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3章 君臣情敌?（2/2）

“文正”应该是起源于文贞,比如唐朝的魏征,但宋代之前,“文”字后面带的字似乎是没有等级的,如房玄龄谥号“文昭”,姚崇谥号“文献”,狄仁杰谥号“文惠”,并无明显的等级之分,还是很单纯地是按照个人的特点来定谥。

到了宋朝,为了避仁宗赵祯的名讳,将文贞改为文正。虽然就历史渊源来讲,文贞和文正一脉相承,但是就地位而言,还是应该区别待为好。魏征谥号“文贞”应该是“清白守节曰贞”而定,这和正的意思有本质区别。

“文正”的发扬光大是从仁宗时代起。当时宋仁宗想赐谥他的老师夏竦“文正”,结果朝臣纷纷反对,司马光说道:“谥之至美,文正也！”(司马光的这个结论有可能是根据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中提到的谥法解得出)。

司马光说:“谥法本意:道德博闻曰文,靖共其位曰正。而夏竦奢侈无度,聚敛无厌,内则不能制义于闺门,外则不能立效于边鄙,言不副行,貌不应心。语其道德,则贪淫矣;语其正直,则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识,夏竦得‘文正’之号,不知以何谥待天下之正人良士?”

最后仁宗被迫谥夏竦为“文庄”。

从这次争论之后,文正被士大夫所重,而第一美谥的地位得到确立。

自司马光以“文正”为最美被士大夫接受后,谥文正的标准甚为严格。

比如清代,一般的谥号是由大臣先选定几个谥号然后由皇帝选择,但是只有文正这一个谥号是大臣们无权建议的,只有当皇帝觉得失去一个股肱之臣、社稷栋梁的时候由自己建议,文正的特殊性可见一般了。

再论武臣谥号,狄青很冤,是被文臣猜忌而死,仁宗要定谥“忠武”,被一帮文臣给拧了,最终定谥“武襄”。又如岳飞,谥号“武穆”,这是宋孝宗时定的谥号,到宋宁宗时,追封为鄂王,改谥忠武——所以,正经的来说,岳飞应该是岳忠武,不是岳武穆,“忠武”是最高谥号。

又论:单谥和双谥。

单谥“文”和双谥“文正”,究竟谁的规格比较高呢?

唐代,人臣单谥一个“文”的,有五人:韩愈、白居易、李翱、陆希声、权德舆。

宋代,人臣单谥一个"文"的,有三人:杨亿、王安石、朱熹。

宋代谥号“文正”的,有八人:李昿、范仲淹、司马光、王旦、王曾、蔡卞、郑居中、苏轼。(很多宋人士大夫认为:唯范仲淹、司马光、王旦应为文正,其余五人应是文贞,为避仁宗讳而为文正)

很难说“文”和“文正”哪个更高。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以欧阳修定谥号的过程来评断一二——

太常寺合议时说:“公(指欧阳修)为圣宋贤臣,一世学者之所师法,明于道德,见于文章,究览六经群史诸子百氏,驰骋贯穿,述作数十百万言,以传先王之遗意。其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马迁、扬雄、韩愈,无所不及,而有过之者。方天下溺于末习,为章句声律之时,闻公之风,一变为古文,咸知趋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于三代汉唐者。太师之功,于教化治道为最多。如太师,真可谓文矣。”

博士李清臣阅读行状,考按谥法,说:唐韩愈、李翱、权德舆、孙狄,本朝杨亿,皆谥文。太师固宜以文谥。

但是,太常寺卿说:文则信然不可易也。然公平生好谏诤,当加献,为文献;无已,则忠,为文忠。

众人又合议,说:文献迭犯庙谥,固不可,忠亦太师之大节。太师尝参天下政事,进言仁宗,乞早下诏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英宗继体,今上即皇帝位,两预定策谋,有安社稷功。和裕内外,周旋两宫间,迄于英宗之视政。盖太师天性正直,心诚洞达,明白无所欺隐;不肯曲意顺俗,以自求便安好;论列是非,分别贤不肖,不避人之怨诽诅疾。忘身履危,以为朝廷立事。按《谥法》:“道德博闻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丽“文”,宜为当。

