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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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少红在专案点上纠结的时候，海北县委书记于树奎则发疯一般寻找着黄一平。万般无奈之际，他甚至动用了秘密手段查询全国所有的进出口岸，以印证黄一平到底是否出国。

那天夜里，吴少红从家里被任潮涌电话骗出来，秘密带往专案组。途中，办案人员用他的手机给其妻发了一条短信：“夜里突然接到省里电话，有急事需赴省城处理，办妥即回。”

恰好这天是个周末，后边两天是双休，家里人真以为他去了省城，甚至连他有没有换衣服都不曾在意，因此给专案组赢得了两天的宝贵时间。

等到周一上班，专案人员按照黄一平的交代，指令吴少红分别给家里和局办公室打了电话，说是在省里有急事脱不开身，大概还要两天时间才能回来。

也是事有凑巧，前边吴少红电话刚刚放下，后边于树奎就有急事要找他。

“让吴少红马上来见我！”于树奎吩咐县委办主任冯肖兵。

冯肖兵不敢怠慢，抄起电话就打，却传来服务小姐熟悉的声音：“对不起，您拨打的手机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如此反复拨打了三四次，冯肖兵有些恼火了。他想，这个吴少红平时不这样嘛。再说，他也不是不懂县里的规定呀。

在海北，于树奎早有规定：市里几大班子成员以及直属部门主要负责人，手机必须二十四小时开机。如果有出国、进入信号盲区或在外参加重要会议不准开机等特殊情形，必须预先告诉所在位置或别的联系方式，否则视情况作擅离职守处理。于树奎作出如此规定，是因为若干年前，一位局长在外省嫖娼被拘留，人间蒸发了四五天，回来时谎称进入山高林密地区考察，手机没有信号。后来，那边公安寄来拘留回执，恰好落到与局长不和的一位副局长手里，事情才真相大白。

冯肖兵的电话打到交通局，办公室主任回话：“吴局长早晨刚来过电话，说是在省城有个重要活动，要一两天才能回来？”

“到省城？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同什么人一起过去？”冯肖兵问。

“不知道。吴局长就说了两句话，别的什么也没说。估计是双休天从家里离开，也没听说省里有什么会议之类。”主任回答。

冯肖兵再打电话问吴少红妻子：“嫂子，你知道老吴去哪儿了？”

“说是去省里了。我就奇了怪了，周五晚上还在书房看碟片，我们先睡了。周六早晨起床一看，他人不在，却给我手机上发了条短信，后来保姆告诉我，说是半夜穿着睡衣就走了。那之后，手机就一直打不通。今天早晨匆匆来了个电话，说还要在省城呆一两天，没容我这边开口，他那边又匆匆关机了。冯主任，你是他的领导，等他回来倒要好好替我问一下，搞得这么神秘，是不是会情人去了？”吴妻与冯肖兵很熟悉，说话也随便。

听了吴妻说的情况，冯肖兵感觉有点纳闷。按常规，吴少红这样的机关正职，离开海北好几天，即便不向县里请假，也应该同家里、局里说明缘由呀。再说，什么事情这样紧急、神秘，连睡衣也没来得及换呢？

冯肖兵嘀嘀咕咕着进了于树奎办公室，将刚才了解的情况细细说了。

于树奎近期非常警觉，听了冯肖兵叙述，稍加思索，感觉其中好像有问题，说：“赶紧让交通局同省里联系，看看吴少红有没有在那边。如果不在省里，一定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或者什么时候同什么人一起走的。另外，找一下交通局副局长任潮涌，让他立即来见我。”

大概十分钟不到，交通局那边电话就来了，还是刚才的办公室主任，说：“同省厅联系过了，那边没有人见过吴局长，也没有什么会议。任潮涌副局长十多天前到美国考察，按照计划应该前天回来。刚才同市局联系，他们已经按时回来了，可是任局长今天没来上班，手机关机，家里人说他还没到家。”

两个局长同时失踪，又同时联系不上，这让于树奎感觉非常不安。他马上指令冯肖兵：“你马上联系一下县公安局找个可靠、懂行的人，查一下吴少红离家那晚的情况，越快越好！”

