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在制度文化上的相互影响略论（1/1）

南、北朝在制度文化上的相互影响略论

《隋书·百官志》载“天监初，武帝命尚书删定郎济阳蔡法度，定令为九品……至七年革选，徐勉为吏部尚书，定为十八班”。《通典》卷37略同。《通鉴》则径记为“徐勉定百官九品为十八班”，清楚地显示出九品和十八班之间的前后替代关系。《唐六典》则保存了二者替代之迹[1]：(1)卷2(第24页)吏部尚书：自魏至梁，并第三品，梁秩加至中二千石，后定十八班，班多为贵，吏部尚书班第十四，诸曹尚书班第十三。(2)卷8(第175页)侍中：梁氏秩二千石，品第三，后班第十二。(3)卷8(第178页)黄门侍郎：梁氏增秩二千石，品第五，后班第十。(4)卷8(第181页)左散骑常侍：(梁)加秩中一(二)千石[2]，后班第十二。(5)卷9(第198页)中书令：梁监增秩至中二千石，令秩增二千石，监、令并增至二品，后定十八班，监班第十五，令班第十四。(6)卷10(第214页)秘书省监：(梁)秘书监增秩中二千石，品第三，后制十八班，秘书监班第十一。(7)卷26(第468页)太子詹事：梁秩中二千石，品第三，后定十八班，班第十四。上引资料中的“后定”、“后制”、“品ㄨㄨ后班ㄨㄨ”，即指徐勉改梁初蔡法度九品制为十八班制。陈苏镇先生指出：“《唐六典》叙梁代品、班，若其‘品’不分正从上下，通常是品在前，班在后。……不分正从之‘品’是梁初蔡法度所定，故在班前。”[3]上列资料都是支持陈先生的判断的。宫崎市定先生也有类似的判断[4]。又《南史·徐勉传》载：天监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选簿》奏之，有诏施用。其制开九品为十八班。本条不见《梁书·徐勉传》，李延寿当有所本。其中“开九品为十八班”的“开”字，颇值得玩味。若为“开创”意，是指首创十八班制，以代替九品制；若为“开剖”意，则是将九品制每品一分为二，由低而高，凡十八班[5]。徐勉“开”九品为十八班，诏颁施行，成为一代新的职令，但当时人们在计算官级时，恐怕还是习惯于将之换算成九品[6]，而且职令中也应有与班制对应的品秩注记。因为“天监初定九品令”后，同时按品级高卑决定俸秩，五品以上俸秩，系梁武帝亲自注记。十八班“以班多者为贵，同班者即以居下为劣”，班次之高低前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的清浊，于是班次“则与品第高下不伦”[7]，即同班之内或品级不同，秩俸有异，甚至不同班之间，班高者未必品秩就一定相应高，于是流内、流外全部官员的行政级别、待遇高低，仍有待于传统的品秩制来统一比定和换算，这样，与班次相应的品秩记注不但必须存在[8]，而且还因班制体系复杂——既分流内流外，又分内外文武，相应的品秩记注不能不十分烦琐，以至“品第既殊，不可委载”，时至中唐，由于本史不载，资料散失，遂“不可详审”[9]。隋志和《通典·秩品》的“梁官品”只列十八班“班次”而不载“官品禄秩”，陈则只列九品而不列十八班，若非资料阙如，则是唐初史臣认为最能代表梁代秩品之制的是十八班，最能代表陈代秩品之制的是其“所制(九品)品秩”，加之陈承梁制，故在梁陈官品部分，各有省略亦各有存录，后人参观之，自可得其全貌。可见《通典》称梁行十八班后“而九品之制不废”，绝非无据之辞。按十八班两班当一品，易于换算，问题是班有十八，品止有九，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宫崎先生和阎先生据《唐六典》注，先后指出梁代十八班制改革时已出现九品正从之制(阎先生还考证指出出现了上下阶)。这样一种处理方式既与北魏孝文帝太和令相同，究竟是借鉴北魏，还是梁朝士人所自创？