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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年12月18日来源：进入论坛点击数：101我要评论【收藏】

提要：唐军打下长安后四面是敌。其他地方都打胜仗唯有西线吃紧。李世民带着窃取的平阳公主军队战薛举，连吃败仗。太子建成不得不弃大好机会，停止对洛阳进攻，回师将刘文静等交给李世民以救西线战局。王世充得苟延三年，国家人民都得多受重大损失。即使如此李世民仍惨败，刘文静等当了替罪羊。刘文静死,李世民是最大的嫌疑犯。薛秦内溃使李世民得以成功，此前始终胆小如鼠。唐秦是农民起义军自相残杀。得利的是地主阶级。战祸所及唐区人口损失惨重，陇西凋敝，李世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竟还吹出大败薛举问天子有降事否的神话来。

武德元年（公元617年）七月李世民兵败泾州不算新话题了，好早有人意识到了。《旧唐·高祖本纪》承认“秋七月……秦王与薛举战于泾州，我师败绩。”李世民纪亦称“武德元年七月，薛举寇泾州，太宗（李世民）率众讨之不利而旋。”《旧唐》是唐遗老所写，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给李世民抹黑，只可能尽量淡化李世民的责任和损失。在旧传中就归罪于刘文静、殷开山了。《薛举传》说：

太宗（李世民）又率众击之，军次高墌城，度其粮少，意在速战，乃命深沟坚壁，以老其师。未及与战，会太宗不豫，行军长史刘文静、殷开山请观兵于高墌西南，恃众不设备，为举兵掩乘其后。太宗闻之，知其必败，遽与书责之。未至，两军合战，竟为举所败，死者十五六，大将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陷于阵。太宗归于京师，举军取高墌，又遣仁杲进围宁州。郝瑗言于举曰：“今唐兵新破，将帅并擒，京师骚动，可乘胜直取长安。”举然之。临发而举疾，召巫视之，巫言唐兵为祟，举恶之，未几而死。

损失之惨重，对唐之危害，一清二楚。但责任推在刘文静、殷开山身上，李世民却一贯正确。但却无法自圆其说。据说是刘文静、殷开山不听李世民轻率冒进。如此当是败于进攻。然“恃众不设备”又表明是受了薛举的主动进攻。

《刘文静传》、《殷开山传》大致相同。但《刘文静传》说是出军争利而败，《殷开山传》说是耀武以威而败。都回避了“恃众不设备”之说。

《新唐》完全归罪于刘文静、殷开山，《高祖本纪》称刘文静败绩。李世民纪称“太宗（李世民）有疾，诸将为举所败。”

《通鉴》兼收并蓄，承认恃众不设备，又指出“举潜师掩其后，壬子，战于浅水原，八总管皆败，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将军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没，世民引兵还长安。举遂拔高墌，收唐兵死者为京观；文静等皆坐除名。”

一说诸将出军争利而败，耀武以威而败。一说“恃众不设备”。我们该相信那一个呢？

答案只能一个，不是诸将出军争利而败，耀武以威而败。只能是恃众不设备。唐兵强，兵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下面还有专门探讨。这儿只指出一点，《刘文静传》里，据说李世民告戒刘文静、殷开山：：“举粮少兵疲，悬军深入”。那么好极了，这是李世民自己承认，薛举弱，唐军强。既然如此，就算李世民坚壁不战，以老敌师是上上上策。那么刘文静、殷开山出战争利，仍有极大的胜利把握，充其量代价大一些——仅仅是一些，决不至于会有士兵十死五六，京师骚动之虑。实在也看不出唐军不趁人多势众，兵强粮多，敌军粮少兵疲的机会，有非坚壁不出的必要。唐军何尚不有师老之虑？《通鉴》说薛举潜师掩袭其后当是事实。

所谓刘文静、殷开山不听李世民出战争利。纯是谎言。诿过于刘文静、殷开山而已。到后来又把自己吹成唯一正确者，似乎照自己意见办就不会失败了。

不过还好，封建史家中，总算还有人承认李世民打了败仗。《旧唐》本纪作者不能不承认。但欧阳修就不一样了，为了把李世民尽量神圣化，就把过错完全推在刘文静、殷开山身上。

现在也有人意识到李世民打了败仗诿过于人。但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不然本人就没有必要写本文了。