冯肖兵找了分管治安的局长，让他亲自到县城凤凰小区跑一趟，将那边监控三号别墅的录像调出来，时间段是上周五晚上十点至周六凌晨，然后连同播放设备一起带到县委办来。

不长时间，公安人员带着设备来了。冯肖兵示意播放监控录像，没费多少工夫就查到吴少红离开家的镜头：那天夜里十一时左右，一辆挂军队牌照的奥迪轿车悄悄停到吴少红家的三号别墅旁边，大约五六分钟之后，吴少红穿着睡衣表情轻松地走出来。车门打开时，吴少红似乎犹豫了几秒钟，后来被车里伸出的一只手拉了进去。几乎关门的同时，车子发动快速开走，里面的人没有露面。

“看来吴少红与任潮涌出事了！”于树奎反复看过录像，支走旁边的公安人员，非常肯定地对冯肖兵说。

“出事？什么事？难道有人绑架？”冯肖兵不解。

“不是绑架。我估计，可能是经济问题，弄不好还是出租车的事情。看来上次他们到省城东方公司调查，包括之前到汽车生产厂家去查，不是偶然之举，我们被市里的那个检察长骗了。”于树奎眉头越拧越紧。

“抓我们的人，按规矩应当先和我们通气呀。再说，抓的是两个局长，更加应该预先和县委打声招呼嘛！”冯肖兵很生气。

“你懂个屁！你以为人家开着军牌车辆，半夜三更瞒着你悄悄抓人，是冲着吴少红、任潮涌那两个小毛贼？人家就是冲海北县委我于某人，还有上边更大的领导，幼稚！天真！”于树奎低吼道。

“那怎么办？要不我们干脆报警查询，先弄清他们的下落。”冯肖兵额头上马上开始流汗。

于树奎想了想，说：“报警不行，容易把影响搞大。这样吧，先向市委值班室报一下，就说我们有两位局长失踪了，请他们帮助寻找。记住，这事一定要直接向副秘书长黄一平报告。”

冯肖兵当着于树奎的面，反复拨打黄一平的两部手机，也是全部关机，一直没能联系上。

原来，自从主办海北出租车一案后，黄一平关掉了原来的两部手机，重新更换的专用电话卡，除了办案人员，只有廖志国、朱玉、何长来等极少数几个人掌握。就连妻子汪若虹、女儿小萌都不知道这个号码，更加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在做些什么。每隔一两天，他会于深夜打个电话回家，询问一下家里的情况，以及都有什么人找过自己。

冯肖兵与黄一平夫妇熟悉。电话打到市卫生局办公室，汪若虹按照丈夫事先的交代，回答道：“一平离家十多天了，说是出国考察，要很长时间哩。”

“出国考察？廖书记没去？”冯肖兵问。

“嗨，他的那些破事儿，我懒得管。”汪若虹回答。

“这样吧，弟妹，如果你同他联系上了，请务必给他传个话，就说海北县委于书记找他有急事。”冯肖兵再三叮嘱汪若虹，并让她记好这个电话号码。

冯肖兵不放心，又把电话打给市委办几个哥们儿，对方都说黄秘书长离开好多天了，好像是出国了。

“算了，找不到黄一平，那就再给纪委书记何长来打个电话，试探一下。”于树奎指令冯肖兵。

何长来听了冯肖兵的汇报，并未表示丝毫惊异，只是淡淡道：“这个事情我知道一些，具体情况我再了解一下，你等我电话，一会儿给你答复。”

何长来之所以如此说，是要向廖志国请示并同黄一平商量，应该如何答复海北方面。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何长来电话直接打给于树奎，说：“吴少红和任潮涌两个人，因为涉及一桩特别重要的案子，巨前正在市里接受调查。这个事情，因为情况特殊，没有预先和县里打招呼，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出于对有关同志的保护。等到事情有了明确结果，市里会向你们通报。”

于树奎什么也没有说，悄然挂了电话。

冯肖兵在旁边听得清楚，汗水流得更欢了。他看于书记脸色铁青，还是鼓起勇气趋前问：“是不是再联系一下苗书记和贾部长，请他们帮忙打听到底怎么回事？”

“不行！绝对不能和他们联系。这个事情，人家未必会告诉苗书记、贾部长他们，或者即使告诉了，他们这时也不便透露。这样，你赶紧想尽一切办法，了解一下黄一平是否出国了。如果真出国了，也要弄清去了哪个国家，是从哪里出去，何时返回。现在看来，我们只能通过他做廖志国的工作了。快！”于树奎情绪相当烦躁。

