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2/2）

老郭还特意把聂小菊和旁边的校医支开，和杨登科单独呆了一会儿。他望望面黄肌瘦的杨登科，说：“你给康局长送钱的事，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说实话，是不是被他退了回来？”杨登科那半开半合的眼睛就张大了，说：“你是怎么知道的？”老郭说：“我掐指头掐的。”

杨登科当然不相信老郭这么能掐，他又没学过阴阳五行。就是学过，也不可能掐得这么准确。杨登科说：“是姓康的透露给了胡国干，胡国干说出来的吧？”老郭摇摇头，说：“姓康的堂堂一局之长，不可能这么没水平，人家给他送钱的事也拿出来说。就是他说了，胡国干也不会乱说的，嘴巴不紧点，能给领导开几天车？”

杨登科觉得老郭说的有道理，说：“以前怎么从没见你掐过指头？”老郭笑道：“说掐指头当然是假，但说推测却是真的。想想看，如果康局长没把钱退给你，你会一病不起吗？”杨登科说：“你错了。我没给康局长送过钱，他又怎么退钱给我？”

话都说得这么露了，杨登科还这么藏着掖着的，老郭不免有些生气，说：“到了这个地步，你还不相信我，那我没法了。”站起身，做出要走的样子。杨登科急了，从被子里伸出手来，拉住老郭，央求道：“老郭你别生气，只要你给我做主，我什么都说。”

然后把给康局长送钱的前后经过，一古脑都倒了出来。

听完杨登科的交代，老郭忍不住笑起来。杨登科说：“我知道你觉得好笑，只有我杨登科才这么蠢到了家，拿着现成的钞票都送不出去。”老郭止住笑，说：“蠢倒说得重了点，如今谁办点事不都是拿钱开道？”接着又故作高深地说：“问你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你一定见过过去的钱币吧？你知道为什么要在中间打一个眼么？”

杨登科哪有心思跟老郭闲扯这无聊的话题？也不愿深想，极不耐烦地摇了摇头。老郭也不在意，说：“那是让人往里钻的。”杨登科不觉得老郭这个见解有多高明，说：“要是有人不肯往里钻呢，你又拿他怎么办？”老郭说：“那你就得反省一下，看是哪个环节搞错了。”杨登科甚觉不解，说：“送钱不简单得很么？错得到哪里去？”

老郭停顿片刻，悠悠说道：“你还没开悟，我干脆跟你直说了吧，康局长根本就不承认他是1949年12月22日的生日，你这马屁拍得不是地方，到了人家大腿上。”

这让杨登科吃惊不小，瞪大眼睛道：“那不是报纸上说的么？白纸黑字，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不然我也不知道他是那天的生日。”老郭说：“报纸上的东西你也相信？如今的报纸除了日期有可能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

杨登科还是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说：“吴卫东不是那篇文章的撰稿人之一么？他是办公室主任，他宁肯把自己爹妈的生日弄错，也不可能把康局长的生日弄错呀。我很清楚地记得文章里还有一句这样的话，说康局长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懂点地方史料的人都知道，1949年12月22日对于我们贵都市来说，的的确确还是旧社会。”老郭说：“我知道文章里有这句话，那篇文章司机班的人都拜读过，刁大义和小钱他们都差点能背下来了。那还是你电大毕业前三个月发生的事，为此吴卫东差点就要做不成那个办公室主任了。”

接着老郭给杨登科说了说事情的来龙去脉。

前面说过，市里工作组进驻农业局后，吴卫东见陈局长大势已去，就主动跑到工作组那里去举报陈局长。康局长上台后，本来视吴卫东为陈局长的人，曾动过挪开他的念头，后来考虑他举报陈局长有功，就将他留下来试一阵再说。吴卫东为了讨好康局长，坐稳那个办公室主任的位置，特意写了那篇马屁文章，和记者联名发表在报纸上。文章确实写得不错，吴卫东将他的才华发挥到了极至。但康局长看了文章，却把吴卫东喊去大骂了一顿，还说要撤了他办公室主任的职，吓得吴卫东尿都出来了，托了不少关系到康局长那里去讲好话，还跑到邮局，给康局长在外地读大学的儿子汇了八千元钱，康局长这才收回了成命。

原来问题就出在康局长的出生年月日上。据说省委组织部从去年下半年起，就着手考察各地市下届班子，贵都市下面各县区领导和市直各单位的头头早就开始活动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据说省委组织部为使干部队伍年轻化，做了一个没成文的内部规定，就是全省各地市下届班子一般不再考虑五十年代以前出生的干部。

