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0章 符书(1/2)
然而,利用烽火台传递信息,虽然快捷,但是只能祈祷报警的作用,很难满足掌握敌情,指挥作战的需要。
所以随着战争的需要,从殷商时期到周朝已经主簿形成了传递文书的邮驿制度,丙炔与烽燧技术互为补充,相互配合使用。
据甲骨文记载,商朝时就已经有了邮驿,周朝时进一步得到了完善。那时的邮驿,在送信的大道上,每隔34里设有一个驿站,驿站中备有马匹,在送信过程中可以在站里换马换人,使官府的公文、信件能够一站接一站,不停地传递下去。
在远古时代,先民在为文明奠基的同时,亦创造了资讯传递的雏型。商周时期的驿递方式已经比较完备。秦汉大一统国家形成之后,邮驿体制较为健全。唐宋时代除陆驿外,水驿也大大发展。元代的邮驿得到空前的发展,甚至超出当时世界的水平。明、清驿政也曾经为朝廷管理幅员广阔的国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近代以来,西方邮政制度和技术大为改进,与其高效率相比,中国传统邮驿制度的种种弊病愈益暴露。明代名臣海瑞“驿递之疲,千疮百孔”的感慨,指出了邮驿系统的危机。清代晚期,一些有识之士遂呼吁兴办新式邮政。光绪三十二年设立邮传部。此后,原有的驿站相继被裁撤,并由现代的邮政运作所取代。
中亚地区曾出现过一个强大而又短暂的帖木儿帝国,是由蒙古人的后裔建立的,控制着包括现在的印度、阿富汗、伊朗等地的广大地区。帖木儿帝国制订了严格的邮驿制度,规定驿使每天必须走500里路程,而且还赐与驿使一项特权,行路中需要换马时,不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寻常百姓,只要驿使提出换马的要求,都要用自己的马和驿使交换,如果拒绝就有杀头之罪。在一段时期内帖木儿的大军开疆拓土,屡战屡胜,与邮驿制度健全,信息灵通是分不开的。邮驿是官府的通信组织,只许传送官府的文件,而不允许传送私人信件。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需要,人们对通信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出外经商的、做工的以及战乱年代被迫出征的战士和远离家乡逃荒避难的人们,都需要和家人亲友通信。特别是各地商人,为了互相交流商情、商谈贸易、寄递帐单等都迫切需要通信。于是民间传递信件的业务就应运而生了。
东汉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他的名字叫蔡邕,汉献帝曾称他为左中郎将,所以后人以蔡中郎称之。在《玉台新咏》中收录有汉代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一首,署名为蔡邕。诗中写道:“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这首诗抒发了离别夫妻的思念之情,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在民间广为流传,诗中的“双鲤鱼“是指用两块板拼起来的一条木刻鲤鱼,它就是秦汉时期的信封。这种信封和现在用纸糊成口袋形的信封不同,是用两块鱼形的木板做成的。而“素书“,就是用素帛写的书信。“双鲤尺素“就是汉代常见的信封和书信。这种通信形式在汉代被广泛使用。直到唐代,人们还将尺素结成双鲤之形,作为书信标志,唐代诗人李商隐在《寄令狐郎中》写道:“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可见,直到唐代,“双鲤“还是通信形式的代称。
以当代左右时期来说,在列国称雄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地区的邮驿依然得到发展。例如,刘备曾经经营川陕驿道交通,“自成都至白水,多作传舍”。而《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典略》又谓:“(刘)备于是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馆舍”和“传舍”,是相同的邮驿设施。魏国有诏书命令远在河内的司马懿赶回洛阳,“三日之间,诏书五至”。司马懿“昼夜兼行”,“四百余里,一宿而至。”也反映当时邮驿十分畅通。
这时期邮驿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纸质文书得以普及。据说左思《三都赋》写成之后,“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纸逐步取代了简牍,使邮书的传递更为便利。
说驿站有名,还有一些东西同样非常有名,也属于这个范畴之中,那就是符信,比如著名的虎符、窃符救赵等等就是这类东西。
中国进入战国时代,封建社会从此形成、发展,前后长达2000年。作为封建社会的开始,战国时代生机勃勃,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通信事业随之而有了巨大进步。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交往空前频繁。那时,以东周王都洛阳为中心,东至齐鲁,西到关中,北抵燕赵,南达吴楚,四通八达,都有驿道相通。因为当时诸侯国频繁角逐,各自有一批说客谋士,他们往来在各国间游说谋划,也促使邮驿空前繁忙起来。
战国时期,邮驿通信繁忙的标志之一是简书与符信的风行。
那时候,纸张尚未发明,而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已被淘汰,逐渐兴起的是竹木制作的简书通信。简书是把书信或文章刻写在竹木简上,西周开始出现。《诗经》上便有:“王事多难,王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意为:国事多艰,周王得不到安宁。我岂不想早日归乡?害怕的是政府又发来军事文书。这里“简书”就是竹木简书信。战国时候,大凡日常公文、官吏奏报、官方通信、说客上书,全用简牍。简信一般字面向内,捆上加封,长信则把简片用皮条连系成册,卷成一卷,装外加封。这样的公文书信,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比以前甲骨轻便多了。
符信是通信的信物,即通行的凭证,有符有节。节,是身份证明,供使者或商人在路途中使用。持有此节者,沿途住宿伙食一律由传舍供给。在湖南长沙出土过一枚战国时的铜节,为马形,又称“铜马节”。据古文字学家于省吾考证,这是作为“骑传侯”的身份证明。“侯”,是掌管骑传的官名,“骑”是单骑通信的称呼,“传”指“驲”这种华贵的传车。骑传侯是专理车传和马传的专职官吏。有了这一份证明,在邮驿大道上就可以畅行无阻。符与节略有不同,大半是军事凭信,也可作为国家治安所规定的通行证件。一般说符分左右两半,一半为国王所持,另一半发给带兵将领,调兵时把两符相合,以为验证。
战国时期,驿途上也用过一种称为“封传”的证件。据《史记》载,孟尝君从秦国被释放回齐国时,秦昭王后悔了,想派人把他追回来。但孟尝君已经乘快车逃跑了。他更换了“封传”,变换姓名,夜半混出了函谷关。秦昭王命快速邮车迅速追赶,也没有追回。唐朝学者考证,这种封传,就是后来的驿券,一种在驿道上行驶的证明。上述故事,就是孟尝君利用门下食客鸡鸣狗盗之徒伪装鸡叫赚开关门的典故。秦国通过关卡的通行符证制度很严,据说,此制为商鞅所定,而后来,商鞅自己因被陷害要逃离秦国时,在一客店里却因无证件而被扣留,终于被秦军所获。
战国时期,符节的名称和种类很多。就用途说,有路节、门前符节等。从形状讲,则有鹰节、雁节、龙节、虎节、马节、熊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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