(一)李世民义宁元年十二月之败与伪造的胜仗

李世民战薛举打败仗绝不仅在武德元年七月浅水原。浅水原实在是败得不像样子，包不住了，才在历史记载中不得不保留下来。

《唐朝开国女杰平阳公主》早已说过李世民本没多少军队，他的军队是从平阳公主那儿窃取来的，这是不争的事实。李世民刚到司竹时，平阳公主有兵七万，加上李神通、段纶共九万人。后来发展到十三万。因此估计平阳公主军队发展到十万是恰如其分的。长安下，李神通去了东面，段纶被抹煞，但笔者知道他与后来被李世民杀害的襄武王李琛、及被李世民囚禁的赵郡王李孝恭，去了巴蜀，这儿不论。而李世民则西去对付薛举。《通鉴》称：“渊使李世民将兵击之。又使姜謩、窦轨俱出散关，安抚陇右。”

显然李世民是军事总指挥。

姜謩在《唐高祖起义晋阳》说过，最早追随高祖起兵，为高祖器重，他也认高祖必为拨乱之主，以身相托。《旧唐·姜謩》“时薛举寇秦、陇，以謩西州之望，诏于陇右安抚，承制以便宜从事。……謩与窦轨出散关，下河池、汉阳二郡。”果然取得了成就。《通鉴》说，义宁元年十二月“乙未，平凉留守张隆，丁酉，河池太守萧瑀及扶风汉阳郡相继来降。以窦璡为工部尚书、燕国公，萧瑀为礼部尚书、宋国公。”萧瑀既然进京做官，军队自然交了出来。姜謩显然是做政治工作的。萧瑀军队不是直接交给李世民，便是交给窦轨，也就是间接交给李世民。扶风太守窦璡降后参加了战薛举。

还有一个刘世让。据《新唐》本传：

高祖入长安，以湋川归，授通议大夫。时唐弼余党寇扶风，世让自请安辑，许之，得其众数千，因授安定道行军总管，率兵二万拒薛举，战不胜，与弟宝皆没于贼。

《旧唐》大致相同，只是没说二万人。

刘世让算是兵力最强的了。萧瑀、窦璡作为小郡太守充其量只有几千兵。从武德七月之败所说，“八总兵皆败”可看出，陇西方面当是凡总管都受李世民指挥。那么他们与窦轨都应是受李世民指挥。

另有那个李安远，高祖攻绛郡，与陈叔达一起被俘。后拜右翊卫统军武德元年授右武威大将军。从“右”字看，当是李世民部下。义宁元年十二月已与李世民一起去战薛举。在后来除刘世让外，萧瑀、窦轨、窦璡、李安远都党于李世民。《旧唐·刘文静传·李安远附传》闭口不谈李安远败没。就是李安远党于李世民，要为李世民掩盖败绩。

可是义宁元年十二月，不光刘世让，姜謩、窦轨、都先后打了败仗。窦轨引还，刘世让为薛举虏。（见《通鉴》）既然如此，那么他们打败仗，就是李世民打败仗罗！新旧本纪均不提及。刘世让有兵二万，打的不是毁灭性的大败仗，但也不能算是小败仗了。

可李世民居然捏造出义宁元年十二月癸巳，击薛仁杲（《通鉴》为薛仁果）于扶风，大破之，薛举大惧，问其群臣：“自古天子有降事乎？”的神话来。

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首先薛举那时根本不是“天子”。而是称西秦霸王。《通鉴》考异承认，据《唐高祖实录》“武德元年四月（十七日）辛卯，举称尊号。”司马光明明知道薛举那时根本没称皇帝，称皇帝是第二年隋炀帝死后的事。三月隋炀帝死，消息传到陇西，四月十七日薛举就称帝。既然义宁元年十二月，薛举还不是皇帝，哪么可能有询问“天子有降事乎？”？

所谓义宁元年李世民大败薛举，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是李世民为了给自己贴金，掩盖败迹，尤其是冲淡武德元年七月之败捏造的。

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唐高祖实录》，当事人都在，在薛举称帝上不可能出这样大的差错。其他记载，如《唐书·薛举传》，所谓大业十三年秋七月，举僭号于兰州。完全是李世民党徒在事后，为了替李世民圆谎而再捏造。《唐高祖实录》李世民也看过。司马光不采纳《唐高祖实录》而采纳《举传》，也纯粹是从所谓问褚亮：“天子有降事乎？”的谎言倒推出来的。李世民放个屁也是香的？《高祖实录》日月明确，也正好在隋炀帝死后不久，合乎情理。没有人有任何理由在这个日月上进行捏造。而所谓大业十三年七月称帝，不但没有明确日期，也没有炀帝之死那样的重要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要替李世民圆谎。