康局长是通过内线了解到这个不成文的规定的。他知道现在的事情，不成文的规定往往比成了文的规定还要管用，而他最近三年的档案年龄是1949年12月22日，恰好在省委组织部内部规定的年龄界限之外。这个档案年龄还是康局长三年前托关系找公安部门改过来的，他原来的生日是1949年11月22日。这样改的理由是过去干部年龄往往填的旧历生日，现在兴算阳历，当然应该往后推延一个月。

康局长难免有些泄气，恨自己早生了一个月，不然那次阴历改阳历时也就改到1950年了。有人就怂恿康局长，不妨将生日再往后推一个月，这样就到了1950年。康局长也不是没这么想过，可这样的事一次可以，再来一次就说不过去了，因为档案里已经有了两个出生日，总不可能搞成三个出生日吧？给康局长出主意的人笑他太诚实了，如今谁还这么诚实，已经不是美德，而是一种虚伪了。还说两个三个档案年龄算什么？有些人的档案年龄五个六个都有呢？康局长就壮了胆，通过硬关系终于把档案里的出生日改到了1950年1月22日。这一来终于符合省委组织部不成文的内部规定了，康局长这才松了一口气。

岂料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吴卫东和记者在报纸上联名发了一篇文章，说什么康局长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还附了康局长的简介，里面的出生日是吴卫东从局里上年的干部年报表上抄下来的。康局长只差点没心肌梗塞了，找来吴卫东，破着嗓子臭骂了他一顿，扬言要撤了他的职。只是考虑吴卫东是好心人做了错事，当初举报陈局长功不可没，不久前又给他儿子汇去了八千元，最后还是放了他一马。

这件事闹得农业局无人不晓，惟独杨登科一无所知。当时他正躲在电大宿舍里，为毕业考试进行紧张复习，与外界是绝缘的。所以才导致他12月21日晚懵懵懂懂跑到康局长家里去贺生，竟然触到了康局长的敏感处。想想也是的，康局长已经生到了新社会，自己还要让他生回到旧社会，自己是什么居心？是有意要他进入不了此次省委组织部的视线范围？

听老郭说出此中原委，杨登科不觉出了一身猛汗。他本以为拿钱可买一切，才把东拼西挪聚拢来的八千元送到了康局长家里，不想背后还有这么一段公案。却也觉得康局长退钱回来，并大发雷霆，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怪只怪自己在一个错误的时候，以一个错误的借口，错误地把八千元送到了康局长家里。

杨登科后悔不已，望着天花板，说：“惹恼了康局长，看来我在农业局再也没有立身之地了。”老郭说：“这事要说也怪不得你，不知者无罪嘛。”杨登科说：“康局长不是你老郭，恐怕不会这么想。”老郭说：“你别管他怎么想，也犯不着这样消沉。”杨登科说：“有什么办法呢，命该如此啊。”老郭说：“你也相信起命来了？命这个东西可是说不清的。”

感叹了一阵，老郭准备走了，说：“还是我陪你到康局长家里去一趟吧？”杨登科说：“还去给他送钱？”老郭说：“我可没说要陪你去送钱。给领导送钱的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让人在旁边陪着，还不吓着领导？谁这么去送过钱？”杨登科说：“那不去送钱，又跑到康局长家里去做些什么呢？”

老郭摇摇头，说：“登科，我看你满脑子只有一个钱字。你是不是除了这个钱字，别的字都不认得？就为了认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钱字，你也用不着到电大去脱产学习两年哪。”

说得杨登科不好意思地讪笑起来，说：“钱字虽然简单，要真正把它学通学透，我看也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老郭苦口婆心道：“但光学钱字，别的都不学点，这辈子我看你也不可能有多大出息。跟你说吧，有时候钱办不到的事情，偏偏别的东西还能办到。你就不可以打开思路，想点别的窍门？要知道，领导除了需要钱之外，也许还需要些别的什么。”

杨登科在老郭的话里听出了些意思，说：“那领导还需要别的什么？”

