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1/2）

[江东]

从什么地方说起呢？我小的时候不叫“江东”，叫“梁东”。北明中学的江校长是我的继父。这件事我很少跟人说。我的生父是个赌徒。我六岁的时候，跟着妈妈离开了他。

我是在河边长大的。就是那条刚被治理过不久的河。现在这河被换过了血液。虽说是花钱买来的清澈和丰沛，但毕竟像那么回事儿了。当它还是条臭水沟的时候，我的家就在它岸边的工厂宿舍区——没错，就是说差不多是我妈妈上班的这间工厂把这河变成臭水沟的。夏天的夜晚，一股奇奇怪怪的气味蔓延在我们的楼道，我们的公共厨房，公共水房，公共厕所，甚至我们每家的房间。这气味被小孩们讲得千奇百怪，有人说那是在河滩上烧橡胶的缘故，有人说那是被丢弃的死婴，想象力丰富一点的就说这是什么犯罪组织在销赃——赃物堆到河滩上，拿化学药品一倒，什么痕迹都留不下，除了这难闻的气味。其实那不过是这条河的气味而已，倒是无形中锻炼了我们的想象力。

我在那栋筒子楼里其实只住到八岁。可是直到现在，我一闭上眼睛依然听得见走廊上各家的门响，男人女人小孩老人不同的脚步声，还有水房里自来水自由的喧闹。水房从来就是个是非之地；早上走廊里总是排着一条人人睡眼惺忪的长队，端着脸盆毛巾牙刷等着进水房盥洗，口角诅咒常常不绝于耳；下午水房就成了女人们的俱乐部，只要聚在一起洗上一小时的菜或衣服，各家各户就没了隐私。水房里的那些女人让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常常是这样的局面：我妈妈抱着菜盆子走进水房，如果她们本来是聚在一起的，见到我妈妈就会散开，要是她们本来是分散着的，我妈妈来了她们就会聚到一起，总之，永远提醒着我妈妈她是被排除在外的。我不知道她们到底提醒了我妈妈没有，总之是提醒了我。提醒了我注意我妈妈身上有什么不一样的。结论：唯一的不一样，妈妈是个美丽的女人而她们不是。

妈妈很安静。她很少跟人说话——倒是阁楼上住着的那些单身汉很喜欢跟她打招呼，她也只是点个头，笑一下而已。她也不像别人一样下了班就喜欢在水房里泡着。她都是在家里洗菜洗衣服，宁愿不怕麻烦地一趟趟跑到水房换干净水，也要在家里洗。八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双人床差不多把什么空间都占了。她坐在小凳子上搓衣服的时候得注意些，肥皂水才不会溅到床罩上。她一向爱干净。只是她洗衣服的时候屋里就没地方撑开那张小方桌，于是她就会对我歉然地一笑，“小东，先去外面玩吧。等妈妈洗完了衣服你再写作业。”我自然是愿意的。心里想她天天都洗衣服才好。不过我不喜欢她洗被单。那个时候我们俩就得到院子里去拧干那些床单被罩。我是个孩子，她是个女人，我们俩用尽吃奶的劲儿还是不行。我印象里别人家洗床单时都是爸爸和妈妈一起拧干的，可我不会为这点小事想念爸爸，因为他是个狗杂种。

经常会有筒子楼里的男人看见我们，来帮我们拧。男人的手臂，轻轻松松，床单里的水就全体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我常想：要是被单也知道疼的话，落在我和妈妈手里就算是幸运了。来往的女人看到了，就跟那男人开个玩笑，“哟，学雷锋呢。”在我们的楼里，“学雷锋”是个典故，特指一个男人帮我妈妈做事儿。在我妈妈不在场的时候，水房里的女人们成天地互相取笑，说谁的老公是“学雷锋先进个人”。那声浪肆无忌惮地传到我们屋里来，妈妈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偶尔，她会抬起头，疲倦地冲我一笑，说：“小东，要好好读书，知道吗？”