冯肖兵通过县公安局的特殊渠道，很快查遍国内几乎所有机场、港口，并没有发现黄一平出境的记录。于树奎得到消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他知道，不愿意看到的局面终于来了。如果判断没有错误的话，吴少红、任潮涌的失踪，不仅事关那批出租车，而且是廖志国在亲自掌控。黄一平作为其最信任的秘书，既然不是什么出国，那就一定是直接参与了此事的查处。只有找到黄一平，才能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也才有可能从根子上解开这个死结。

等到冯肖兵离开后，于树奎想了想，还是分别给苗长林、贾大雄打了电话，通报了这边刚刚发生的事情。电话那边两位听了，表示大为吃惊。因为此前对海北出租车事情，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现在廖志国以此大做文章，不禁令他们感觉到刀剑逼近的寒意，正由脑后不知什么地方慢慢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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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所有知道内情的人，关于吴少红、任潮涌的失踪，一律不得对外泄露。交通局那边，就说他们两人被县里委派出差，处理一件重要公务，需要在外地呆一段时间。”于树奎吩咐冯肖兵。

当晚，于树奎冒着瓢泼大雨，独自悄悄前往阳城，亲自到黄一平家拜访。眼下，以最快速度找到黄一平，成为他眼下最为急迫的头等大事。

关键时刻，于树奎着急找黄一平，自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也是无奈之中的最佳选择。

首先，从巨前情况看，吴少红、任潮涌的失踪，一定是与那批出租车的事情有关，廖志国当是幕后总策划。这次，廖志国以此事作为突破口，动作如此神速，思虑如此周密，说明早就有准备，而且不只是就事论事，矛头所指恐怕也不单是自己这个小小县委书记。从任潮涌出国时间推断，他被拘押已经十几天，想必对方一定已经掌握了不少情况，否则就不会有接着抓捕吴少红的行动。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现在，凡事只要以纪委名义查办，比之公安、检察等执法部门，有一个最大的优势便是不受拘押时间、地点、方式等条条框框的约束。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只要你涉嫌违法违纪，“双规”二字便足以令你胆战心惊，甚至失魂落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内，只要你没有如实说出全部真相，自由便可能离你越来越远。就于树奎对吴、任二位部下的了解，如果办案人员手段狠一点，他们绝对撑不过三五天，尤其那个花花公子一般的吴少红，更容易说出全部真相。当然，从对吴、任二人的秘密抓捕看，办案人员行事谨慎，知情面控制得如此之严，说明廖志国并不想把事情搞大，至少不希望很快闹得满城风雨。由此推测，他们那边巨的性很明确，不是想把人一棍子打死，最大可能是以此逼迫这边投降认输。倘若果真如此，那就为自己下一步的努力留有了余地。但是，这类事情的处置非常讲究时机，必须抢在事情公开之前解决，且必须尽量避免进入法、纪程序，否则，一旦局面失控，就是对手希望息事宁人，恐怕也难以做到了。因此，在最短时间、以最快速度找到黄一平，实际上是在争取更多机会、更大余地。

其次，于树奎猜想，廖志国拿海北出租车这样敏感的事情下手，既然不想让很多人知情，一定会依靠自己最亲近、信任的人。这个人，黄一平自然是首选。在阳城，于树奎熟悉的秘书不少，自己也用过很多秘书，包括现在的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冯肖兵。即使作为廖志国的对立面，他也愿意承认，廖志国能够遇到黄一平这样优秀的秘书，并使之如此俯首听命，确实是他的福气，也是他的高明之处。过去，无论海北人代会的检察长选举，还是海北县委副书记的选用，都有黄一平的影子在其间隐隐晃动。这次的出租车事件，与之相比重要很多，又岂能少得了这个头号智囊！由此来看，只要找到黄一平，一切皆可真相大白。更为重要的是，于树奎比任何人都清楚，黄一平作为廖氏铁杆亲信，在绝对忠诚并听命于廖志国的同时，也能对廖志国产生着不可小视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可能于不经意间实现，却往往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巨大作用。

再次，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撇开廖志国这个特殊因素不谈，论及于树奎与黄一平的私人关系，总体来说还算不错。于树奎坚信，只要自己亲自上门求助，黄一平不会不给面子。当然，他这也是孤注一掷的哀兵策略。