老郭已经起身，说：“你安心养病吧，病好了再给我打电话。”杨登科的胃口被吊了起来，说：“你还没回答我呢。”老郭说：“这是天机，不可泄露。”掉头出了门。

也许是出了一身猛汗，也许是老郭留下了一线希望，杨登科的病顿时好了一大半，晚上还下床喝了一碗聂小菊专门给他熬的白米粥。聂小菊又高兴，又不可思议，这几天她忙进忙出的，水也给杨登科吊了，药也给他吃了，那病没一点起色，老郭来转一圈，跟他叽里咕噜说了一阵话，他就能下地了。便说：“老郭给你施了什么魔法吧？他有这样的本事，还在农业局里天天辛辛苦苦给领导开什么车？还不如开个门面，救死扶伤得了。”杨登科乐道：“你跟我想到一块去了。他愿意的话，我去入他的伙。”

第二天上午，杨登科便熬不住打了老郭的手机，说自己的病已经全好了。老郭说：“好得这么快？吃了谁的灵丹妙药？”杨登科说：“吃了你的灵丹妙药呀。”老郭笑道：“原来是心病终需心药医啊。”又说：“那好吧，下午我开车去接你。”杨登科说：“下午康局长不上班，在家等着我俩？”老郭说：“今天是星期天，你不是生病生糊涂了吧？”杨登科才想起这天确是星期天，生病把时间观念也生没了。

老郭没有食言，下午果然开着那台奥迪进了九中。

上车后，杨登科还是有些不放心，说：“领导不是这里视察，就是那里检查，今天尽管是星期天，康局长就一定呆在家里？”老郭说：“他不在家里，我约你出来谈情说爱？”杨登科估计老郭肯定在胡国干那里打听好了康局长在家，才采取这次行动的，也就不再多问。

快出九中时，老郭问杨登科想不想摸摸方向盘。杨登科当然有这个愿望。他是这台车的第一任驾驶员，又朝夕相处了好几年，能没有感情么？可杨登科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不动，说：“以后总会有机会的吧？”老郭自然听得出杨登科话里的含义，说：“原来你是盯着这台奥迪，那我要是退了休还赖着不走呢？”

小车融入车流后，老郭却没往康局长家方向开，奔市中心而去。杨登科问：“这是上哪儿？”老郭说：“给康局长买礼物呀。”杨登科说：“买烟酒还是金银首饰？”老郭说：“你说呢？”杨登科没说买什么，却说：“你也没交代清楚，我身上的钱恐怕不够。”老郭说：“今天是替你办事，莫非还要我出血？你的如意算盘打得也太精了点吧？”

说着话，老郭把车停在了街旁。下了车，杨登科抬头四顾，也没见周围有卖烟酒和首饰的店子，旁边只有一家文具店，便生了疑惑，说：“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没走错地方吧？”老郭说：“还早得很，先看看再说。”进了文具店。

杨登科只好跟进去。他百思不得其解，康局长又不是小孩子，总不可能给他送个笔记本文具盒什么的吧？何况康局长的儿子也已上了大学，不可能要你的文具。

杨登科正纳闷着，老郭在柜台前站住了，把服务员叫过来，指着货柜说：“那是不是徽纸？拿过来看看。”服务员立即小跑过来，从货架上端出一刀徽纸，搁到了柜台上。杨登科附在老郭耳边说：“要给康局长送徽纸？这值几个钱？”

老郭没理杨登科，用手指在徽纸上抚抚，然后捏了一张，眯了眼，对着亮处瞧瞧，点头道：“不错不错，这刀徽纸我要了。”又问服务员：“还有徽砚徽笔和徽墨么？”服务员连说几个有字，又拿出笔墨和砚台来。这样跟徽纸加在一起，文房四宝就齐了。一问价钱，并不贵，杨登科忙掏了钱，递给服务员。然后提了笔墨砚台，紧走几步，追上已抱着徽纸出了店门的老郭，不满道：“给领导送礼，送得这么便宜，出得了手么？”老郭说：“我们这不是送礼，是去给领导送文化。”杨登科说：“领导还缺这点文化？”

将文房四宝放进小车尾箱里，两人重新上了车，向康局长家方向进发。杨登科还在一旁嗦：“如今物资那么丰富，万千的好东西你不买，偏偏拿这并不值两个钱的所谓文房四宝去送康局长，他不把我俩轰出门，我不姓杨，跟你姓郭得了。”老郭说：“谁要你姓郭了？你以为你是谁？你姓了郭，郭家人就跟着你沾光了？”

