边戍卒的地区来源主要是关中和山东诸郡。如果我们了解这些地区的人口数量，就可以大致推算出其一年所拥有的边防兵源数量。为说明问题，我们权以《汉书·地理志》平帝元始二年提供的户口数为依据(见附表一)来进行测度。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关中、山东诸郡拥有民户8472764，人口39193628，平均每户4.625人。然《汉书·食货志》云：“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又依“同居毋并行”的规定，我们以一个家庭出一名兵为准。[11]那么，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在关中、山东诸郡拥有的戍卒量为：

39193628x1/4.625≈249244人

这是关中、山东诸郡可以调往边郡服役的戍卒量。但在这些戍卒中尚需扣除如下诸种因素：

第一，需扣除当年遣往京师充任卫士的人数。《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卫士转置送迎(更代)二万人，其省万人。”可知武帝时卫士人数为万人。考虑到平帝时有所增加，我们姑且以2万人计。

第二，戍卒中有一部分充当子屯田兵(田卒)，约有3万人(后详)。

第三，尚需扣除复除人口，如：宗室属籍及诸侯王、功臣后代；有官籍、俸给六百石至二千石官吏和都尉以上军官；享有五大夫以上爵位者；博士弟子及能通一经的儒生；民有车骑马以及入奴婢、入粟者等等。这些免复对象的数量史无明文，但从“征发之士益鲜”的情况看，当时复除者估计不会少于2万一3万人。

扣除上述因素，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关中、山东诸郡可以遣往戍边者尚有17万一18万左右。

至于地处西、北的边郡地区，其所能提供的守边兵源，则可根据当地的人口数来进行推算。为方便起见，我们同样以元始二年的人口状况为依据(见附表二)，作一概度。

平帝元始二年，西、北边郡总户口数为：民户1250712，人口5794422，平均每户4.632人。当年能提供的兵源为：

5794422x1/4.632x2/34≈73585人[12]

综合以上所得数据，按汉乎帝元始二年户口统计，边郡戍边人数约有24万一25万左右。按边郡24郡计，约合平均每郡万人左右。这个结论是否符合事实呢?请看史实：

《汉宫仪》：“边郡太守，将万骑巡行障塞、烽火、追虏。”

《后汉书·寇恂传》记西汉末年，寇恂对上谷太守耿况云：“今上谷完实，控弦万骑，举大郡之资，可以详择去就。”

同书又载：“隗嚣将安定高峻，推兵万人，据高平第一。”

《后汉书·耿弇列传》记耿弇谓光武帝：“渔阳太守彭宠，公主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发此两郡控弦万骑，邯郸不足虑也。”

以上史实和我们推算的结果基本吻合。说明西汉边郡的常备兵，一般为每郡万人左右。共计边郡兵24万一25万左右。当然，这仅是以平帝元始二年的人口数量为依据而得出的一个参考系数。考虑到各时期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以及战时和平时的边防形势与边防政策不同，边郡征兵量会有所变化。如武帝时，由于对匈奴等的战争，致使“征发烦数”。[13]王莽时，由于边防危机四伏，“徭役烦剧”，[14]其边防征兵额会高些；而宣帝时，由于边防形势缓和，于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以边塞亡寇，减戍卒什二”，[15]其征兵额估计会少些。这里提供的数量仅仅是一个大概测度。

[1]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九《春秋战国不守关塞论》。

[2]《盐铁论·轻重》。

[3]《礼记·月令》。

[4]《战国策·魏策》。

[5]《战国策·韩策》。

[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7]《史记》卷八九《张耳陈馀列传》。

[8]关于秦在北方的兵力有三种说法：三十万说，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蒙恬列传》、《公孙弘传》；十万说，见《史记·匈奴列传》及《水经·河水注》；五十万说，见《淮南子·人间》，我们为三十万说比较符合事实。