《隋书·帝记》则称义宁元年“十二月癸末，薛举自称天子，寇扶风秦公（李世民）为元帅，击破之。”《隋书》号称魏征所撰，实际不但是众人合著，而且从避讳“世”、“民”两字可见，在李世民死后已被人篡改过。篡改者为了适应李世民的谎言，就说薛举十天前称了皇帝。最大的可能便是褚亮的儿子褚遂良。后来的新篡改者又觉得十天太促，又将时间移到七月。历史就像面团那样由着他们捏来捏去。

姜謩、窦璡、刘世让之败，正在所谓的李世民大破薛仁杲之后不久。刘世让败于扶风，也正是所谓的李世民大败薛举处，其受李世民指挥所败不言而喻了！《通鉴》紧接在丁酉萧瑀来降以后。丁酉是十二月二十一日，离所谓的大破薛仁杲仅四天。就算是该月底吧！十二月十七日以后义宁元年只剩下十三天了。如薛举真的败得要问“天子有降事乎？”还有能力大败窦轨、刘世让吗？刘世让有兵二万，不算多也不算少，薛举能先大败窦轨，紧接着又打得他与弟宝一起当了俘虏，这力量不算小了，薛举有必要问：“天子有降事乎？”吗？

总之这完全是李世民捏造的又一谎言

《唐书·姜謩》称“轨轻敌，为举所败”把责任完全推在窦轨身上。是不是这样且不论。既然窦轨是轻敌，那么就应该“重敌”了。也就是薛举还有相当强的力量，那他会问“天子有降事乎？”吗？尤其是，薛举既已到了问降的地步，那不久以后——武德元年七月，他又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量，可把人多势众的唐军打得十死五六？还使京师骚动！

谎言终究是谎言，难免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

我们至多只能想象，唐占领长安后，扶风成了唐与薛举抢占的战略要地。唐捷足先得。薛仁杲为快，先只带了少数兵来，见唐已先占据便退兵了。双方充其量只有些小接触。谁胜谁负很难说，更谈不上大胜与大败。薛仁杲回去后，就带大队人马前来争夺扶风。结果是刘世让等大败。《唐·纪》均避而不谈。太子、齐王芝麻大的事，有的还是捏造的，也要大书特书。

真实情况只能是：李世民战薛举一开始就不顺利，先窦轨败，尤其后来刘世让兄弟败没。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绝不可能从西线抽身。西线吃紧！

可是太子东向打到洛阳城下，据说又是李世民的功劳？！

(二)冒牌的东进元帅

《通鉴》说：义宁二年正月“戊辰，唐王（唐高祖）以世子建成为左元帅，秦公世民为右元帅，督诸军十馀万人救东都。”

戊辰是正月二十二日，离所谓的大败薛仁杲仅三十五天，离窦轨、刘世让败没，最多二十几天。

李世民什么时候从西线抽的身？他能抽身吗？京师至东都850里，至扶风390余里，加上据说李世民大败薛仁杲后的追奔至垅坻，这来回路上时间大概就需二十多天。他怎么可能弃窦轨、刘世让之败局于不顾，匆匆而东，到了洛阳城下又不攻，又匆匆而西，再去战薛举？他在打游击战吗？

《旧唐》李世民纪，更是说义宁元年十二月复为右元帅，总兵十万徇东都。对太子建成提都不提。前已说过，所谓的大败薛仁杲后，离年底只有十三天了，如加上窦轨、刘世让之败不到九天了。他是机械化部队吗？

自古以来，两个元帅当家，不如一个元帅做主。为什么久经沙场的军事家唐高祖，每次派太子建成为元帅时，总又要派李世民？难道高祖不知道，一支部队出两个元帅是打不赢胜仗的？西河之战说是太子建成与李世民一起去的，更有说是李世民去的。现在又是这样。

实际只能是李世民一直在西线对付薛举，根本就没去过东线。建成为左元帅东向洛阳，李世民为右元帅西战薛举。《唐高祖起义晋阳》已说过，当时左是东的意思，右是西的意思，左比右大。两个元帅各顾一头，这才合乎军事常识。一头去了两个元帅，另一头才打了败仗，却军无统帅实在荒谬。

所谓李世民东向洛阳的功绩，全是掠太子功绩为己有。至于正月二十二日不过是封元帅而已，人早就去了。正好像“三月，己酉，以齐公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道行军元帅、都督十五郡诸军事，听以便宜从事。”（《通鉴》），不等于齐王那时才去太原。