其实我知道她们并没有恶意。那些女人。她们对我都很好，总是摸我的头，给我个苹果什么的。我不怪她们拿我妈妈开涮，相反她们越这么说我越开心，因为我知道她们嫉妒。很多年后，有一天，我很偶然地跟天杨说起我们的水房，说起每天早上水房门口的长队。她眨眨眼睛，“那不就跟在火车上一样？”我这才想起这是她从不了解的生活。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每天放学后她都会坐在学校的篮球馆里看我们训练——跟篮球队其他哥们儿的女朋友一起，她们被体育老师戏称为“家属团”。有一次她对我说：“她们都说，你打球的样子好帅的，不过……”我正得意，“不过什么？”“不过你的运动裤太老土了。她们说阿迪达斯这两天全场打五折，让我帮你去选一条。你看呢？”从那一回开始，我身上属于筒子楼的痕迹就慢慢慢慢被打磨掉了——被天杨，被我自己，被北明中学——这个云集了我们这城市的小精神贵族的地方。

我能进北明中学全是凭我自己考够了分数。但我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这跟我的继父——江校长毫无关系。如果我妈妈没嫁给他，也许我就和我筒子楼里的小伙伴一样：读完河岸上的小学，进妈妈她们工厂的子弟中学念初中，初中的时候开始打电脑游戏，打台球，也打群架。初中毕业，一生的教育也便到此为止，然后在躁动的年纪打情骂俏地走进父母的工厂上班，再然后，就是呵斥他们在筒子楼里横冲直撞的孩子了。我的那些朋友，除了极少数非常优秀或非常不争气的之外，大部分的人生都是如此。

那个时候，江校长还是江老师。江老师在我们的筒子楼里是个受尊敬的人。他在那所子弟中学里教物理，课讲得极好，经常辅导我们这些小孩子做数学作业。他们说他是个怪人，四十岁了还不成家。后来，他和我妈妈之间的“绯闻”虽说进一步恶化了妈妈在水房里的人缘，却丝毫没影响他在筒子楼里的声誉；再后来，当他讲课的名声越来越大时，被一所重点中学挖去了；再再后来，他和我妈妈结婚了。我们在筒子楼里的最后一夜，妈妈跟我都睡得很晚，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小东，从明天起，我们就再不用跟别人合用厨房厕所，再不用拉蜂窝煤，再不用去澡堂洗澡了，小东你高不高兴？”

妈妈离开筒子楼没多久，那间工厂就停产了。但江老师的运气一直很好，用“扶摇直上”形容不算过分。终于，不到十年的时间，江老师变成了北明中学的江校长。后来江校长，也就是我爸帮妈妈找了一个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我觉得这工作适合她。她和江校长没有再要孩子。

我高一那年冬天，那间工厂正式宣布破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经常在这个城市里看到昔日水房里的某个女人在送牛奶，某个顶楼上的单身汉在街角支着修自行车的小摊，或者某个“学雷锋先进个人”在寒风凛冽的早上把晨报插到每一家的信箱。也许这话由我说是不大好，但我确实从那时起感觉到“命运”这东西。特别是，我妈妈，她依然是美丽的，这些年她养成了定期做皮肤护理的习惯，总是和她新认识的朋友讨论哪家美容院的打折卡划算。我曾经跟天杨讲起过这个，她笑笑，她说我的话让她想起香港有个写小说的叫亦舒，她的小说里说：在寒风里的公车站站上四五个小时，再美的美女也是“尘满面，鬓如霜”——这就是十六七岁的天杨。她看过的书太多，这妨碍她体会赤裸裸、未经矫饰的人生。我不是在为我自己不爱阅读找借口。

后来那工厂就被拆了，连同宿舍区。因为种种原因，拆到一半就停了下来。直到治理护城河的时候才算全部拆完。所以有一段时间，这地方像个废墟一般荒凉。有一次放学，我和天杨就走到这河岸上。这河堤离我们学校很近。我们就踩着杂草、沙砾和小石子安步当车，我给她指我原先在哪住，在什么地方玩，她显然兴趣不大。废弃的楼群里有个老太太在一堵断壁后面卖风车，她一定要我买一个送给她，她说那是因为她觉得“老奶奶很可怜”。

沿着这河堤再往下走，就是一条通向闹市区的街道。河堤的尽头是个永远浮着尘土的公共汽车站牌，这一站的站名叫“雁丘”。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会有个这么动人的名字。天杨得意地仰起脸：“我知道这儿为什么叫‘雁丘’。”