[9]本文有关边防军的数量，仅限于讨论西、北部的兵力，其他方面的边兵未作涉及。

[10]详见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11]汉代家庭一般以一壮男为主要劳动力，《淮南子·主术训》：“一人跖耒而耕，不过十亩，妻子老弱仰而食之。”《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中家属廪名籍的材料也佐证了这一点，见194·20，292·2等，说明汉代家庭一般出一名兵役。

[12]在关中、山东诸郡，我们扣除了三个因素。而在边郡不同：边郡“不给卫士”（《见汉仪注》）。同时,《汉书·贾谊》云：边郡“虽有长爵不得轻复”。所以边郡复除人口极少。在此，我们忽略不计。

[13]《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14]《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15]《汉书》卷八《宜帝纪》。

(二)将屯兵数量。将屯兵[1]我们过去谈过一些看法，它或为调集各地现役军人组成，或为招募而来，其不包括发往边郡的戍卒。如《汉书·赵充国传》说：匈奴大发十万骑，南旁塞，至符奚庐山欲入为寇，宣帝“遣充国将四万骑屯缘边九郡”。赵充国所率四万骑，当不包括缘边九郡的原有兵力，而是为了加强防务，从其他各地再调集四万骑增屯九郡。又如李陵为骑都尉，将勇敢士五千人教射张掖、酒泉，是为招募而来的“荆楚奇侠剑客”。

西汉将屯有其鲜明的特点：其一是屯期短。如文帝后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次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次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次棘门，以备匈奴”，月余即罢；[2]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六月罢”。[3]其二是规模不一。如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寇边，杀北地都尉昂。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人”。[4]《汉书·李陵传》：“拜李陵为骑都尉，将勇敢士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多到十万，少至五千，规模极不一致。

但就一般情形而言，西汉将屯兵一般以一个领兵将领率万人左右为一个将屯单位。如赵充国将屯金城，率“吏卒万二百八十一人”；[5]《汉书·冯奉世传》载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遣奉世将万二千人骑以将屯为名，……至陇西分屯三处”；《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所载路博德将屯居延所率吏卒八千四百人。[6]我们以此为依据，从整个西汉将屯情况做综合测度，各时期将屯兵，平均大约保持在2万一3万人左右。这仅是指一般情形而言。汉武帝及王莽时期，由于边防形势所需，其将屯兵显然多些。

(三)屯田兵数量。屯田兵，主要包括农都尉辖领的屯田吏卒和一些临时设置的屯田机构的吏卒。如西域戊己校尉屯田和赵充国湟中屯田等。然以农都尉所辖领的屯田吏卒为主体。

屯田兵之设，始自武帝。《汉书·百官表》载：“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置。”西汉置有多少农都尉呢?查考《汉书》，农都尉仅二处记载，即张掖农都尉和上河农都尉。[7]然依《后汉书·百官志》记载：“边郡置农都尉，屯田殖谷。”这里所指边郡系北边和西北边郡。如此，则应不止张掖、上河有农都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简214·33a：“守大司农光禄大夫臣调昧死言守受簿丞庆前以请诏使护军屯食守部丞武口以东至西河郡十一农都尉官二调物钱谷漕转耀为民困乏愿调有余给不口。”此简是西汉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所下诏书。“十一农都尉”据陈梦家先生考证：“简云‘口口以东至西河郡十一农都尉官’所缺当为敦煌，沿边自敦煌至西河恰为第十一……如此似边郡每郡各一农都尉。据此简，十一农都尉受制于大司农，而各郡的都尉受制于太守，不可等同。”[8]据此，我们可知汉在边郡地区较为普遍地设置了农都尉。

那么，一个农都尉所辖屯田吏卒有多少呢?案农都尉秩比二千石，与部校尉秩同。西汉一部校尉领兵一般千人左右为常，而农都尉所率吏卒当也不相上下。《汉书·西域传》载宣帝时，由侍郎、副校尉领田士一千五百人“屯田积谷”。汉简中有骍马田官调戍田卒千五百人修泾渠，[9]似为一个屯田部的吏卒。如此我们按一农都尉领屯田吏卒千五百人计，边郡20多个农都尉便有屯田兵约3万人左右。