打到洛阳城脚的是太子建成，招谕东都的也是太子建成。

太子建成在唐高祖从河东渡河到长春时，就去永丰仓。刘文静、王长谐均为所隶。后来消灭了屈突通主力，唐高祖认为屈突通已不足虑，就让太子建成选精兵，西向长安，参加了攻长安。留下了刘文静、长孙顺德、钱九陇等对付走麦城的屈突通。后刘文静等打败了屈突通，桑显河降唐，屈突通兵败被俘，刘文静等就朝东打去。此时京城已下。唐高祖让李孝恭、李瑗、段纶等南下巴蜀，让李世民西向对付薛举，而太子建成率军东向打到洛阳城脚。这才是事实真相。

在从洛阳退兵时，派刘弘基于三王陵设伏，败段达的也是太子。刘弘基原是左三统军之一，一直追随太子。只是逼近河东县时，奉高祖之令，与殷开山、王长谐先过黄河，后来在渭北收揽了六万军队，成了弘基六士中的佼佼者。可《唐书·刘弘基传》居然称：“从太宗（李世民）击薛举于扶风，破之，追奔至陇山而返。”、“又从太宗经略东都，战于璎珞门外，破之。师旋，弘基为殿。隋将段达、张志陈于三王陵，弘基击败之。”《通鉴》也称“世民曰：‘城中见吾退，必来追蹑。’乃设三伏于三王陵以待之；段达果将万馀人追之，遇伏而败。世民逐北，抵其城下，斩四千馀级。遂置新安、宜阳二郡，使行军总管史万宝、盛彦师将兵镇宜阳，吕绍宗、任環将兵镇新安而还。”全是谎言，把太子的功绩记在李世民功劳簿上。

把刘弘基说成是李世民的人。把经略东都说成听命于李世民，所谓从李世民击薛举于扶风，也根本不是事实。刘弘基在下长安前，转战渭北，虽略地至扶风，接着便屯长安古城，耀军金光门，败卫文昇。与李世民毫无关系。在《唐朝开国女杰平阳公主》和《唐高祖起义晋阳》中都已说过。

置新安、宜阳二郡的也是太子。使行军总管史万宝、盛彦师将兵镇宜阳，吕绍宗、任環将兵镇新安而还的，仍是太子。

《唐高祖起义晋阳》已说过，任環与太子早就受高祖令，于河东结雄豪。史万宝与李神通一起起兵，正合乎李神通东向。吕绍宗在高祖过黄河时围攻河东（蒲坂），此时亦已东向。盛彦师据《旧唐》本传：“大业中，为澄城长。义师至汾阴，率宾客千余人济河上谒，拜银青光禄大夫、行军总管，从平京城。”他当是太子在河东结交的雄豪之一，所以跟太子去了东面。

正因为一切都是太子，所以《新、旧唐》均称：“二年，授抚军大将军、东讨元帅，将兵十万徇洛阳。及还，恭帝授尚书令。”李世民说是他去的东都，那么他又得了什么官职？

太子军到洛阳城下：“东都号令不出四门，人无固志”，“城中多欲为内应者。”最典型的便是：“朝议郎段世弘等谋应西师。会西师已还，乃遣人招李密，期以己亥夜纳之。事觉，越王命王世充讨诛之。密闻城中已定，乃还。”

太子几乎就要里应外合打下东都了，可却突然弃段世弘等内应匆匆而去。这是什么原因呢？李世民说是他去的东都，回师是：“‘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悬军远来，虽得东都，不能守也。’遂不受。戊寅，引军还。”这理由根本就站不住脚。就算得了东都不能守，王世充等反动势力消灭了，隋朝的文物典籍及府库到手了，旧隋军队有的消灭了、有的收编了、有的遣散了、罪大恶极的镇压了。洛阳城内百姓也不至于大批死于饥荒。攻下后所得甚多，即使不能守，再退出去也来得及。

正由于洛阳当时未下，以至又拖了三年多。洛阳百姓由三万户饿死到不及三千户。其他损失决不会比洛阳百姓死亡更小，还未计入内。

如此匆匆而回必有急事，看东路军后来到了哪儿就知道了。刘弘基、刘文静、殷开山都去了西线。

答案只有一个：西线吃紧，李世民快顶不住了，不得不向高祖讨救兵。高祖只好放弃东都，撤回太子，调太子军队去救李世民，对付薛举。李世民说：“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此话算是有些真理，但就是因为他打败仗才“未固”。有人可能会说：“当时关中受薛举威胁，不能归罪于李世民。”——此话毫无道理。首先李世民不是说薛举打得想投降了吗？那就是疥藓之疾了。李世民自己的话揭穿了自己的谎言。另一方面，关中不是光受薛举威胁，还有更大的威胁，被人打败了，从而解除了威胁。这可见拙作《唐朝开国史上的大空洞》。——这被后世封建史家完全抹去了。李世民当然也不会喜欢，因为这使他相应见拙。

