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0、万历皇帝懒惰的表现是什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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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懒惰的表现是什么？概括起来为“六不做、六做”，就是该做的事情他不做，不该做的事情他却做。 （）

“六不做”，即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第一、不郊。

就是不亲自郊祭天地。《明史?礼志?郊祀》记载：“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圜丘为南郊的天坛，方泽为北郊的地坛。按照《周礼》的说法，身为帝王，“冬日至，礼天神；夏日至，礼地祇”，就是在冬至要到天坛祭天、在夏至要到地坛祭地。《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皇帝是“天之子”，祭祀天地是皇帝的头等大事。清朝康熙皇帝祭天时，要步行走着到天坛，还要斋戒，以示虔诚。万历皇帝年纪轻轻的，既不祭天，又不祭地，更何况对待他的臣民呢？

第二、不庙

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太庙。太庙里供奉着祖宗牌位。“敬天法祖”是皇帝的基本准则，连老百姓都要祭祖，更何况皇帝呢！万历皇帝懒到不敬天、不祭祖，自然更无视臣民的诉求。

第三、不朝

就是不上朝。清朝皇帝每天要御门听政，就是每天要主持朝廷会议，以决重大国务问题。而万历皇帝竟然二十几年不理朝政，也不主持朝廷会议。有的大臣跪在宫门外请求皇上亲理朝政，竟不被理睬。如大学士方从哲请求补充阁臣，“章凡数十上，候旨文华门凡六日”。大家知道，紫禁城皇极殿（清改名太和殿）前，左翼（东面）是文华殿，右翼（西面）是武英殿，文华殿前面的门叫文华门，武英殿前面的门叫武英门。大学士方从哲几十件奏章上去之后，在文华门外等着万历皇帝的批示，连着等了六天都没有结果（《明神宗实录》卷五八一）。明军萨尔浒大败后，大学士方从哲上疏，希望皇帝能够出御文华殿，召集文武百官，讨论御敌方略。结果这个请求依旧如泥牛入海，留中不报，没有回音（《明神宗实录》卷五八○）。

第四、不见

就是不接见大臣。过去我讲过，清朝的皇帝以康熙为例，上午御门听政，下午经常是接见群臣，小到知县、知州、知府，大到巡抚、总督。万历皇帝是连大臣也不见，更谈不到知县、知府了。大学士、首辅朱赓，三年没有见过皇帝一面。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明史?神宗本纪》）而大学士、首辅叶向高说：“不奉天颜久，而福王一日两见。”（《明史?叶向高传》）可见，万历皇帝并不是谁也不见，对自己的爱子福王可以“一日两见”，对大臣则是不朝不见、不理不睬。

第五、不批

就是对大臣的奏章不做批示。明朝有一个规定，就是大臣不轻易上奏章，凡上奏章必有重要急迫的事情，皇帝就要赶紧批示，不论同意、不同意，还是部分同意，总要有个结果。但是，万历皇帝却将大臣奏章“留中”不发，就是既不批示，也不发下，而是搁置一边。没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办，整个中央机构，几乎停止运作。上自尚书，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办公。大学士、首辅叶向高，章至百余上，结果，还是两个字：不报，就是没有回音。万历皇帝消极怠工的做法令许多大臣寒心，万历四十年（1612年），吏部尚书孙丕扬，“拜疏自去”（《明史?神宗本纪》）。四十一年（1613年），吏部尚书赵焕也“拜疏自去”（《明史?赵焕传》）。他们既然无力改变这种局面，最后只得选择了辞职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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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不讲

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经筵，是为皇帝专设的讲席，由大学士、翰林院侍讲学士等担任主讲，并同皇帝切磋经史，也是君臣共同探讨治国理念与治策的场所。日讲，原意是每日向皇帝进讲经史。清朝的康熙帝8岁即位，比万历帝即位时还小两岁，但他除坚持经筵外，还坚持日讲。康熙皇帝这个日讲原来是隔一天讲一次，康熙说不行，要每日进讲。起初是冬天和夏天不讲，就是放寒暑假了，他说不行，寒暑天都要讲，有时候一天讲两次。在平定三藩之乱时，日讲在御门听政之后；平定三藩之乱后，日讲在御门听政之前。日讲时康熙常要求讲官不必忌讳，大胆讲解，偶有失误，也予以谅解。但是，万历帝却不参加经筵讲席，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批评道：“朝讲不御，则伏机隐祸不上闻。”又说万历：“亲宦官宫妾，而疏正人端士，独奈何不为宗社计也！”

那么他又在忙什么呢？概括来说是“六做”：

第一、沉湎酒色。

万历帝嗜酒，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结果上行下效，朝野上下，宴舞酣歌，常常通宵达旦。他还宠幸郑贵妃，每天过着昏天黑地、腐朽糜烂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