“是我爷爷跟我说的，”她说，“你听说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吧？”

我说：“是不是金庸写的？”“文盲。”她大笑，她笑的声音很好听，“是元好问写的！”“元好问是干什么的？”“元好问是诗人，是……五代那时候的吧？”她歪着头想了想，“这不重要。重点是：这句诗其实说的不是人，是两只大雁。元好问他就是在这儿，这个河堤上碰见一个猎人，手里拎着两只大雁的尸体。猎人说，他本来是只从雁阵里射下来公雁的，可是那只母雁看见她老公死了，也飞下来撞死在岸边的石头上。然后元好问把它们俩的尸体买下来，葬在一起。就葬在这岸边上，所以这儿才叫‘雁丘’呢。”

我笑了，“真没看出来，这么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江东，”她突然换了个很认真的表情——我猜得出来她想说什么，“要是有一天我死了，你会不会跟我一起死？”果然我猜对了。“你千万别死。”我说，“你死了就是逼我再去找一个，还得重新适应脾气爱好什么的，何必费事。”话没说完，一记流星拳就重重落在我背上。“小心手疼。”我说。“你去死吧你！”她尖叫。

在她的尖叫声中，我发现黄昏来临。这堤岸很荒凉，对我们来说或许是件坏事，但是对夕阳来说，再好不过了。瓦砾，杂草，没有机器声的工厂，没有炒菜声的筒子楼。夕阳终于有了机会在这满眼的荒芜中透透气，尽情放纵它红色的、柔情似水的眼神。我很讨厌所谓诗人毫不负责的“抒情”，但我没办法讨厌夕阳。因为夕阳太善良了，它谁都瞧得起，就连这条臭气熏天的“河”，它也宁静地笼罩着，一点没有嘲弄的意思。

“该回去了。”我跟天杨说，“你信不信，周雷那个阴魂不散的一定还在校门口等你呢。”“讨厌。”天杨的脸红了，“谁叫你家就住在学校里嘛。要是你家住得远一点的话，我就一定每天放学跟你一起回去了。”她把脸凑近了，“你是吃周雷的醋了对不对？”“我吃酱油。”我故意逗她。“装蒜。”她笑。“我装葱。”“你——”“又叫我去死？我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吗？”我喜欢看她眼睛瞪得圆圆的样子。“当然没好处了。我还得再找一个，还得从头适应脾气个性什么的。”她学着我的口气，然后又脆脆地笑了。

就在这时候，我们看见了方可寒。

她出现在废弃的楼群之间，先看见了我们。于是她朝我们的方向走过来，踩着一地的夕阳。“嗨。”她笑笑，算是打招呼。我们也笑笑，“嗨。”然后她一拐弯，走进一栋怎么看也不像还有人住的筒子楼。她纤丽的背影在漆黑的门洞边一闪，就隐进去了。

“她家住这儿吗？”天杨惊讶地自言自语。

“原先不是住这儿，是旁边那栋，可能后来搬家了吧。”

“你原来就认识她？”她更惊讶了。

“嗯。小时候我们也算是邻居。”

“原来她家住这儿。”天杨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可是她穿的是only。”

“什么？”

“你们男生肯定是看不出来的。她的那件白短袖衫跟我们的校服不一样。是only的。我在国贸商城看见过。贵得吓人，那么一件要三百块，料子摸上去就好得不得了。”

“人家是勤劳致富。”我笑，“你能跟人家比？”

“也对。”我看出来她眉宇间的鄙夷。于是我说：

“其实她挺可怜的。她是个孤儿，从小就在她爷爷奶奶家长大。我想她也是没办法才……”

“那不是理由。”天杨很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可怜的人很多。可是人不能因为可怜就去做不好的事情。”