当然，其他如西域屯田，为数不过一至二千，而赵充国湟中屯田仅行之数月，故此我们略而不计。

至于《汉书·匈奴传》载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又《汉书·食货志》载：“初置张掖、酒泉，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戌田之”。这种情况，不是通例。仅为汉武时开拓新郡，一时来不及徙民实边，而大量调集屯田吏卒且耕且守，为徙民实边作准备的特殊措施，并非常制。

(四)属国兵数量。属国之设，亦始于汉武帝之时《(汉书·百官表》：“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置。”《史记·卫将军骠骑传》说：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浑邪王来降，“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可知属国设置确切时间为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

西汉从元狩二年开始，至昭、宣时期至少设置了安定、天水、上郡、西河、五原、张掖、金城等七个属国。

利用少数民族卫边的思想，在汉初已有。贾谊对此就曾提出过一个规划。他说：“将必以匈奴之众为汉民，制之令千家而为一国，列处塞外，自陇西延至辽东，各有分地以卫边，使备月氏、灌窳之变。”[10]及武帝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四万余人降汉，置五属国处之。”[11]平均八千人一个属国，如以一户四人计，则一属国约合二千家。贾谊说：“窃料匈奴……户口三十万耳……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试理……”[12]是知汉初匈奴户约三十万，而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万”，[13]则平均一户出一人为兵。

据此，武帝元狩二年所置五属国，则约合平均每属国有兵二千人左右。这种设置也符合当时的边防原则。汉制，属国之设“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14]如果属国户口过盈，兵力过盛，郡县难以牵制。至于《后汉书·窦融传》云：“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仅为西汉末季战乱割据之特例。

假若每属国平均有兵二千计，则西汉七个属国，乃有兵约1.5万人左右。

综上所述，西汉在一般情况下，边防军通常为三十万左右(边郡兵24万一25万，屯田兵3万，将屯兵2万一3万，属国兵1.5万)。而在武帝时，由于军事需要，尚临时增驻了六十余万屯田吏卒，估计其边防兵力最高额达80万一90万左右；王莽时，由于边防危机，也在边境临时增驻边兵二十余万，其边防军约有50万左右。

东汉时期，由于兵役制度较为复杂，有征有募，又大量采用了刑徒兵和夷兵，故很难测度其实有数量。然据《后汉书·西羌传》载：安帝元初年间，西羌寇乱，任尚为中郎将将兵征讨，虞诩谓任尚曰：“使君频举奉国命征讨逐寇贼，三州(指幽、并、凉三州，几乎是东汉西、北边郡之全部，笔者案)有屯兵二十余万人，弃农桑，被苦役，而未有功效，劳费日滋。”可知，东汉边兵虽不及西汉之盛，但也常备有二十余万。而在明、章之际，积极经营四裔，估计其边防兵数量会多些。

综观整个秦汉时期，边防兵力部署随一定时期边防政策及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战时，由于军事需要，边防兵力较盛，如秦始皇时有边兵80万左右；汉武时边防征兵最高额也达80万一90万左右；王莽时达50万左右。而在平时，边防兵则相对较少，如汉初、昭、宣时期、东汉时期，边兵一般在20万一30万左右，约占全国兵力30％左右。[15]

秦汉边防兵如此庞大，有多种因素造成：

首先，边防区域的扩大。战国时，诸侯王疆域较小，据《史记·苏秦列传》及《张仪列传》记载，“燕地方二千里”，“赵地方二千里”，“魏地方千里”，就是最大的楚国也仅“地方五千里”。而至秦统一，发展到汉，疆域范围东西9302里，南北13268里。疆域的扩大，导致边防区域的扩大。“秦筑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延袤万余里”；[16]汉“西北、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17]涉及北边24郡。故此驻守兵员增多。

