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远行之----明代传说(八十七)（2/2）

建文帝嗣位，一遵祖训，对内臣的限制更加严格，据《明史·宦官传序》载，惠帝诏内臣“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成祖初临朝，也警惕宦官擅权，《明史·职官志三》载，他曾说：“联一遵太祖训，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得擅调发。”当时有个宦官私自调用应天府工匠为其服役，事发后，成祖立即诏命锦衣卫逮捕治罪。但不久，这些禁令全部破坏了。《明史·职官志三》说：

顾中官四出，实始永乐时。元年（公元1403年），李兴等■敕劳暹罗国王，此奉使外国之始也。三年（公元1405年）命郑和等率兵二万，行赏西洋古里、满刺诸国，此将兵之始也。八年（公元1410年），敕王安等监都督谭青等军，马靖巡视甘肃，此监军、巡视之始也。

至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仁宗派遣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从此以后，宦官领兵之例便相沿不革。同时又派王安镇守甘肃，于是，各省镇皆相继派宦官为镇守。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宣宗特於宫中设内书堂，命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从此，太祖不许内臣读书识字之制也被废除了，甚至特赐金英、范弘等宦官免死诏，这简直无异于勋臣之丹书铁券。从此，宦官威慑朝臣，权倾内外，例如英宗时之王振，宪宗时之汪直，武宗时之刘瑾，熹宗时之魏忠贤，更是作威作福，独擅朝政。至于神宗时之矿税使，简直无处不受其害。宦官不仅有权有势，仗势欺人，而且可以荫弟、荫侄、封伯、封公，所以一些利欲熏心之辈，皆争相自宫（自割其生殖器）以备其选。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记载，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九月，武宗曾严申自宫之禁，但有潜留京师者论死。由于当时宦官格外宠幸，愚民不受其禁，不少人阉其子孙以图富贵，有的一村中自宫者数百人。嘉靖、隆庆以后，自宫的人数越来越多。

宦官权势日张，操持国柄，为祸酷烈，终导致明朝灭亡。

明朝翰林院以永乐朝为界，经历了先盛后衰的过程。明朝初期，继承宋朝制度，改翰林学士院为翰林院，以翰林学士承旨为首，秩正三品，其下有学士、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待制、应奉和典籍等官职。不久后又降翰林学士为正五品，并革除学士承旨、直学士、待制、应奉等官职，另设《五经》博士、修撰、编修和检讨。初时的翰林院官员是经过荐举入职，与科举无关。天顺二年开始与进士挂钩，一甲进士授翰林院修撰，二甲为编修，以下为检讨。以后又将二甲、三甲中优秀者选为庶吉士，相当于“见习翰林”。至此，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的局面。

翰林参预政治的方式是通过内阁。内阁位于文渊阁，初时的大学士一般由翰林官员担任，后来连六部官员也有以翰林充任的。翰林品秩虽低，却是显贵的官职。虽为五品，宴祀时可以坐到四品官员之上。

朱棣篡权后，开始重用内阁，而翰林院逐步与内阁分开，权力被削弱。宣德年初，内阁分为东西两房。西房为“能书者”之处，称为“西制敕房”；东房由学士等制订敕令的人组成，称为“东诰敕房”。正统七年，在文渊阁外另造翰林院，等闲者不得入文渊阁。这样，翰林院与文渊阁分离，翰林学士已不能查看诰敕，改由内阁掌管。此后制订诰敕等机密大事全由阁臣操办，翰林院已无法干预　。即使如此，内阁重臣仍皆出身翰林。

明代翰林院官员具有两重意义：其一，作为参预机务的内阁成员。内阁成员称大学士，因而内阁与翰林院为一而二，二而一的机构，这是清制只有翰林出身者才能入阁的由来。自明宪宗成化（公元1465——1487年）以后，不但内阁，就连六部长官也有定例以翰林官充任的。据《明史·职官志二》载：“其在六部，自成化时，周洪谟以后，礼部尚书、侍郎必由翰林，吏部两侍郎必有一由于翰林。其由翰林者，尚书则兼学士（六部皆然），侍郎则兼侍读、侍讲学士。其在詹事府暨坊、局官，视其品级，必带本院衔（詹事，少詹事带学士衔，庶子，谕德，中允，赞善则带侍讲、侍读学士以至于编修、检讨等衔）”。其二，明代的翰林院包括前代的秘书监、史馆、著作局、起居郎、舍人等职；因此，这些官名均已废除。事实上连这些官的职务也废除了，有时不过作为装点门面而已。

明代的翰林学士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以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其职位颇为清要。《明史·职官志二》说：“大政事、大典礼，集诸臣会议，则与诸司参决其可否，车驾幸太学听讲，凡郊祀、庆成诸宴，则学士侍坐於四品京卿上”。因其常在帝侧，“备天子顾问”，颇能左右朝政，也可干预官吏的黜陟，所以特受尊崇，虽品列第五，侍坐则在四品京官以上。侍读、侍讲掌讲读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