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2/2）

少有成功者，就在于长于平原作战的北人很难适应秦岭山地特殊的地形，在此往往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三国魏蜀争战的事实表明，秦巴山地的军事地理作用对于南北两个方向的战略进攻难度与效果是各不相同的。自南向北，秦岭是有效的天然掩体；自北向南，秦岭则往往是一大很难逾越的天然险阻。

当然，地理环境对战争的制约也是辩证的，秦岭天险一方面成功地屏护了汉中盆地与蜀中平原的安全，但同时也为诸葛亮北伐制造了粮草运输的致命困难。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六出祁山战役有四次是因为秦岭栈道交通艰难，粮草难继被迫退兵。即使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也在北伐实际中难以奏功。有些学者认为，诸葛亮北伐之所以屡屡失利，在于用兵过于谨慎，绕道迂回祁山进军，而否决魏延兵出子午谷的军事奇策。实际上乃不谙熟秦岭诸栈道地理交通路线实际状况而作的评论，且不说褒谷至子午道之间并无横向间道支线可循，子午道北口已经逼近长安郊区，曹魏一直有重兵防守，即使冒然出兵打出子午道，以蜀汉疲惫之师在魏军以逸待劳的防守下，也很难克敌致胜。而走祁山一线，地势较为平坦，陇西天水郡又是东汉以来著名的产麦区，当地杂居的氏、羌又向来与曹魏不和，可资利用，因此诸葛亮选择出兵祁山，自渭水上游向东推进，进逼关中，以求缓进取胜，不失为可行之策。当然这样一来，战争进程较为缓慢，很难短期见效。对诸葛亮来说，也实为两难选择。但无论如何，秦岭在蜀魏之间出现长达四十年之久对峙格局中作用甚大。实际上一直“具有直接而强有力的划界作用”，因之也就成为两国的天然军事分界线。

气候因素。历史地理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动乱与气候寒热波动有一定函数对应关系，也即历史上寒冷期易发生民族战争、疫病流行与社会动荡。而军事战争的发生和成败与气候因素无疑也有很大的关系，这在秦末陈胜、吴广农民暴动、明末陕北李自成农民起义以及法国拿破仑滑铁卢战争等历史战例中都是一再被印证了的。三国时期气候处于中国气候学史上东汉南北朝寒冷期，而且向来较为温暖的江南地区也常常出现严寒天气。黄初六年（225）十月，魏文帝曹丕南下广陵（扬州）视察水军演习，因淮河结冰受阻而返。《三国志-魏志》卷二《文帝纪》云：“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族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人江，乃引还”。此乃有史以来淮河历史第一次结冰的记录。《三国志-吴志》卷二载：孙权赤乌四年（241）春正月，江南地区“大雪平地深三尺，鸟兽死者大半”；孙吴太平二年（257）二月，建康一带也出现降雪“大寒”天气，致使孙亮下诏“大赦”（《三国志-吴志》卷三）。甚至在孙权嘉禾三年（234），出现“九月朔，陨霜杀谷”的奇寒低温。南方如此，北方的寒冷自不待言。但三国时期的气候特征却并非完全干冷，是以寒湿交替状态出现的。在中国西南地区，寒冷期中降雨量并未减少而有增多趋势。三国时期寒冷多雨的气候对魏、蜀、吴间的战争成败也具有典型的影响。如曹操死后，曹魏继续发动对蜀汉进攻，建兴八年（230），“司马懿由西城，张合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在丞相亮于城固赤阪严阵以待下，加之“大雨道绝”，结果“真等皆还”（《三国志-蜀志》卷三《后主》），蜀汉的国家危机暂时得以解除。多年以后，曹魏方面还有人提及这次因阴雨导致的军事行动的失败：“昔子午之役，兵行数百里而值霖雨，桥阁破坏，后粮**，前军县（悬）乏”，因而被迫退师。此外在赤壁之战、钟亭之战中，曹操、刘备的失利均与气候不适有关。