其次，边防对象强大。秦汉时期南有百越、西南夷，北有强胡匈奴、西羌、乌桓、鲜卑等游牧民族。南越在平定之前有“甲士数十万”。而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万”。东汉后期的鲜卑“控弦之士二十余万”。[18]面对如此复杂强大的边防对象，没有相当实力的边防兵是不可想象的。

复次，在统一的局面下，人口增多，兵源相对来说也有保障。

边防兵员的增多，相应地加重了百姓的兵役负担。《盐铁论·徭役》云：“今中国为一统，而方内不安，徭役远而外内烦也。古者无过年之徭，无逾时之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同时，也加重了百姓的养兵负荷量。

[1]详见陈晓鸣：《汉代“将屯”考略》，载《秦汉史论丛》第六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汉书》卷四《文帝纪》。

[3]《汉书》卷六《武帝纪》。

[4]《汉书》卷四《文帝纪》。

[5]《汉书》卷六《武帝纪》。

[6]《居延汉筒释文合校》41·27记：“袭八千四百领，……绔八干四百两，常韦万六千八百”，似是居延屯戍区发给士卒衣物总计，若此，则知居延地区有8400名屯戌吏卒。

[7]《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和同书的《叙传》、《冯奉世传》。

[8]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页。

[9]《居延汉简释文合校》303·15，513·17。

[10]贾谊：《新书·匈奴》。

[11]《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传》。

[12]贾谊：《新书·匈奴》。

[13]《汉书》卷九四《匈奴传》。

[14]《汉书》卷九四《匈奴传》。

[15]秦汉时期全国总兵力大约保持在80万一100万之间，详见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第六章，第二节“军队规模”。在通常情况下，边防军约有20万一30万，占全国总兵力的30％左右。而在秦皇、汉武及王莽时期，其比例显然要高些。故在常备兵源不足时，采取了其他措施。如秦始皇时实行“谪发”“罚戌”，汉武帝时实行谪戍、刑徒充戍、招募等，王莽时亦大行招募。

[16]《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

[17]《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18]《后汉书》卷九0《乌桓鲜卑传》。

二、边防军的养兵费用

养兵费，这里主要是指军官俸禄和在役士兵的衣粮给养，是用于满足军事人员物质生活需要的费用，此为军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边防军的养兵费用各个时期不尽一致。同时也由于文献记载极为零散，致使各时期的养兵费用难于详考。所幸的是，汉简材料的不断发掘，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这里拟以居延汉简为中心，结合现有文献，对西汉西、北边防军的养兵费用作些蠡测。以期看出汉代边防养兵费用的一般情况。

(一)军官俸禄。军官俸禄的发放办法，秦至西汉初采用谷俸制，自武帝以后至西汉末年，乃依其官秩等级，每月给予一定数量的俸钱。如据汉简：“右塞尉一人秩二百石已得七月尽九月积三月奉用钱六千”(282·15)；“斗食吏三人一月奉用钱二千七百一岁奉用钱三万二千四百”(4·11)。反映西汉官俸的文字材料十分零散。陈梦家先生根据文献记载和汉简资料，对西汉各级官秩俸禄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并把他的研究结果列成“西汉月俸例表”，[1]可供参考。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文献材料只记八百石以上官秩奉禄，而汉简则多记六百石以下官秩俸禄。边防军官多以二千石及其以下军官为多。所以，边防军官一般根据不同秩别享有16000钱／月一600钱／月不等的俸禄。

至于边防军官具体人数，文献缺载，不知其详。按西汉军队战时的部曲编制，其最基层为什伍编制。这在《续汉书·百官志》及上孙家寨115号汉墓出土的木简中可以得到证实，无需多说。而烽燧候望系统的编制，亦与此相差无几。如《居延新简》e·p·t43：39b：“第四燧长史口口关淳口口口钦杜口口迁郭口口口辛二崇凡九人，第十燧长……凡八人，第十黍燧长……凡九人，第二十三燧长……凡十人。”这说明汉代边防最基层的烽燧约十人为一个编制单位，由燧长统领。而燧长月俸为六百钱，[2]和佐史相当，似是军队最低一级军官。我们以此为例，可以得出汉代边防军中军官与士卒的比例约为1：10。如果常备边防军30万，约有各级大小军官3万人左右。