于树奎在海北做官时间长，黄一平则从小在海北长大，前者比后者年长十岁。想当年，黄一平还在大学读书时，于树奎已经做到乡长、党委书记，是海北政界一颗公认的新星。黄一平毕业后分配到阳城五中做教师，于树奎则是海北最年轻的副县长，以不怕吃苦“拼命三郎”形象享誉全县。此前，黄一平知道于树奎其人其名，却并未直接谋面，更加谈不上有什么交道。于树奎对黄一平，则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后来，黄一平到市府做了秘书，于树奎相继担任了常务副县长、县长，及至县委书记。从此，虽然彼此职级、资历、声望上依然差了些档次，可打交道的机会日益增多。尤其是黄一平跟随常务副市长冯开岭之后，于树奎开始注意上这个言语不多的海北小老乡，相互交往也渐趋频繁。

一段时间，冯开岭在市委常委中分工联系海北县，经常到海北来参加会议、接待之类的公务，黄一平因此随同回到故里，同于树奎见面之后握手、寒暄，一个桌子上吃饭，偶尔也在领导们的牌桌上充当个临时替身。每当这种场合，于树奎总是一口一个小老乡称呼黄一平，拍拍肩膀揽揽腰之类的亲昵动作也不少。逢年过节回到老家，黄一平也少不了给于树奎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当然，更多的时候，是黄一平老家那些三姑六眷遇到急、难、险的事情，少不了麻烦一下这位县太爷。说句良心话，但凡黄一平求到之处，于树奎几乎从不拒绝，总是尽其所能帮忙办了。

黄一平出生于海北农村，父亲是个腿有点跛的残疾人，曾经挑过货郎担子，没日没夜走村窜户，挣些零用钱供儿女读书。熟悉这种营生的人都知道，早些年挑货郎担子是个辛苦活儿，挣不了几个小钱，还经常遭到恶狗侵犯、顽童袭扰。黄一平永远不会忘记，小学二年级时的一次放学途中，远远看到几个邻村的儿童，抢夺了父亲的货物，父亲拐着腿在后边苦苦追赶无果，最终像一个孩子一样蹲在路边大哭。黄一平远远看着，却没有忍心上去安慰父亲。回到家，父亲则像没事人一样照样有说有笑，把挣得的几张毛票递到母亲手上。那一天，黄一平忽然就成熟了。他还记得，那时每年都有救济下拨到村里，父亲作为残疾人应该是照顾的对象。可是，那些掌握着分配大权的大队、小队干部，总是百般刁难，而父母的眼光里充满了可怜与哀求。由此，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让父母过上体面的日子。也因此，自从进入市府做了秘书，他并不忌讳利用各种关系与权力，为自己的小家庭谋利益，尤其是帮助父母谋幸福、争脸面。

有一阵子，黄一平求助于树奎的事情很多，也很杂。比如，爷爷、奶奶轮流住院，医药费用很大，他和于树奎一说，医院马上就减免了一半的医药费。父亲曾经和人合办了一个小砖瓦厂，希望工商、税务方面关照一下，又是于树奎出面，工商、税务的人几乎再也没有上过门；二叔家的农用汽车超载超速又私自改装，经常违章，一年累积罚款就是几千块，于树奎一张条子，管了那辆车子好几年；舅舅家的两个孩子学习都不怎么样，学校毕业了要安排工作，还是于树奎帮助进了城里工厂。总之，因为上上下下都知道他同于树奎的关系，就连他们家的拖拉机、摩托车都能领到666、999之类牌照。最有趣的乡下区划调整后，他家房子门牌按照顺序末位数是4，某次镇委书记路过看到了，当即将村支书骂了个狗血喷头，结果硬是跳过好几家，换成末位是8的吉利号。据说，镇委书记事后告诫村干部：“黄家儿子在市政府工作，上边又有县委于书记罩着，你们要特别关照、特别客气，否则我同你们不客气！”

当然啦，黄一平在市府做得久了，慢慢知道权力与关系节制使用的重要，家里的繁杂小事很少再麻烦于树奎这样的领导。加之，因为脾气秉性更为投缘，县长乔维民渐渐与黄一平走近，很多事便直接托付于他。此间，随着于树奎与乔维民矛盾不断升级，黄一平夹在中间难免有点倾向，于树奎对他也就有了些看法。尤其是黄一平重回市府后，帮助乔维民牵线搭桥，使之在廖志国处渐渐得势，而“三剑客”与廖志国的裂痕又不断扩大，于树奎与黄一平就更加疏远了。

今天，于树奎独自找上黄一平家门，说明他确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不过，凭他与黄一平曾经的交情，以及对后者个性、人品的了解，黄一平应该不会袖手旁观，更不会落井下石。