三国时期的疾痊及影响。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的高峰期，寒冷的气候，频繁的战争，常常引发瘟疫流行。而瘟疫反过来又对三国时期的宗教、军事、经济乃至社会心态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古代文献所记载的“瘟疫”、“疾疫”往往泛指流行性传染病，其致病机理、病种类别等至今尚不能完全考证清楚，但其作为一种对人类危害极大的自然灾害长期存在却是无疑的。三国时期战争频繁，疾疫也常相伴随，据有关文献资料统计，整个三国时代发生疾疫的次数多达二十二次，这对三**事的胜败与人口的减耗关系甚大，这样也就相对延缓了战争进程。著名的赤壁大战，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曹军最后一败涂地，除了士兵不习水战外，军中爆发瘟疫是一大原因。《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载：刘备与曹操“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孙权晚年穷兵黩武，欲攻打珠崖（今海南岛）及夷州（今台湾）。名臣全琮劝谏，“权不听，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权深悔之”。结果两地没有攻下，吴军却损兵折将，大败而归；最典型的是，孙吴建兴二年（253），诸葛恪领军二十万围攻曹魏合肥新城，连月不下，时值盛暑，军中爆发瘟疫，“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迫使诸葛恪无功而返。三国时期的战争之所以旷日持久且双方往往都难取胜，与这些频繁爆发的疾疫制约不无关系。

瘟疫对汉末三国宗教的盛行也有一定促进因果关系。汉末三国间，以巫师方士为主体的道教十分盛行。如果我们结合当时环境因素考察，就会发现这一现象是以瘟疫流行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为社会背景的。前已论及，三国时期是秦汉以来自然灾害高发期，有文献记载的瘟疫次数高达二十二次之多。瘟疫导致的人口死亡并不亚于战争中的人口减少。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区的大瘟疫，著名的“建安七子”有四人因之染疾而死。后来魏文帝曹王回忆此事沉痛地说：“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三国末期发生于洛阳地区的流疫，竟然夺走该地区几乎多一半人的生命。《晋书-武帝纪》载，咸宁元年（275）十二月，“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瘟疫给时人造成的劫难惨状是触目惊心的，曹植在《说疫气》中说：“建安二十二年病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殖，或覆族而丧”……这些由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灾难必然会对民众信仰与社会心理带来深刻变化。

流行于汉末三国时期的天师道即以宣扬长生不死为号召，以镶灾疗病为聚众手段，对当时处于战乱、瘟疫水深火热中的平民百姓有极大吸引力。《三国志-魏书-张鲁传》载：“张鲁割据汉中施行五斗米道，“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张鲁传》裴注引《典略》也说：“初熹平中，妖贼大起，汉中有张修为太平道，张角为五斗米道，太平道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病或自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云不信道”。本文第一节引葛洪《神仙传》也已指出张道陵于蜀中大邑鹤鸣山创天师道主要也是利用蜀地疫病流行，以祛魔攘疾为号召吸引民众的。《天师道》经典《太平经》中多处强调生命健康、养气长寿、防治疫气等道理和方法，显然是针对当时民众惧怕疾病、消灾免祸的杜会心理有意而为。这也是早期天师传播盛行

的重要原因。三国以后，天师道一支沿汉水传至荆襄、江南，经过东晋葛洪等改造在江南广泛传播；一支由汉中传至关、陇，五胡十六国时势力甚炽。直到北魏寇谦之“整肃道教”后才在北方废止。

综上所述，三国时期的地理环境对三国政治、军事、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使三国历史进程深深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其中自然因素对区域社会政治、军事、宗教的成败消长有明显的制约力量。然而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地理环境的影响力，更不能说起了决定作用。比如同样的地理环境，为什么当年诸葛亮亲自布署、蜀汉军民坚守近半个世纪的汉中防线于蜀汉末期在钟会的进攻下很快瓦解，使魏军长驱直入灭亡蜀汉政权？同样的长江三峡水道，为什么刘备东征会兵败夷陵，而三国末期的王浚自成都顺江而下，却能势如破竹，冲出三峡，很快灭掉东吴？这充分说明地理环境对一个时代的政治、军事成败并不能起决定作用。历史进程中决定性因素仍然是人在政治、军事中的主观能动性。但同时，诚如布罗代尔所说，地理环境因素并非只是历史活动静止的舞台背景，也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参与力量，人在历史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也毕竟有其能量极限，甚至有时往往不能超越自然环境的制约。这或许也是从地理环境角度研究三国历史进程所得出的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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