这3万军官俸禄每年开支多少钱?按桓谭言：“汉宣以来，百姓赋敛，一岁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3]可知西汉宣帝以来，一年官俸支出为二十余亿钱。另据《汉书·百官表》：“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计算得知：西汉每个官吏一年俸禄平均为16600钱。若取官俸的平均值来计算，则这3万边防军官一年的俸禄开支为：

3万x1.66万钱=4.98万万钱

这是一般情况下的推算。在汉武帝及王莽时期，随着兵员的增多，官俸总额当会略高一些。

(二)衣服供给。士卒衣粮官给，这已为史学界公认。然其供给标准，却限于史文简缺，不甚明确。据《云梦秦简·金布律》载：“受衣者，夏衣以四月尽六月禀之，冬衣以九月尽十一月禀之，过时勿禀。”汉代当亦无出其左。为说明问题，兹将居延汉简中有关衣给情况排列如下，以窥一般：

田卒昌邑国良里公士费涂人年廿三袍一领枲履一两单衣一领绔一两(19·36)

田卒淮阳郡长平业阳里公士儿尊年廿七袭一领犬一两私二两贯敖取(19’40)

睢阳戍卒西尉里玉口裹袭一领皂布复袍一领皂布禅衣一领皂布复绔一两枲菲一两常韦二两(179·2a)

一缣复袭布复襦布单襜褕各一领韦单绔布革履臬殿各口(82·34)

袭八千四百领右六月甲辰遣口口口口口口绔八千四百两常韦万六千八百(41.17)

纁复袍一领破盖苑一白布襜褕一领白布单衣一领白布巾一皂复绔一两白革履一两各在官白布单绔一两各在中(206·23)

收虏燧卒□井十月食三石□宫袍一领甲官袭一领甲官裘一领甲官绔一两在亭(e·p·t5：12)

从上述简文所反映的情况看，汉代士卒衣物的供给，亦当为冬、夏衣分廪，夏衣供给常为袭、单衣、单绔等项；冬衣供给当有复袍、复绔等项；日用品当有巾、袜、履等项。《居延新简》e·po·t52：330：“官予夏衣如口口直五百六万五千一百口口”证明了夏衣廪给；《后汉书·耿宾列传》：“先是恭遣军吏范羌致敦煌迎兵士寒服。”亦佐证了汉代冬衣廪给。而汉简509·26：“戍卒济阴郡定陶池上里史国县官帛口袍一口口三斤县官帛裘袍一领四斤四两县官帛布一两一领县官帛布绔一两七斤县官枲裘一领不阁县官枲履二两县官袜二两县官口口二两县官革履二两不阁”。似是官给某部戍卒全年衣物总计。我们姑且以士卒一年受一袍、一袭、一单衣、一绔为标准，看其一年衣给费用：

袍价：袍所用布料不同，价格亦高低不一。“官袍一领直千四百五十”(甲附22)；“责殄北石隧长王子恩官袍一领直千五百”(157·5a)；“口李兀官袍一领直行二百未口”(e·p·t16：11)；“缣长袍一领直千二百”(206·28)；“口大人积居官袍直五百……”(257·17)；“第卅四燧卒吕护买布复袍一领直四百”(49·l0)。一般袍价多者千余，少者四、五百，平均价格在千钱左右。

袭价：《流沙坠简》卷二《屯戍丛残考释·器物类》简三十六：“……袭一领直四百五十。”《居延新简》e·p·tll：3：“阳又卖同隧卒莱意官袭绔庶虏季游君所直千六百五口。”此简是袭和绔合起来值千六百五，而单一袭价估计在800钱左右。若取其平均值，袭价一般在500—600钱上下。

