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0章 历史人物的出处(2/2)
此外,很多的文臣猛将就像前面说的伊尹,或者说“夏启杀伯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事件,都是属于不利于儒家礼仪,道德发展的内容,所以被他修改成那种模样。
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颇为特异,与传统的正史记载不同。五帝纪,关于舜的记载,就跟史记等正史所载的有德之君舜的形象大为不同。引述如下: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
夏纪所载则是系统前面介绍过的情况,与《史记》只是记载“太康失国”不同,还记录了羿的事情。让羿代太康,成为夏王朝统治者的这些旧事得以重见天日。
殷商最大的不同自然是在于伊尹的那一段了。
周纪最与《史记》不同的就是共和行政的记载。按照史记等正史所载,共和行政就是周厉王被国人赶走之后,周公、召公二相共同执政。而周纪则说是共伯和行天子之政,即共国的伯,名和者,摄行君位。这似乎更合乎“共和行政”的说法。
另外,还有完整的穆天子史事,以及记载了周幽王死后,两王并立的史事。乃至是穆天子北征犬戎,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都是有记载的。由此可见,《穆天子》的内容虽然有很多神话的内容在其中,但是刨除掉一些荒诞不经的东西以后,还是能得到一些史实内容的。
《穆天子传》主要记载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驾上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等骏马﹐由造父赶车﹐伯夭作向导﹐从成周出发﹐越过漳水﹐经由河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於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的神话故事。其中的成周﹐经学者研究﹐认为是指洛邑﹔穆王的西行路线﹐当是从洛邑出发﹐北行越太行山﹐经由河套﹐然后折而向西﹐穿越今甘肃﹑青海﹑新疆﹐到达帕米尔地区(西王母之邦)。
而在《竹书纪年》之中,穆天子出征,造父随行驾车,会见西王母,这些内容都是切实存在的。
另一方面来说,从《竹书纪年》第一次出土的情况不难看出,两汉时期乃至是汉末三国时期是没有这个流传的。
根据《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记载,在晋武帝太康二年,名叫不准的汲郡人盗墓,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记载,史称“汲冢书”。其中有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史书十三篇,晋人初名之“纪年”(又称“汲冢纪年”)。
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遂有初释本竹书纪年。又称“荀和本”。
若是晋朝时期有流传,那不可能晋武帝会这么兴师动众去折腾这个事情。
所以说,这个原因也是导致司马迁《史记》之中的这些内容是参照《春秋》的说法。
系统最后说的《战国策》同样意义也是比较深远的,但是相对来说,追溯不到前几者那么久远的时代,《战国策》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0年的历史。并没有涉及到三皇五帝,尧舜禹乃至是****的内容。
当然,他在某些方面的重要性是其他几书不能比拟的。
《战国策》基本上自成一家,就是纵横家。其道德哲学观多取道家,社会政治观接近法家,独与儒家抵牾不合,因而为后世学者所诟病,曾被斥之为“邪说”、“畔经离道之书”。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是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雎劫秦王”,写唐雎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
《战国策》善于述事明理,大量运用寓言、譬喻,语言生动,富于文采。虽然书中所记史实和说辞不可尽信,但其仍是研究战国社会的重要史料。
当然,对于系统来说,实在是不存在太多所谓不可尽信的问题。不引入野史演义,封神神话就不错了,被归类为‘正史’的记载,塑造出来的人物你还有意见?(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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