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摸底（1/2）

听到黄韵芝说出了自己的文章的名称，杨度不由得肃然起敬。

“想不到夫人竟也知道拙作。”杨度叹息了一声，看着杨朔铭夫妇说道，“惜今日之中国，象贤伉俪这样的人太少了。”

看到杨度脸上的落寞之意，杨朔铭也在心底发出了同样的叹息。

他当然不能告诉杨度，哪怕是在资讯发达的后世互联网时代，放眼整个中国，真正知晓并理解他的救国思想和文章的人，也是不多的。

“夫人既然读过拙作，不知夫人对鄙人之观点，有何感想？”杨度问道。

“杨先生的大才，我可不敢班门弄斧。”黄韵芝微笑着说道。

“如今讲求男女平等，夫人既有所见，不妨说来听听。”杨度呵呵一笑，说道。

黄韵芝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看杨朔铭，杨朔铭微微一笑，给了她一个鼓励的眼神，黄韵芝想了想，委婉地说道：“我读过杨先生的文章，觉得杨先生说的非常有道理，但处现今之中国，先生之说纵有千般道理，但要实行，只怕很难。”

“夫人所言，果然一针见血，实情的确如此。”杨度有些吃惊地看着黄韵芝，点头说道，“愿闻其详。”

“诗经里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家还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天子富有四海’，但不少人都不知道，后面还有一句‘臣妾亿兆’，所谓的臣妾，其实就是奴虏。”黄韵芝将她平日里和杨朔铭进行辩论的观点说了出来，“这些话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在中国，民众和君主之间，无论是政治上，人格上，还是经济上，都是极端不平等的。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君尊臣卑，君为主民为奴。也就是说，除了君王以外，其余的人，无论是当朝宰相还是田野里的农民，都是奴婢臣妾，所谓的亡国亡天下，只是一家一姓的兴亡，对天下百姓来说，就象是奴婢换了主人。天下兴，百姓苦，天下亡，百姓还是苦。”

听到黄韵芝的话，杨朔铭想起了自己所在的那个时代，仍然没有脱掉这样“换主子”的命运，不由得在心里暗暗的叹息起来。

“诚如夫人所言，五千年封建专制流毒，贻害至今亦未能消除。”杨度看了看坐在黄韵芝身旁的杨朔铭，笑道，“看样子夫人对‘臣妾’这两个字极是痛恨啊！”

“我中华之所以积贫积弱，难以振作，与此二字不无干系。”黄韵芝偷眼看了看杨朔铭，说道，“中国自三代以来，君民对待之道，与西国绝无类似，君为主人，四海之内皆为臣妾，绝无平等之意，其治民犹如治盗，民恶其上而反，是以革命军兴，民国乃成。论民国之义，民主之国也。以民主之国论君宪政治，以自由之身重为臣妾，或能无其实而有其名，亦是不进反退也。”

听了黄韵芝的话，杨度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言之有理，但民主共和，真的救得了中国么？”

黄韵芝看到杨度若有所思的低下了头，拳头不由自主的握了一握，她想了想，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杨度很快觉察出了自己的失态，他抬起头来，迎上了杨朔铭夫妇的目光，脸色又恢复到了常态。

“皙子所言，正是我和她常常争辩的一个方面。”杨朔铭看着杨度，微笑着说道，“不瞒皙子，皙子所作之君宪救国论，与我心亦有戚戚焉。”

“噢？瀚之也是赞成君宪政治的？”杨度的神情再次变得专注起来。

“记得皙子在书中曾言：‘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此言极当。”杨朔铭说道，“自西方之自由民权理论传入，中国历史上之君主专制理论为人所深恶痛绝，而对在此专制政治长期高压下所形成之社会政治心理却完全忽略，如我中国民众一直所固有之‘父母官’‘爱民如子’‘民之父母’思想，而此等思想所害更甚，而人不自知。所谓‘民之父母’者，究其大义，乃视其民如愚顽之童稚，视已为制民之父母，其本质乃使尊卑势成，使民自觉居于卑下之地位，无一丝一毫平等之意。似此有官说无民说，必不准民之报告，听审，则民命悬于不可知，而民尚不自觉。以满脑此等旧思想之民，骤行民主共和之事，其结局不问可知。”

作为一个从后世来的穿越者，在后世的那些不忍为人言的诸多惨痛经历，让杨朔铭对中国人的这种长期形成的政治心理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事实上，这种思想不仅在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都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认同，即使在彻底推翻帝制百年以后的现代中国，仍然拥有广泛的市场。

君不见，有多少党政官员，平日里不也都是以“父母官”自居的么？

“瀚之所言极是，以中国之民，程度何能言此？我中国多数人民，并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袅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所谓‘二次革命’其明证也。”杨度有些激动的说道，“斯时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故共和伊始，凡昔日主张立宪者，无不反而主张专制。今总统制实行矣，虽有《约法》及各会议机关，似亦近于立宪，然而立宪者其形式，专制者其精神也。议者或又病其不能完全立宪，不知近数年中，设非政府采用专制精神，则中国欲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

听了杨度的话，杨朔铭微笑着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而是听任杨度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

“故一言以蔽之：中国之共和，非专制不能治也。变词言之，即中国之共和，非立宪所能治也。因立宪不足以治共和，故共和决不能成立宪；盖立宪者，国家百年之大计，欲求教育、实业、军事等各项事业之发达，道固无逾于此。然其效非仓卒所可期。至速之期，亦必十年二十年，行之愈久，效力愈大，欧洲各国之强盛，皆以此也。然观今日之中国，举国之人，人人皆知大乱在后，不敢思索将来之事，得日过日，以求苟安，为官吏者人怀五日京兆之心，谨慎之人，循例供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其贪狡者，狗偷鼠窃，以裕私囊，图为他日避乱租界之计。文人政客，间发高论，诋毁时流，而其心则正与若辈相联，己无所得，遂有忮求之心，非真志士也；为元首者，任期不过数年，久者不过连任，最久不过终身，将来继任者何人乎？其人以何方法而取此地位乎？与彼竞争者若干人，被能安于其位否乎？其对国家之政策，与我为异为同，能继续不变乎？一概无从预测。以如此之时势，即令元首为盖世英才，欲为国家立百年大计，确定立宪政治，然俯视些前，则泄泄沓沓，谁与赞襄？后顾将来，则渺渺茫茫，谁为继续？所谓百年大计，乌从树立耶？故不得已退而求维持现状之法，用人行政，一切皆以此旨行之，但使对内不至及身而乱，对外不至及身而亡，已为中国之贤大总统矣。即令醉心宪政者，处其地位，恐亦同此心理，同此手法，无术更进一步也。故昔之立宪党人，今皆沉默无言，不为要求宪政之举；盖亦知以立宪救共和，究非根本解决之计，无计可施，惟有委心任运，听国势之浮沉而已。当有贤大总统之时，而举国上下，全是苟安心理，即已如此，设一日元首非贤，则并维持现状而不能，且并保全一己之地位而不能，惟有分崩离析，将前此惨淡经营之成绩，一举而扫荡无遗，以或归于亡国一途而已矣，尚何百年大计之足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