杨登科一时无语了。老郭眼望前方，一边把着方向盘，一边说：“这送钱送物嘛，说得好听点，叫做联络感情，说得难听点，叫做贿赂下药，最终目的无非是讨好巴结对方，好为我所用。要达到这个目的，重要的是让对方舒服受用。比如你前次给康局长送了大钱，送得他满心不快，这就与你的初衷完全相违，这钱送了还不如不送。那么怎样才能达到目的，使对方舒服受用呢？一句话，就是要选准时机，独辟蹊径，投其所好。”

杨登科似乎明白了老郭的意思，说：“你是说文房四宝正是康局长所好？”老郭说：“你并不傻嘛。你想想，康局长呆在那样的位置上，集单位财权人事权于一身，送钱的人还少得了吗？你送钱的时候就是没触到他的敏感处，你也是送钱队伍里并不显眼的一个，难得给他留下太深印象。还不如避实就虚，在人家都只知道送钱的时候，你偏偏不送钱，却送上人家没送过而康局长又正需要的东西，这效果岂不是更显著么？”

老郭的话也不无道理，杨登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康局长不需要别的，单单需要这纸砚笔墨呢？你不是把四样东西当文物去哄领导吧？”老郭笑道：“领导是那么好哄的么？你把领导也想象得太弱智了点。你到局长室去得少，这一段时间，康局长一有空就摊开旧报纸练毛笔字，办公室准备拿到废品店去换茶叶钱的旧报纸都被他要去练字了，害得大家天天喝白开水，没几分钟就要往厕所里来一次百米冲刺。”

说得杨登科咧开了嘴巴，说：“你说得也太夸张了点。”忽然记起那次被康局长叫去局长室时，也见康局长正在写字，只是当时杨登科并没往心上去，更不会想起要去给康局长送纸砚笔墨。杨登科觉得老郭真是有心人，比自己开窍。只是还有些担心，说：“他大概是无聊了，借此打发时光吧，并不是有意要练字。我看他那字实在不怎么样。”老郭说：“要是他的字已经怎么样了，那他还练它干什么？”杨登科说：“其实当领导的只要有领导才能，字写得不怎么样是无伤大雅的，孔子不嫌字丑嘛。”

车前有人横街，老郭揿揿喇叭，减速缓行，嘴上依然没停：“差矣，如今的领导，尤其是到了一定级别的领导，所谓的领导才能低点，什么关系也没有。”杨登科说：“何以见得？”老郭说：“你在局里呆了十多年了，知道领导要做的也就三件事：坐车喝酒做报告。车子有司机开，领导只要屁股功夫好，又不晕车就行了。能当领导的一般能喝酒，喝得胃出血，赶快去补缺；喝得趴地下，安排当老大；喝得打点滴，下届提书记。就是喝不得，酒店小姐都是暗中准备了两把酒壶的，领导喝白开水就得了。报告是秘书写的，群众要求又不高，领导到了台上只要少念错别字，群众就觉得这领导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况且如今的领导不管上不上过大学，至少是本科文凭，袋子里揣着硕士和博士文凭的也不在少数，这就足以说明他们的能力非同寻常。倒是字写得丑了，上不了桌，有时难免尴尬。”

说到这里，只见前面亮了红灯，老郭赶紧踩住刹车，继续道：“当领导的经常要出去视察检查，要题的字题的词太多。就是不出去，这大厦落成，那门店开业，要你赐个墨宝什么的，也在所难免。所以说领导的字写得好与坏，与一个地方经济文化大业的关系太大了。你想领导若写不出一手好字，促进不了当地经济文化事业，又怎么说得过去呢？”

老郭大发宏论时，杨登科一直不大吱声，只谦虚地竖了耳朵听着。这阵老郭可能是说得嗓子发痒了，不得不停下来，用力咽了一口唾沫，杨登科才逮住机会，插话道：“我看康局长平时也没题什么字，练字的用处并不大嘛。”

趁前方的红灯换成绿灯，老郭松了刹车，车子往前飙去。一边反驳杨登科道：“你这是妇人之见。人无近虑，必有远忧啊。省委组织部正在考察各地市下届班子，贵都是个农业大市，作为农业局局长，只要不像陈局长一样出现什么意外，康局长进班子还是有可能性的。他这个时候不加紧把字练好，以后当了市领导，岂不要让全市人民失望？”