单衣价：汉简262·29：“……鄣卒张中功贳买皂单衣一领直三百五十……”《居延新简》e·p·t52：913：“……皂布衣直三百九十……”又e·p·t59：413：“口口安君单衣钱二百八口。”一般单衣价值300钱左右。

绔价：汉简206·28：“……皂绔一两直千一百。”82011：“第卅八卒累绔一两直七百。”257·17：“口口隧长董福口口绔直五百。”91·1：“卖官绔柘里黄子公贾八十”。可见绔价高低不一，多者千一百，少者八十，相差悬殊。估计存在布料质量之差和冬裤夏裤之别。我们姑且取其平均值，一般绔价在500—600钱左右。

综合以上数据：汉代一个士卒的衣物一年以一袍(1000钱)、一袭(500钱)、一单衣(300钱)、一绔(500钱)来计算，其费用当不少于2300钱。[4]若以30万边防兵计算，其一年衣物供给费用当不少于6.9亿钱。

[1]详见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7页。

[2]《居延新简》e·p·t52：129“口燧长张殷十月停六百口”。

[3]桓谭：《新论》。

(二)衣服供给。士卒衣粮官给，这已为史学界公认。然其供给标准，却限于史文简缺，不甚明确。据《云梦秦简·金布律》载：“受衣者，夏衣以四月尽六月禀之，冬衣以九月尽十一月禀之，过时勿禀。”汉代当亦无出其左。为说明问题，兹将居延汉简中有关衣给情况排列如下，以窥一般：

田卒昌邑国良里公士费涂人年廿三袍一领枲履一两单衣一领绔一两(19·36)

田卒淮阳郡长平业阳里公士儿尊年廿七袭一领犬一两私二两贯敖取(19’40)

睢阳戍卒西尉里玉口裹袭一领皂布复袍一领皂布禅衣一领皂布复绔一两枲菲一两常韦二两(179·2a)

一缣复袭布复襦布单襜褕各一领韦单绔布革履臬殿各口(82·34)

袭八千四百领右六月甲辰遣口口口口口口绔八千四百两常韦万六千八百(41.17)

纁复袍一领破盖苑一白布襜褕一领白布单衣一领白布巾一皂复绔一两白革履一两各在官白布单绔一两各在中(206·23)

收虏燧卒□井十月食三石□宫袍一领甲官袭一领甲官裘一领甲官绔一两在亭(e·p·t5：12)

从上述简文所反映的情况看，汉代士卒衣物的供给，亦当为冬、夏衣分廪，夏衣供给常为袭、单衣、单绔等项；冬衣供给当有复袍、复绔等项；日用品当有巾、袜、履等项。《居延新简》e·po·t52：330：“官予夏衣如口口直五百六万五千一百口口”证明了夏衣廪给；《后汉书·耿宾列传》：“先是恭遣军吏范羌致敦煌迎兵士寒服。”亦佐证了汉代冬衣廪给。而汉简509·26：“戍卒济阴郡定陶池上里史国县官帛口袍一口口三斤县官帛裘袍一领四斤四两县官帛布一两一领县官帛布绔一两七斤县官枲裘一领不阁县官枲履二两县官袜二两县官口口二两县官革履二两不阁”。似是官给某部戍卒全年衣物总计。我们姑且以士卒一年受一袍、一袭、一单衣、一绔为标准，看其一年衣给费用：

袍价：袍所用布料不同，价格亦高低不一。“官袍一领直千四百五十”(甲附22)；“责殄北石隧长王子恩官袍一领直千五百”(157·5a)；“口李兀官袍一领直行二百未口”(e·p·t16：11)；“缣长袍一领直千二百”(206·28)；“口大人积居官袍直五百……”(257·17)；“第卅四燧卒吕护买布复袍一领直四百”(49·l0)。一般袍价多者千余，少者四、五百，平均价格在千钱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