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者序（2/2）

毛姆一定想不到，他这种认真的创作态度，会对评价他的创作成果有利、有用、有力。

如同人们在生活中要寻找美一样，绘画寻找美、表现美，是天经地义的，是亘古不变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如诗如画”这类文雅的说法，才有了俊男靓女“长得像画上的一样”这样通俗的形容，因此可以推论：凡是如画的东西，都应该是美的。几千年来，艺术家们都在表现美。传统画家无论用什么手法，都是围绕着美探索，为美服务的。真善美是他们永恒的主题。现代派的绘画，可以用很多文辞来描述，光线啦、色彩啦、印象啦、情绪啦、激情啦、情欲啦、概念啦……但是传统上描写绘画的最有力量的词——美，似乎没有用了，多余了，过时了。更过头的是，现代派画作就是要颠覆美，破坏美，甚至以丑为美。整个20世纪的文艺创作和取向，都是形式大于内容，少数压倒多数，对芸芸众生的传统审美观更是置之不顾。

然而，热闹了一个世纪的现代派画作，尤其像凡·高、高更和毕加索等现代派画家的画作，绝大多数都被收藏于各种博物馆。拍卖天价是商业操作，是社会富足的外溢，甚至是富人起哄的结果。绝大多数普通人即便今天也还是不愿意把它们挂在自己的客厅和卧室，除了那些追求所谓个性的各色之人。五

毛姆于1874年出生在巴黎英国大使馆，十岁成为孤儿（这点和高更有共鸣），由叔父和婶娘养大。他先在坎特伯雷国王学校就读，后在德国海德堡攻读哲学，最后在圣托马斯医院攻读医学，并获得行医资格。但是，他依靠一点有限的遗产，在巴黎改行写作，终身投身文学创作。

毛姆对莫泊桑的写作进行过深入研究，遵循自然主义的表达风格，起步于长篇小说《兰贝斯的丽莎》（1897年），成名于戏剧《弗雷德里克夫人》（1907年），一度靠创作戏剧名利双收。因此，他的小说，无论长篇还是短篇，都很有戏剧性。《人生的枷锁》（1915年）是他的代表作，半自传体，写一个孤独的男孩如何变成了一个敏感的成年人的经历。《寻欢作乐》（1930年）影射英国著名作家哈代，而《刀锋》（1944年）是一部接近哲学小说的作品。他的每部长篇小说都是对人或者人性的一种解剖。另外，他在英国文学上的地位，很大一部分来自他的几百篇短篇小说，其中不少都是英语短篇小说中的佳作。

毛姆的文学创作虽然是传统的，但个性很强，观察尖锐，细致到“我看到她们以为没有人看见时就在她们的椅子上揩手指……轮到女主人拜访她的朋友时也一定会在她们的家具上如法炮制，以解心头之恨”。他手中的笔如他获得行医资格的柳叶刀，往往直达病灶：“同一个人的内心，你可以发现卑鄙和伟大、恶毒和慈悲、仇恨和慈爱，它们并行不悖。”他的小说有大约十分之一的篇幅是夹叙夹议的，因为他的哲学背景，他的议论十分精当：

艺术家有一种世上别的行业望尘莫及的优势：他们不仅可以嘲笑朋友们的相貌和性格，还可以讥讽他们的作品。

一个人掉进水里，游泳游得好或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不得不挣扎出来，否则就会被淹死。

只有诗人或者圣贤才会相信，在沥青路面上浇水，百合会长出来回报他的辛勤付出。

人们把面具佩戴得天衣无缝，连他们自己都以为成了和面具一样的人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毛姆主要写散文，并在公共传媒上进行一些讲授文学的活动。因他的作品故事性强，情节吸引人，人物活动富有戏剧性，所以虽然基本没有重要作品再发表，但是直到他1965年去世前，因为电影以及稍晚的电视不断改编他的作品，他在英国文坛的声音一直响亮。

然而，评论家对他的创作评价始终不高，他也不无诙谐地称自己是“二流作家中的一流作者”。这无疑与他同时代的很多著名作家的写作取向大有关系。劳伦斯、赫胥黎、乔伊斯、伍尔夫、福斯特等等，在现代派文学写作中颇有建树，都是各路评论家和大学讲坛大书特书、大讲特讲的作家。《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美丽新世界》《尤利西斯》《达洛维夫人》和《霍华德庄园》等大量现代派小说，不仅在传统小说中突围，而且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势力，一度让传统写作难有立身之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到去世，毛姆基本上没有再写出重要的作品。一方面是他进入古稀之年，创作力不如当年；另一方面，很可能就是现代派成了世界文坛的主流声音，他索性歇手不写了。

进入21世纪，甚至早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随着大量普通读者流失，支撑文学的基础发生动摇，二三流批评家、文学史家、高等学府的教授感觉到他们大吹特吹现代派作品没有什么意思，再闹下去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学基础都会不复存在，传统作品或说经典作品才渐渐反弹，各就其位。顺带一提的是，世界范围内，各路批评家都是二三流脑子（主要根据是他们不能创作原著，只能依靠别人的成果说三道四）。像勃兰兑斯这样的顶级批评家凤毛麟角，远远低于顶级作家和一流学者的概率。如今世界文坛的创作越来越不知所措，读者群体越来越小，二三流批评家难辞其咎。可惜清醒的文人学者不多，没有下功夫探讨这个原因。比如说，对普通读者来说，批评家们炒作了近一个世纪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只能束之高阁，《月亮与六便士》却能一口气读完，既能看见一个个性鲜明的主人公，又能发现一个象征主义画家的原型，收获是双重的。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英国文坛各领风骚的现代派作家中，毛姆能坚持传统写作并取得成功，如今看来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六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毛姆周游世界，来过中国，写过一本《在中国屏风上》，其中一篇著名速写叫《中国速写》，把中国劳苦大众的谋生状态写得冷静、冷峻、犀利而充满同情，一粒小小水珠映照出毛姆放眼世界的视野。毛姆说：

我从写作中汲取的教训是，作者得到的回报应该在创作的乐趣中和思想负担的释放中；对其他东西都不必介意，无论表扬还是苛评、失败还是成功，都应该在所不计。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外国文学季刊》审稿、编稿。《月亮与六便士》先在季刊发表，而后成书出版，我看得津津有味，手不释卷。编辑部诸人对毛姆为什么使用了这样一个书名猜测各异，各抒己见。一位老同事最后下结论说：“‘月亮’应该指艺术，‘六便士’当指世俗价值观。”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亲手把《月亮与六便士》译出，我觉得毛姆没有这样的观念。无论是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跌宕起伏的生命轨迹，还是毛姆在小说中构建的故事情节以及相当篇幅的夹叙夹议，传达给读者的信息应该是：月亮重要，六便士也重要，性格即命运，命中注定哪样就是哪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