老郭说得头头是道，杨登科却还是有些不踏实，说：“康局长要练字，难道就你老郭才会去给他送纸笔送砚墨，其他人却没想到这一点？”老郭说：“其他人都跟你一样，都只想着给领导送大钱大礼，哪个会想到去送这些东西？就是想到了，也觉得这些东西不值几个钱，不好意思出手。”杨登科说：“要是这些东西康局长自己已经买了呢？”

老郭一脸的不屑，说：“登科啊，不是我说得直，你是在机关里白呆了。你还不知道这人就是怪，到了一定的位置，有些事情常人能做，当领导的就是做不来。当了领导，吃喝拉撒睡，没一样用得着自己操心，除了用来发号施令的嘴巴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外，其他功能早已退化，一定要到不当领导的时候才慢慢恢复得过来。比如天天出车入辇，久而久之便连走路都变得不太会了。你见过哪些大领导或实权在握的小领导在街上走过路？要走也是在车间地头，身边围着小领导和记者。严格来说，那不叫走路，那叫检查视察。”

杨登科终于似有所悟，说：“我知道了，领导坐车并不仅仅是以车当步，而是一种身分的象征，一旦不坐在车上，而是走在街上，他就有些不自在，觉得自己竟混同于普通老百姓，有辱斯文，不成体统。所以那些天天坐在小车里的领导，有一天忽然恢复了走路的功能，自己亲自在街上走来走去了，不用问，他肯定已经从台上下来了。”

老郭将小车开进一条岔道，说：“登科算来还是个明白人。还有领导当大了当久了，无论干什么都有人买单，不需要自己亲自花钱，慢慢就连钱也不会用了。机关里不是流行三闲的说法么？”杨登科说：“我倒没听过，哪三闲？”老郭说：“阳痿的xx巴，领导的钱，领导的老婆助理调研员。”杨登科说：“xx巴阳痿了，自然是闲着的。领导的袋子里的钱没地方花，也是闲的。只是这领导老婆助理调研员，不知何意。”老郭说：“助理调研员就是退位的没事干的副处级干部，不是说当领导的烟酒基本靠送，工资基本不动，三陪基本不空，老婆基本不用么？领导天天基本去了，老婆基本不用，还不成了助理调研员？”

说得杨登科忍俊不禁，说：“老郭看你兴奋的，今天你一定吃了春药。”老郭说：“这把年纪了，春药也没用了。还是说领导的钱吧，你知道为什么当了领导便不会用钱了？”杨登科知道老郭还有高见，说：“我要有这样的学问，也不至于下岗失业了。”老郭说：“刚才说了，当领导的没有亲自用钱的必要，达尔文说用进废退，久不用钱，用钱的功能便退化掉了，此其一。其二，中国人推崇的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领导都是君子，耻于用钱，实属常理。其三，领导的才能主要体现在用人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和知人善用一类的说法。用对了人，那是很值得自豪的。用错了人，则是没有眼光，那是有损脸面的。却从来没听说某某领导善于用钱，善于用钱，好像并不能给领导带来光彩。”

老郭不愧是农业局的老司机，跟领导打的交道最长，识见不浅，杨登科不得不心悦诚服。他顺着老郭的思路说道：“你的意思是康局长当领导当到这个分上，连钱也不会用了，所以才不会亲自上街去买纸砚笔墨，非得等着我俩给他送去不可？”老郭说：“这样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买纸砚笔墨纯属小菜一碟，不是什么大事要事，康局长本人不会亲自上街去购买，又不好张嘴让手下人代劳，偏偏还没人想到用这么个简单的办法去巴结他，所以他只好拿些废报纸旧墨汁和老掉毛的毛笔将就将就。现在你买了这几样东西送上门去，不恰是他想睡觉，你递上枕头，正中他下怀么？”

倘若真如老郭所言，那此行一定会马到成功了。杨登科也就充满了信心，恨不得捧过老郭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亲切地啃上一口。

不觉得就到了康局长家楼下。下了车，打开小车尾箱，杨登科抱了那刀徽纸，老郭将笔墨砚台提到手上，两人一齐进了楼道。瞧瞧怀里的徽纸，不知怎么的，杨登科猛然间想起贵都乡下一样旧俗，忍不住窃笑起来。老郭不知何故，掉头道：“你笑什么？”杨登科说：“我们不是到这里来吊丧的吧？”

原来贵都乡下死了人，要烧不少的纸钱，免得死者在那边受穷，因此前往吊丧的人都会按规矩送上一两刀纸。老郭自然也是知道乡下的风俗的，说：“你总往歪处想。这是上好的写字画画用的徽纸，又不是凿纸钱用的土纸。”顺便把杨登科手上的徽纸要过来，夹到腋下，说：“你心不诚，会坏事的，还是我来替你递东西给康局长吧。”