我更倾向于宫崎先生的推断，即是在宋齐以来发达的流品思想基础上[10]，梁朝独立创立了十八班制。十八班制既行，照说九品制自应废止，然而九品并没有被废除，它仍作为官员行政级别及俸秩待遇的标准被注记在相应的班次之后，而且为了适应层次复杂的班制，九品制的正从上下也被发明出来[11]。陈苏镇先生推断先有十八班而后有九品正从(上下)，我是很赞同的。这里还想就《梁选簿》所载梁官品、班次资料及二者关系，略作说明。上引《南史·徐勉传》称勉所撰《选簿》“有诏施用”，为十八班制。按《选簿》又称《选品》[12]，顾名思义，其中当有九品制，可见《通典》称十八班虽行“而九品之制不废”，询为不虚。《唐六典》注引《梁选簿》(“簿”多误作“部”)达十余处，其中与梁官班官品制相关的有：(1)卷16(第328页)卫尉寺：《梁选簿》：“列卿丞班第三。”(2)卷20(第383页)太府寺：《梁选部》：“太府丞一人，品从第七。”(3)卷20(第385页)两京诸市署：《梁选部》：“太市令属四品，市职之任，不容过卑，天监三年革其选。”(4)卷22(第411页)掌冶署：梁有东冶令、西冶令，从九品下。《(梁)选部》：“旧东冶重，西冶轻。”上引第(3)条太市令“属四品”，阎先生谓此四品为中正品[13]，甚是；“天监三年革其选”，《职官分纪》作“天监七年”，可从。太市令虽列十八班之末，毕竟跻身于“位登二品”的清官之列，自是《选簿》所言“天监七年革其选”的结果。第(4)条所谓“旧东冶重，西冶轻”，则是相对于“革选”后东、西冶令品级同为从九品下而言。上引诸条表明，《选簿》中包括了天监七年革选的内容，其中既载有十八班制，也载有九品制，而且还是品分正从的九品制，表明徐勉在“开九品为十八班”同时，又“开”九品为正从，作为全部官吏品秩的依据[14]。徐勉“开九品”为十八班制，旨在适应宋齐以来新的历史条件下门阀士族阶层内部结构的变化(详下)，在统治集团组成和传统门阀体制均发生重大变革的陈朝，旨在重定士庶、清浊的梁十八班制虽仍然存在，似乎正在淡出，渐以能够直接显示官吏行政级别及俸秩待遇的九品制为主，故隋志所叙陈代官品，只详述九品而不载十八班。纵观梁陈官品制的发展变化，我有这样的推测：即从天监二年的九品制，到天监七年的十八班制、九品(正从上下)制并存而以十八班为主，再到陈的十八班、九品(正从上下)制并存而以九品(正从上下)为主。我不认为梁武帝十八班制模仿北魏孝文帝太和品令改革，还因为二者的改革背景及目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众所周知，无论南朝还是北朝，都是门阀士族阶层在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同时也是皇权不断强化的时代。梁武帝和孝文帝的官制改革，都从制度上保证了门阀士族占据高官、清官的政权特权，另一方面，通过国家法令制度具体地规定门阀士族的仕宦标准、清浊区别，分别在南朝历史上和北朝历史上都是第一次，它体现了皇权的强化和对士族的控制，“使士族阶层更加依赖于皇权的保障”(上引冈崎语)。最后，孝文帝官品改革之模仿南朝前期门阀制度，这就使它与前承宋齐门阀制度发展方向的梁武帝官制改革有诸多相似之处。值得注意的是梁武帝和孝文帝官制改革又各有其特殊背景及目的。宋齐时代，许多寒门地主和富商通过各种途径取得士族身分，在政治上军事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梁武帝起兵及称帝，主要就是依靠这一阶层。“但统治阶级上下层的实际形势和固定下来的法律地位显得不相适应”，梁武帝官制改革将原来乡论列于中下等的官职也作为“二品清官”，实际上就是在法律上承认那些中下层士族得与高门并列[15]。