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1章 大统失天（1/2）

日历里的丙寅日，其实是采用了十天干十二地支的六十进制计数。每过一天，天干计数和地支计数同时加一，到最小公倍数六十的时候归零，即回复到甲子，然后重新再开始。

所以干支记日是一个连续的、不受年月干扰的独立计数。现在既然两个版本的日历都是丙寅日，就说明孙一既没有平白无故地少过一天，也没有比别人多过一天，日子还是正常的。

在两个日历里，明天都是丁卯日，六月初一，六月大。

换句话说，明天两个日历开始统一。

反正到了明天都一样，孙一便有心放弃今天是五月卅日还是五月二十九日的纠缠。对孙程序员而言，这些不过都是不同的编号代码而已。

但是孙一的提议刚一说出，立刻遭到所有人的强烈反对。

耿秀才义正严辞地说道：“过错了日子就是欺天之罪！”

孙一无奈地表示：“可是已经过错日子了，那怎么办？”

耿秀才坚定地宣布：“请力德尔爷告天请罪！”

孙一无语。

“不然，不然！”

贾道士变戏法一般从衣袖里取出一本书，道：“该告天请罪的是明朝皇帝，不是力德尔爷！”

孙一看向贾道士手里的书，书名同样是《大明崇祯五年大统历》，原来贾道士的皇历根本就没丢。

贾道士翻到五月中的一页，却见五月初五的端午和夏至是同一天！

孙一明明记得，自己在长胜乡实际上过的端午节是夏至的第二天！

皇历上的那一天被用毛笔大大的画了一个圈，旁边有贾道士用蝇头小字标注：“时差八刻”。

贾道士言道：“今年夏至的时刻，我亲测比历书中早了八刻钟！”

贾道士把皇厉翻到春分那天，那天同样被用毛笔画了一个圈，贾道士道：“春分那日，我亲测昼夜并不等长！”

孙定辽目瞪口呆，“军师，你是说大明朝已经失去了天数？”

耿秀才不可置信：“难道说当今天子在欺天不成？”

杨日天惊道：“这可是天大的罪过！”

贾道士合上皇厉言道：“大明朝的历法早已失天！”

贾道士对诸位解说，明廷行用的《大统历》实为元朝的《授时历》。

《授时历》为元朝郭守敬等人编制。明初的时候，朱元璋定都南京，令军师刘伯温略微改动《授时历》，将《授时历》中所使用的元都北京昼夜时刻数值改为京师南京的相应时刻，改名为《大统历》。

之后朱元璋严令民间不得学习历法，使得有明一代无人精通天文历算，钦天监官员只会套用《授时历》中的老公式。

明成祖朱棣在“烧死”贾道士的先人建文帝以后，以北京为政治中心，后来几个明朝皇帝的政治中心有几次反复，但是名义上都是以南京为首都。

明英宗于正统六年（1441年）正是宣布定首都为北京，结束南京名义上的首都地位。

正统十二年(1447)冬至之后，钦天监监正彭德清向英宗上书汇报：

“钦蒙造铸铜仪，委夏官正刘信考较测验，得北京北极出地度数、太阳出入时刻与南京不同。南京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北京出地四十度强。南京冬至日出辰刻初刻，入申正四刻，夜刻五十九；夏至日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昼刻五十九。北京冬至日出辰初一刻，入申正二刻，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入戌刻一刻，昼刻六十二，各有长短差异。”

所以彭德清认为“今宫禁与官府漏箭皆南京旧式，不可用”。

明英宗欣然采纳其建议，命内官监根据实测的北京昼夜时间改造漏刻制度，令彭德清将《大统历》中所使用的南京昼夜时刻改为北京相应时刻。

于是，正统十三年(1448)钦天监编造的正统十四年(1449)历日，其昼夜时刻数值就采用了最新的北京实测结果推算。

这是大明朝三百年期间唯一的一次改历，而且更改的仅仅是很小的无关筋骨的一部分。

但是，正统十四年的历日一出，大明朝天下哗然。

历日是古人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人们根据皇历吉凶宜忌安排行事，官府根据皇历中不同节气的昼夜时刻安排漏刻改箭，即钟鼓授时。

大明百姓发现正统十四年的历日中昼夜时刻和以往不同，“见者皆骇愕，以为振古未有之事。”

对此，贾道士愤然评价道：“这必是北京钦天监那帮人不通天数，胡乱拼凑时刻。”

所有的明朝人都认定，明英宗正统十四年的这次改历，直接导致了在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五，中秋节的那一天，明军兵败土木堡，明英宗被俘。

贾道士恨恨地说：“欺天妄上，天必弃之！”

按照明朝人的是非标准，这场历史悲剧的罪魁当然是钦天监监正彭德清。彭德清从征土木堡，侥幸逃归，十月死于狱中。即位的明景帝为了“平息民愤”，毅然命令“仍斩其首”，全家发配辽东充军。

正统十四年(1449)十二月初二日，景帝下诏，正式将《大统历》昼夜时刻改回南京旧制。

后来明英宗回国复辟，但是绝口不敢再改动《大统历》，直至崇祯一朝。

贾道士又开始咬牙切齿地怨恨，道：

“自古以来沧海桑田，天地自有变数！大统历法自元朝至元辛巳年起用，至今已经过了350年，从未修正以应天数。钦天监那班人只知道袭用前朝数据，哪里知道袭用越久，积差便越大！”

万历年间，皇帝懒政，久不上朝，明初的各项禁律开始松动，民间开始有人偷偷地学习历法。这些人惊讶地发现，大统历和实际天象不符。

于是有人冒死上书建议改历，对此大逆不道之举，朝廷的态度是有一个办一个。

直到万历皇帝的伯伯，在皇族中德高望重的郑王世子朱载堉于万历二十三年上疏指出大统历的误差。

疏中言道：“大统与授时二历相较，考古则气差三日，推今则时差九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