杨玄感一开始就猛攻洛阳。李密明知先下长安比洛阳好，迫于形势不得不猛攻洛阳。唐已把长安拿到手了，就更应该攻洛阳了。杨玄感还没内应，李密开始也没内应。如可避免谁都不会主张撤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只能说明唐有后顾之忧。

据《通鉴》与《唐》本传，刘文静对唐高祖称帝后“贵贱失位”曾谏。如这是事实，那么当是刘弘基先去支援李世民。刘文静直到五月，高祖登基以后才去的西线。也就是尽管有刘弘基支援，李世民仍然打不过薛举。

唐军大大增加。李世民心安了，便恃众不设备。结果又导致了七月之败，损失惨重。败后便归罪于刘文静、殷开山。他们只好给他当替罪羊。刘弘基因为“尽力苦斗，矢尽，为举所获”得以免当替罪羊。

现版本《创业注》把退军归之于：“春作方兴，不夺农时，……时逼农月,遂奉令旋师。”也是站不住脚的。农历正月二十二日已很晚，农时已将开始。按制度皇帝已耕过藉田。既然如此那么干脆就不该去了。以上这些都说明有难言之隐，乱找借口。

《创业注》退军为三月，李世民《实录》却说是四月。司马光毫无理由地相信《实录》而不相信《创业注》。三月十一日丙申隋炀帝死，四月薛举已知道了，并于十七日称帝。唐自然更早知道。而按《通鉴》，太子回到长安是二十四日戊戌。

李世民、长孙无忌篡改日期的目的十分明确。隋炀帝死是件大事。如说退兵在已知炀帝死后，此事与炀帝之死的关系就淡化了，可以让人们轻易相信他的各式谎言。但如说三月退兵就不一样了。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如果三月不退兵多好，正好利用隋炀帝死后，人心浮动，打下洛阳。不了解真情的人也会感到惋惜，就会质疑当时撤兵是否是个错误，会引导人们去探讨。而李世民恰恰是经不起，也不愿让人们去探讨的。而多少了解西线吃紧，李世民打不赢薛举，才被迫退兵的人，更会埋怨李世民，都是他造成了洛阳未下的后果！

这次撤兵的确使唐失去了攻下洛阳的大好时机，实在可惜。后来王世充成了顽敌。迟迟不能结束的战祸，使中国百姓不知多受了多少苦难，多死了好多人。如果唐军下了洛阳，两大首都都在唐手，又遇到隋炀帝死。唐朝无疑会被人们看成正朔，天下将很快统一。不但对唐有好处，对中国、对百姓都有莫大好处。这样的道理，太子建成不会不懂，唐高祖也不会不懂，李世民也不会不懂，因此太子退兵当是三月，还不知道炀帝已死。否则西线再吃紧，也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如正是四月已知炀帝死而退兵，那一定是李世民在西线已败得不像样了。我倒还不这样认为。

(三)薛举究竟有多少军队？

读唐史时经常会遇到的便是，唐朝对手的军队就像牛皮糖一样，可以任意拉长，也可以任意缩小。关键是要看李世民的需要，薛举自然毫不例外。

据《新、旧唐·薛举传》早在薛举“克鄯、廓二州，数日间，尽有陇西之地，众至十三万。”后来袭破唐弼“举势益张，军号三十万”。

有那么多军队，在义宁元年十二月，据说的被李世民打败后问降，那实在是奇事了，一定军队伤亡略尽了。可《新、旧唐·薛举传》称：仅“斩首数千级”，李世民纪则为“追斩万余级”。有没有如此现不问了。就算一万人吧！那三十万除去一万，还有二十九万。怎么就要投降了呢？说谎者总难免按倒这头又翘起那头。

《旧唐》李世民纪说，义宁元年李世民的“胜仗”中“薛举以劲卒十万来逼渭滨”。这儿说的是参战数，不是薛举军队总数。后来七月之败后，六月再战薛仁杲“贼众十余万，兵锋甚锐”

但事实上薛举根本不可能有三十万军，连十余万都是夸大其词。

我们先考察一下薛举的人力资源。

薛举所据有金城郡（今甘肃兰州一带）、枹罕郡（今甘肃临夏一带）、西平郡（今青海乐都一带）、浇河郡（在今青海）、天水郡（今甘肃天水一带）。

据《隋书·地理志》在大业五年极盛时共有户口如下：

表一：

郡名县户

天水郡652130

金城郡26818

西平郡23118

枹罕郡413157

浇河郡2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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