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之后的天空（晋王朝的末日）（1/2）

后赵建武二年。南晋咸康元年。

这一年对于后赵的平城王拓跋不破来说，可以说是生命中最为艰难的一年。

“建武”这个年号是篡帝石虎所立的，这一点，拓跋不破并不认可。不过在当时的那个时候，平城王的这个想法却只能够在心里想想，在表面上，他还得一脸笑容的对着石虎所派下来的使者频频颂扬着石虎的伟大。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石虎东征西讨那些同为羯族的那些石姓王爷的时候，他刚刚打下的南方，也是麻烦不断。

在庾太后抱着不足五岁的原晋成帝出城投降的时候，东晋王朝中最大的门阀贵族，江南王氏家族的王旷、王怡两兄弟，保者年仅七岁的东晋临川王司马哀，南遁到了东阳郡，在取得了同样是南朝大门阀家族的袁氏、柳氏的支持后，在这一年的五月，他们在松阳城为司马哀举行了即位仪式，国号仍为“晋”，年号咸康，后人把这一个短命的政权称为“南晋”。

此时形势是，石虎刚刚镇压完石生的起义，元气已伤，不过手里的羯族主力仍有约七万之数，而其它依附后赵的各族军队也有十几万人，虽然鱼龙混杂，但是就实力来说，仍是以控制着黄河以北和关中地区的后赵最为强大。

而南征军统帅拓跋不破，虽然控制着黄河以南以及长江沿岸的土地，但是他的民众基础却是非常得薄弱，盖因中原地区大多为汉人，他们对南侵的北方胡人有着本能的排斥，加之在刘聪石勒时期大多对汉人平民非常的不好，所以那汉人政权可以轻易拥有的群众基础，对于拓跋不破他们来说，却是比长江还要难以逾越的天堑。而那新建立起的南晋政权，只是控制着东阳、豫章、新安、永嘉、建安和衡阳这几个军县，所部正规军不过五万，虽然民间有许多的地主武装，但是在最需要团结这些士绅的时候，南晋小朝廷却选择了内斗。

先是大司马王旷与太尉袁鹰不和，两人都自持拥立新帝有功，王旷兄弟自是认为如若没有他们便不会有现在的晋帝云云，而袁鹰则是以为假如他们不在王氏兄弟来投时慷慨加以接纳，那么亦不会有现在晋祚。

其实，进一步地说，就是传统的门阀贵族与当地的大氏族乡绅之间的矛盾。如果现在在这两派之中出现一个类似于东晋初年的王导一样的人物，那么南晋以后的命运还真是不得而知，说不定还会凭着广大民众人心向汉这一有利的条件来收复失地，然而不幸得是，无论是王旷还是袁鹰，都不过是首鼠两端的小人。而在这次政治冲突之中，只有王旷的兄弟王怡是一个仁厚的人，但是即便是他，也无法劝导自己的兄长要以当前大局为重。

于是乎，在南晋的咸康元年七月，矛盾终于到了不可调节的地步。据后世史官记载，在当时的情况已然到了“峨冠云集，朝于殿上，然则旦互相诟病而以……”把堂堂的朝堂变成了宛如市井一般的存在，那么南晋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个月的十四日，农历上的记载是：九星三碧，有血光，忌出行，宜诵经解灾。南晋帝国的太尉袁鹰带着本地建章营的大约三千名甲士包围了大司马王旷的府邸，袁鹰下的是格杀令，所以，在大司马府那冲天的火光之中，王旷一家大小一百七十余口全部被屠，没有活口。而在袁鹰杀完了王旷一家之后，又领着人杀到了司空王怡的家前，好在王怡事先得到了消息，慌忙中同他的两个儿子从狗洞里逃出了松阳城，但是他的其余亲属，却是和王旷一样无一幸免。

当强烈的国仇和更为强烈的家恨起了冲突的时候，人们会如何的抉择？

别人怎么想我不得而知，不过王怡却是坚决的选择了后者。

此时，拓跋不破正在为如何的制定自己的民族政策以便更好的融入中原以及长江流域的汉人社会而头痛不已，庾翼虽然也是江南的望族，但是在许多人的眼中，这位被后人称为具文武全才任于军国的大材，也只不过是一个汉奸罢了。然而就在这时，王怡来降了。

这不啻于是上天对于拓跋不破最好的馈赠，因为以江南王氏的名望，在广大的汉人之中，无疑是号召性的。非但如此，王家累世居于江南，对于汉民族的理解，自然也非一般人可比。虽然庾氏也是南方的大门阀世家，然而在影响上，他们和王家还是有着云泥之别的。

随着和王氏一项交好的建康谢氏的来投，再加上一系列的新的民族政策的出台，中原和长江流域这一带的汉人情绪，也逐渐的稳定了下来。而拓跋不破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要得天下，那就必须要去团结汉人。结果在新政中，除了那些抚民的条例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给与了汉人很高的地位，甚至，在极其个别的情况下，可以和鲜卑人加以通婚。

而与拓跋不破在中原及江南的大力发展不同的是，后赵的石虎，又遭遇了一场战争。

后赵建武三年。南晋咸康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