因而在天监年间的革选中，除了维护传统的门阀体制外，梁武帝最关注的是从制度上保障那些有才干学识的中下层士族，能够被选拔到国家的重要职能部门中来[16]。其手段主要有二：其一，将那些任剧事繁、最关国家治理却为高门士族所不屑于或不乐于出任的职务，提升到门地二品的十八班内[17]，或者提高它们在十八班内的等次，并选择有才能的中下层士族担任[18]。其二，将那些有才干学识的中下层士族任职于过去由寒庶担任的浊微但重要的职位上[19]，或者提拔到过去由高门垄断的清切职务上，主张“官以人而清”[20]。此外，梁武帝还从选举制度上采取相应措施，保证能够从中下层士族中培养和选拔人才[21]。梁武帝革选在这些方面的举措，是否达到目的姑且不论[22]，但改革的指向却是非常明确的，其效果也是显著的，它是宋齐以来门阀内部结构新的变化发展的自然归结和制度认可。北魏孝文帝主持制定的太和前后职令及定姓族，旨在建立以当代官爵为主要标准的北方新门阀体制，将鲜卑贵族纳入这一体制，以调和胡汉上层分子之间的矛盾和隔阂。这一新的体制是在北方门阀制度不甚完备的基础上制订的，因而需要借鉴和引进南方发达的门阀制度，并倚重刘昶、王肃等北来南士主持。南朝门阀社会中流行的许多观念，如宦分清浊，婚讲门地，重文轻武，重学识轻吏干，在北朝得不到广泛认同，从而需要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太和前令与后令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后者清除了胡化官职，引进了南朝职官制度中流行的士庶之分与清浊之别。一般而言，在制度文化上，特别是与门阀制度有关的官班制上，南朝实无模仿北朝的动力和需求。实际上梁朝和北魏的官品制改革虽然有些地方非常相似，其实质内容却并不相同。如北魏太和后令中新设太府一职，梁天监七年官班制改革中亦新设太府卿。但北魏的太府改自少府，少府不再存在，其职责为太府全盘继承。梁的太府卿系天监七年创组十二卿时新设，少府卿仍然存在，以往少府的传统职掌业已分化，分别为太府和少府二卿所管[23]。更重要的是，梁太府是适应于南朝商品货币经济的长足发展而创设的，关津市场税即商税的管理为其重要职能，过去由丹阳尹管辖的建康诸市诸关津，亦划属太府。由于“关廛之税”在南朝财政收入中的极端重要性[24]，太府班次在十二卿中仅次于太常，比最低的鸿胪、太舟二卿要高出四班，而北魏太府则位忝诸卿之末。正如川合安先生所说，“南北朝太府的这样一种性质差异，根源于各自的货币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虽然从成立时间先后来看，“完全可以说梁太府的创设是受到北魏的影响”，“然而从梁的太府与少府并立，北魏改自少府的太府是独立的，少府的职掌亦为太府所取代这样一些重大差异来看，不必过分看重来自北魏的影响，不如多从南朝内部的政治、财政、经济状况来考虑为宜”[25]。我是完全同意川合安先生的这一看法的。当然我并不一概否定北朝对南朝的影响，即如梁代，证据确凿、彰明较著之例也不难列举。如《梁书·萧琛传》所载南度北僧带来“三辅旧老相传以为班固真本”的《汉书》，同书《儒林·崔灵恩传》载其天监十三年自魏入梁，长于儒术，在南聚徒教授，所习《左传》服解即是流行于北方的经解，“不为江东所行”。三论之学复盛于梁陈，秉承“关河旧说”的北僧僧朗实有传导之功，史称梁武帝遣人就朗受三论大义，又传梁武帝注解《大品经》，亦取朗义作疏，汤用彤先生已有详考[26]。又据徐陵《与顾记室书》，陈文帝时梁将陈庆之之子陈暄，竟然一身胡服出现在朝会大典上，显然，这是受到“钦重北人”、推崇北朝礼俗的陈庆之的影响[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