我什么都没说。这样的争论不会有结果。

校门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了。红色的花岗岩。在夕阳下它看上去没有平时那么盛气凌人。当然，出现在我们视线里的还有周雷。我虽然很讨厌这个像苍蝇一样的家伙，可是有时候你不得不佩服他。他知道我和天杨在一起，但他也知道我没有理由阻止他放学后和天杨一起回家。毕竟，只不过是顺路一起回家而已，况且他还总是得体地微笑着，站在天杨身边亲切地跟我说再见。想想看人家就剩这一点儿幸福了，我也不好那么没风度地剥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周雷在北明中学怕是已经成了“坚忍不拔”的代名词。奇怪的是，只有天杨是真的不相信周雷喜欢她。谁跟她说她都不相信。理由是：“周雷是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要是他喜欢我一定会直接跟我说的，我问过他，他叫我别听你们瞎说，我们就是好朋友而已。我当然是相信他，不会信那些闲话了。”——你说这孩子，她是装傻还是真傻？

他俩的背影顺着暮色延伸的方向消失。我掉转头，往我家所在的教职工宿舍区走。天色渐渐黯淡下来。远远的，我看见妈妈的身影，我知道她身上，一定带着图书馆里油墨的香气。

[天杨]

皮皮死了以后，那张病床就暂时空着，被大人们堆上了好些杂物。方圆的情况好得令人诧异，从特护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且不说那些化验结果，她的气色看上去就好了很多。陈大夫很有信心地对她妈妈说：“病情现在控制得很好。照这样下去，完全控制住也不是没有可能。”我看到那个憔悴的女人高兴得掩面而泣。陈大夫似乎已经忘了自己不久前还说过方圆最多只剩下三个月的。现在他换上了一副微妙的表情，对那个不停道谢的女人说：“这没什么，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可以想象杨佩听了这句话的反应，她会撇撇嘴，叹一声：靠。

天气渐渐热了，很久没有周雷的消息。我暂时不想找他，从那天之后，他也再没给我打过电话。二十五岁生日也就平淡地过去了。本来嘛，用杨佩的话说，一把年纪了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倒是那天早上，龙威和袁亮亮在我上班时一起冲我大吼了一句“happybirthday”，我诧异地表示感谢的时候，龙威说他和袁亮亮“潜入”了值班室，看到了我那天无意中压在玻璃板下面的身份证。龙威一直在眉飞色舞地说，袁亮亮明显有些精神不济。这些天他总是发低烧，不过他自己依然乐观得吓人。

日子又变得像以往一样无聊。上班，下班，值夜班，二十四小时，一转眼就过完了。唯一的一件不平常的事：五一放大假的时候，我到北京去领回了不不。

还好首都机场是喧闹的，假设周围一片寂静，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拿这个小家伙怎么办了。远远的，看着空姐把他带过来，我预感到他是个麻烦。他一句话不说，只是看着我，很专注的样子，看得我心里直紧张。我想起了电影里外国人初次见面的说话方式。“你好，”我说，“我是天杨。”他看着我，他的眼睛很大，很黑。“我们先去吃饭，然后坐晚上的火车回家，你说好吗？”他依然静静地看着我。我本来想从他的表情推测一下他到底在想什么——但他一点表情都没有。

我拉着他的小手，往外面走。“我们在电话里讲过话的，你记得吧，我是姐姐。”他转过小脸，看了我一眼，算是回答。“你真了不起，”我觉得我必须找点话说，“这么小，就一个人搭飞机来这么远的地方。”意料之中的，他不理我。眼睛看着北京的天空上的云。

“你想吃点什么？飞机上的东西很难吃吧？”他似乎是不屑于回答这么简单的问题，拿眼角瞟了我一下，然后眼光又移到了很远的地方。

他长得很像爸爸。尤其是眼睛。还有脸部明晰的轮廓。

“我们家里有你的照片，你明天就见得到了。就是你在迪斯尼乐园和米老鼠照的那张。”我其实只是为了弄出点声音而已。

他第一次开口说话是在那天深夜里，在火车上。他的手轻轻拍着我的脸颊，把我弄醒了。他的小脑袋从我怀里钻出来，轻轻地说：“尿尿。”我带着他穿过长长的走廊，火车在黑夜里寂静而规律地前行着，似乎是钻进了山洞，因为周围突然间黑得太彻底。我拉开厕所的门，打开灯，对他说：“我在外面等你。”他抬起头，在灯光里湿润地看着我。我重复了一遍，“我在外面等你。”他说：“不。”这是第二句话。我只好跟他进去，回头关门的时候听见他轻轻地说：“你是女的。”他脸上有点羞涩。我愣了一下，笑了，“没关系，你不用介意。就连我，有时候半夜里起来也会害怕呢。可笑吧，我都这么大了。”他红了脸，转过头来，嘟哝了一句：“女孩嘛。”小家伙。