在康局长门上敲了几下，康夫人过来给两位开了门。换上拖鞋，迈进屋子，果然康局长正在书房里用功，沙发和地板上到处是写过毛笔字的报纸，满书房弥漫着墨香。见了杨登科和老郭，康局长放下手中毛笔，扒开沙发上的报纸给他们让座。老郭把手中的纸砚笔墨一样样放在矮几上，说：“登科听说老板近来爱上了书法，特意叫上一位书法家朋友，走了好几家文化用品商场，才终于找齐这徽产的文房四宝。”

杨登科掉头看了看老郭，觉得他真有意思，什么话到了他嘴里就加了砝码，变得好听三分。老郭的用意也是很明显的，他是要在康局长面前抬高杨登科。杨登科对老郭又是感激又是佩服，暗想一个人能做到老郭这个分上，也算是颇有功夫了，今后得多向他学着点。

康局长瞧了瞧几上的纸砚笔墨，转身拍拍杨登科的肩膀，说：“登科，难得你这份好意。现在大会小会反复强调要加强廉政建设，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做廉政的表率，今天你如果送金送银，我还不敢要呢，这文房四宝显得有文化有品味，我就笑纳了。”

杨登科心里明白，康局长这话听去平常，却暗中点到了那次退钱的事，同时也显得他不收金钱，只收纸砚笔墨的高雅。杨登科当然不好说什么，只说：“我也不懂书法，只觉得徽产的纸砚笔墨应该比废报纸旧笔墨好用些。”

康局长拿过几上的徽笔，放手上把玩着，说：“这是肯定的。”接着又拿笔管在徽纸上轻敲了两下，说：“有了这些宝贝，用不着拿那老掉毛的旧笔在又粗又硬的旧报纸上乱涂乱划，写的字也不至于总是毫无长进了。”杨登科低低身子，抚平一张写过字的报纸，瞄了瞄上面那写得很一般的字，讨好道：“我看这字就已非同凡响了。”康局长还有些自知之明，说：“别给我戴高帽了，这字有几斤几两，我心中有数。”

老郭也看了一会儿康局长写在报纸上的字，然后给杨登科使了个眼色。杨登科于是拿了砚台，跑到厨房里盛了水，开始拿了徽墨在上面磨起来。老郭那边已在桌上摊开徽纸，对康局长说道：“登科这徽纸到底好不好，不能光凭他嘴上说了算，老板还是请您当场检验检验吧。”康局长说：“行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我这就试试看。”

说着，康局长便来到桌旁，拿起徽笔，蘸了杨登科刚磨好的徽墨，在老郭摊开的徽纸上运作起来。杨登科和老郭不敢分心，瞪大眼睛望着康局长手下的笔尖。康局长在徽纸上落下“宠辱不惊”四个字之后，便停顿下来，望着自己的作品，先是摇摇头，然后又点点头，仿佛对自己的字还有几分满意，说：“看来徽产的纸砚笔墨就是不同一般啊。”

老郭不失时机地鼓起掌来，还说康老板真是神来之笔。老郭大概是觉得拍马屁不要纳税，想拍就拍了，杨登科却怎么也没看出康局长的字神在哪里，尽管康局长今天用了徽产之物。想起如今有不少当领导的，写的字跟蜘蛛差不多，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也敢以书法家自居，好像只要拿得动笔就可以做书法家似的。偏偏有人鼻子特长，只要领导有这样的爱好，他就找得出堂而皇之的理由向领导求字，然后拿去挂于高堂，或载于报刊，甚至送到展览馆去参加展出，还人前人后地夸奖那字如何举世无双，如何惊天地泣鬼神，逗得领导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便是王羲之转生，欧阳洵再世。写字也是有瘾的，以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走到哪，字写到哪，到处都是他的所谓大手笔。殊不知，等领导退下去后，故地重游，再兴致勃勃去找自己的墨宝时，早被人家铲得一干二净，什么痕迹都不复存在。

见杨登科走了神，老郭忙用膝盖在他的屁股上顶了一下。杨登科一个激灵，这才回过神来。他懂得老郭的意思，忙不迭地夸奖了几句康局长的字。康局长信心陡增，继续运笔，一口气在徽纸上写下了这么两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