于是,遂定谥上奏。

单从上面的过程来看,文忠并不是比文低的谥号,而是要以忠字来补充文字。

但又有说法言:当时的太常寺卿与欧阳修有矛盾,所以定谥时损了他一把,没能定成“文”。

又据说:欧阳修私德不修,有两桩丑闻,所以影响了他的定谥。

第一件事是关于欧阳修的“外甥女”张氏。虽说是“外甥女”,但双方并无血统关系,是欧阳修的妹夫的前妻所生,当然在宋代社会中欧阳修和她还是有严格的伦理与辈分关系。

欧阳修的妹妹嫁人不久便守了寡,欧阳修可怜她,便把她和外甥女接到自己身边抚养。外甥女长大成人,嫁给了欧阳修的远房侄子欧阳晟。欧阳晟可能有性能力障碍,外甥女耐受不住,便与家仆陈谏私通,被人发现送到了开封官府。不知是出于何种目的,外甥女突然揭发欧阳修和她有不伦之情。后受人利用,屈打成招,竟然说欧阳修和她有**,还欺占了她娘家的财产——有人事先用张氏的家财购买田地,落在欧阳修名下。显然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政治斗争,目的就是置欧阳修于死地。欧阳修上表为自己辩白,仁宗皇帝也不相信欧阳修会做出如此伤风败俗之事,多次作出批示,表明态度,但人言可畏,何况那些人不依不饶,他的政敌钱勰借此攻击他,欧阳修有口难辩,仁宗只好将欧阳修贬到滁州。

第二件事更严重了。欧阳修妻子的堂弟蒋宗孺犯了事,遭到弹劾,蒋本来希望欧阳修能帮自己开脱一下,没想到欧阳修却上书要求尽快处理。蒋对此恨恨不已,就揭露出欧阳修和大儿媳吴春燕有染。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这件事还被人告到皇帝那里去了,不过宋神宗不相信,方才作罢。

这两件事对欧阳修的打击很大,他心灰意冷,一再要求辞职,但未被允许,过了几年,就去世了。定谥时这两桩事被太常寺卿给翻了出来,影响欧阳修谥号“文”——从这么来看,似乎单谥“文”又比双谥高。

然而究竟何为真相,争议颇多,也无法就此断定“文”比“文正”高。

再看朱熹定谥时,刘后村言:“(朱熹)庇民之学,郁而未伸;著书立言之功,大畅于后。合文与忠谥公,似矣而非也。有功于斯文而谓之文,简矣,而实也。请以韩子(韩愈)之谥谥公。”——按此理解,“文”的谥号是比较符合朱熹的道德文章,而忠字则不及,和朱熹一生的官运联系,确无大忠之事表现出来。

某西个人认为,谥“文”之人有个规律,就是本身是学问大家,但是和政治的牵连并不大,这点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程朱理学”的朱熹,“新乐府运动”的白居易,"西昆体"诗歌主要人物杨亿等都可以看出来,虽然为官但是都不算是国之重臣,其他名气较小的如李翱、陆希声、权德舆等都是诗人出身,参政也不深入,或许可以由之认为谥“文”,是以突出表彰学问上的造诣?而在政治上的功绩不显著,故而没有选择另外一个字来配合。

当然上述规律有一个人是特例,即主导熙宁变法的宰相王安石,这是不折不扣的国之重臣,为什么也是单谥文呢?

结合当时的背景来看,王安石的谥号“文”是哲宗定的,当时新旧两党的势力仍然在相互抗衡,哲宗本人也经历了从一个旧党支持者向新党靠拢的过程,特别是由于支持旧党的高太后的存在,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所以,王安石的谥号很可能是一个政治上的妥协。

无论“文正”还是“文成”,旧党都不同意王安石定此谥,“文正”是要德才兼备、恪尽职守、忠君爱民——旧党认为王安石敛财,失君子之德,又乱法害民,不足以为正。而“文成”的成有安民立政之意,显然旧党认为王安石也是不具备的。于是,最终单谥一个“文”。

如果您觉得网不错就多多分享本站谢谢各位读者的支持

,！(www..com 小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