晚上八点多钟，于树奎好不容易找到停车的地方，冒雨摸到黄一平家的时候，浑身几乎湿透。

“于书记，怎么是你？怎么会……”汪若虹大为吃惊。

“呵呵，弟妹，怎么就不可能是我？是不是看我像只落汤鸡，很狼狈？”于树奎苦笑道。

汪若虹从小在海北长大，老家就在县城。平常回家，众多亲戚、朋友、同学、邻居交谈时，于树奎是提到最多的名字之一。在一座县城，一个官员在那里起步，前后做了二三十年的官，而且做过十年以上的县长、书记，有人将他捧为九天之上的神灵，必有人诅咒其下十八层地狱。有人赞他修了宽敞马路、广场，清理了污浊河道，同时也就有人骂他拆了百年老街，毁了世代祖屋。当然，当地百姓嘴里念叨得多，无论是褒是贬，都说明他至少是个做事的干部，不是那种碌碌无为的过眼云烟式人物。不过，在汪若虹的印象里，于树奎早已是海北当地集神、圣、魔、鬼于一身的奇人。看到他眼前这副模样，汪若虹嘴巴自然会张得老大。

在汪若虹找毛巾给于树奎擦雨水的时候，女儿小萌则已经将一杯热茶送到于树奎手里。

“谢谢！我知道你叫小萌，真乖！”于树奎的心里一柔，眼睛里却不由得有点酸了。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形象有多落魄，竟然从小女孩的眼神里折射了出来。

“弟妹，我也不和你说什么客套话，你一定帮我赶快联系上一平，我有天大的事情要找他！”于树奎说。

汪若虹犹豫着不知如何应答，道：“哦，好的，可是……”

于树奎摆了摆手说：“没关系，只要你答应帮助找就行，而且越快越好！”

汪若虹想了想，说：“他电话关机，不知今晚会不会打电话过来。要不，你就在这儿看着电视等会儿。不过，家里地方小，让你受委屈了。”

小萌见状，懂事地同于树奎打声招呼：“伯伯，我到里面房间做作业了。”

大概坐到九点半左右，茶几上的座机电话铃响，于树奎与汪若虹几乎同时直起身，不料，房间里面的小萌抢先接了。少顷，小萌喊道：“妈妈，姨妈国际长途。”

汪若虹听了，脸腾的红了。其实，这是她和女儿约定的暗号——每天晚上，如果家里有客人，所有电话均由小萌在里间接听，万一是爸爸来了电话，她就高喊“姨妈的国际长途”，然后汪若虹就到里面去接。

汪若虹边向房间里走，边对于树奎说：“对不起，我姨姐在美国定居，我进去和她说点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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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就在海北方面打听吴少红、任潮涌去向的时候，黄一平正在江心岛办案点上，同海北县交通局长吴少红谈话。

“秘书长，只要你肯出手相救，我愿意交代所有知道的问题。但是，我不知你能够保护我到什么程度？”吴少红还是有些犹豫。

黄一平劝慰道：“吴局长，我们是老乡，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你应当明白，如果不是掌握到十分确凿的证据，我们不会把你请到这里来。但是，也请你冷静下来想一想，今天之所以把你安排在这个特殊的地方，又是我来和你交谈，说明领导不是真要为难你或其他什么人，只是希望把事实真相弄清楚。否则，如果换成纪委或检察院的同志来谈，事情的性质恐怕就要发生变化。你呢，采取配合的态度，把事情来龙去脉说清了，不仅对你本人，就是对关心爱护你的领导，也会是一件大好事。”

“既然如此，那我就说了，你是不是需要一个人来记录？”吴少红思考了大约十来分钟，终于下定决心。

“不要任何人记录，你说的东西就我一个人掌握。”黄一平说着，悄悄揿下口袋里录音笔的开关，开始听吴少红的交代。他知道，吴少红将要说的东西，一定接近真相的核心，包含了廖志国希望获得的内容，既不能让其他人知情，又不可不留下证据。否则，万一扩散或事后吴少红反悔，自己这个见证人就被动了。

吴少红说出的真相，远比任潮涌写出的那个名单还要令黄一平震惊——

那个省城的东方公司，真正大老板乃卜副省长的女婿庄大庆。那个不可一世的老总高林，其实只是庄大庆的中学同学，一个普通下岗工人，不过是个装装场面、虚张声势的傀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