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谥号、庙号和年号（1/2）

谥号、庙号及年号，在我国古籍中现身频频。 现就所知，将三者略作介绍，以飨读者。

古代的谥号：古代君主、诸侯、大臣、后妃等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死去之后，官方根据他生前事迹、道德休养等情况，给予其一个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也就是谥号，相当于一个人的盖棺定论。

周朝时，天子、各国诸侯、卿大夫及夫人有得谥资格；汉朝规定只有生前封侯者有得谥资格；唐朝规定职事官三品以上有得谥资格；一般文人学士或隐士的谥号，则由其亲友、门生或故吏所加，称为私谥，与朝廷颁赐的不同根据国学大师王国维等人的考证，谥号制度的形成，应该起源于西周中期，这种观点也得到学界的广发认可。

谥号一开始只有“美谥”、“平谥”，通常表示后人对先人功绩的怀念“恶谥”的开始主要源于周厉王在位期间的倒行逆施死后而被谥为“厉”。

并且从此以后，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谥法，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为了达成将谥法作为以礼教褒贬人物、挽救社会风气的目的，编写了《谥法解》一书，这本书也成为后世谥法施行时的重要依据。

到了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秦始皇统治时期，他认为这种“子议父、臣议君”的行为大逆不道，因此废除了谥号；汉朝开始又重新兴起，并且逐渐规范；明清时，谥号管理由礼部负责。

下面说一说和谥号有关的趣事：魏明帝曹睿在世时，就迫不及待的自称为烈祖明皇帝，被后世所嘲笑，按照规矩，谥号只有死后才能获得。

南陈被灭之后，后主陈叔宝被俘虏回了长安，于公元604年去世，由于他做皇帝时候的荒唐表现，被当时的皇帝杨广定谥号为“炀”（著名的恶谥，昏君的代名词），杨广继承时的大隋王朝，强盛繁荣、威震四方，到他临死前，大隋王朝在各路义军的风起云涌下，已经是落日余晖，离灭亡不远了，因此他也被唐朝定了谥号为“炀”，得以与南齐东昏侯、陈后主、金朝海陵王等昏君其名，不知道这位文采绝佳、风姿不凡的帝王知道也得了这么个谥号之后有什么感想。

南宋时，大奸臣秦桧死之后，被朝廷赐予了“忠献”的美谥、赠予了申王的爵位。开禧二年（1206年），宋宁宗追夺其王爵，改谥谬丑。算是符合这位大奸臣被千古唾骂、石像还跪在西湖边风波亭中的历史地位，后来秦桧的后人到此还和文人袁枚有一副对联：“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奸臣之名、连累后人，让人唏嘘不已。

明朝时，文坛领袖、内阁首辅李东阳临死前迟迟不肯闭眼，身边人都很诧异，这时候他的老同事、另一位名臣杨一清握着他的手告诉他朝廷已经为他定了“文正”的谥号，听到这个消息后，李东阳激动的要跪下来给杨一清磕头，可想而知“文正”这一谥号对士大夫来说是多么的珍贵（北宋名臣范仲淹所得谥号为“文正”，从此以后这个谥号成了文人士大夫毕生最高的追求）。

清朝时期，谥号的拟定具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和流程，曾国藩因为其平定太平天国、推动洋务运动等一系列卓越的功绩，死后被定谥号为“文正”（整个清朝，也只有八个人获得）。另一位名臣张之洞知道之后，对其他人说，连曾国藩都能得“文正”这样的谥号，我死后看来也差不到哪儿去，结果是，他死后只得了个“文襄”的谥号，别说“文正”了，连李鸿章的“文忠”都比他的谥号高十多个级别。看来人有的时候自我感觉还真不能太良好！

古代的庙号：庙号，指君主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时特起的名号，起源于商朝，除了秦始皇时期，庙号被废止过，历朝历代都沿用，和谥号最显著的区别是庙号只属于君主。

庙号和谥号的区别，举几个例子，大家就更加清晰了：

刘邦，谥号：高皇帝，庙号：太祖。

刘彻，谥号：孝武皇帝（为了表示以孝治天下，汉朝皇帝的谥号里通常都加一个孝字）；庙号：世宗。

经过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删减和重新拟定，西汉皇帝里真正有庙号的只有四个：太祖高皇帝刘邦、太宗孝文皇帝刘恒、世宗孝武皇帝刘彻、中宗孝宣皇帝刘询。可见早期庙号的严格。（刘秀，谥号：光武皇帝；庙号：世祖），通常开国的才能叫祖。光武帝虽然没有改朝换代，但是他这个皇帝位置并不是祖先给的，而是靠自己打下来的。

庙号早期都是一、两个字，并且只有成就突出的帝王才能拥有，到了魏晋南北朝开始，随着天下动乱、礼乐败坏，庙号也跟着泛滥了。

许多割据一方的小国的创建者都称祖叫宗，如后赵、前秦、西秦、前燕等等。

唐朝以前对过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汉宣帝、汉明帝，而不称庙号。唐朝以后，由于谥号的文字加长，成了各种褒义词的堆砌，因此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

一般朝代的创立者庙号叫太祖比较普遍，紧接着是太宗，后面许多皇帝的庙号相应的也要结合他们在位时候的表现。

明成祖朱棣原先的庙号叫做太宗，在嘉靖皇帝时候被改为成祖，以此赞扬明成祖开创了小宗继承大统的先河（本来帝统属于建文帝一脉）。嘉靖皇帝本人的庙号是世宗，因为他也是藩王宗室继承大统的开创者（明武宗正德皇帝死后无子，嘉靖皇帝是他的堂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