被他这么一闹，我是再也睡不着了。火车到了一个小站，站台上的灯光映着不不的小脸。我说：“睡吧，还早呢。”他听话地闭上眼睛。我支起身子看看窗外的站牌，我们正在穿越黄土高原的腹地，也就是每年春天沙尘暴的老家。

火车又开始在自己的声音里前进。我喜欢火车。从小，我就很喜欢听这些单调寂寞的声音。比如在中学的篮球馆里，我最爱的就是篮球砸在木地板上的回响，这些声音里有股忧伤，这忧伤和很多民间音乐里的忧伤异曲同工。空旷的声音里，我看见自己坐在橙黄色的看台上。那时候我梳的是两条麻花辫，穿的是校服的短袖衫背带裙。周雷很做作地投进去一个三分球，落下时被江东抢了去。不不睡着了，小脑袋蹭着我的胸口，暖暖的。一瞬间，一种熟悉的悲凉像那只篮球一样砸在我心里最柔软的部分。不不的呼吸吹到我的脸上，我紧紧地拥住了他。汉语的词汇妙不可言，悲凉，真的凉凉的，带着一种树木的清香。

第二天清晨，不不醒得很早，他似乎有点紧张。我带他去餐车吃早饭的时候告诉他：“爷爷奶奶都是很和气的人。你放心。”他又恢复了白天的沉默，像是没听见我的话，倒是对面前的烧饼发生了兴趣，一点点抠着上面的芝麻。我这才想起，他从没吃过这个。

五一长假还没完，这一天该我值班。把这个小麻烦移交给爷爷奶奶，我就得匆匆忙忙往医院赶。假日里的医院空空荡荡的，龙威的声音响彻整个走廊，“美女，我们想死你了！”“好点儿了吗，亮亮？”我问。几天不见，袁亮亮瘦了些，在枕上用力地点点头。我在北京的时候，杨佩给我发来短信，“袁亮亮开始化疗了。”“好点儿了，”他说，“就是有时候有点想吐。”“化疗都这样，正常的。”我说。“那……我不会变成秃子吧？”“不会。”我笑。“变成了也没事儿。”龙威说，“我把头发剃光了陪你。到时候我们就是‘光头性感二人组’，你——意下如何？”“滚一边儿去。”袁亮亮怒吼，听声音倒还是元气十足。

旁边病房里的好几个孩子都等着我去输液。我正给那个金鱼眼小姑娘扎针的时候，手机开始在衣袋里振动。我没理会。针运入了细小的血管，“疼吗？”我问。她点头，又摇头。“真勇敢。”我笑着。

走到走廊上我看了一下手机，是奶奶。偏巧它又开始振动了，奶奶说：“天杨，中午休息的时候你能不能回来一趟？我和你爷爷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是不不。整整一个上午，他端坐在餐桌前，拒绝说话，拒绝洗澡，拒绝吃东西，甚至不许奶奶除下他肩上的小书包。唯一的动作就是摇头。耗了几个小时，奶奶急得就差往嘴里塞速效救心丸，“你这孩子你想要什么总得说了我们才知道呀。”他最终说了两个字：“天杨。”

“喏，天杨来了。这下可以了吧？”奶奶一开门就朝里面嚷。一想不对，“唉，不不，怎么能叫姐姐的名字呢？没有礼貌！”

就这样，家里从此热闹了许多。爷爷买来好多的幼儿识字卡片开始诲人不倦起来。奶奶则总是急得说：“还小呢，别累坏孩子了。”家里只有在深夜才会恢复以前的寂静。

午夜。我趁他们都睡着的时候点上一支烟，打开电脑。这几年，奶奶一直不知道我抽烟，也许是装不知道。邮箱里一堆邮件，有日子没上网了。有广告，有大学同学的结婚通告，有周雷在那天之后写来的“对不起”，还有一个去年在我们这里住过院的小病人，告诉我她恢复得很好，下个学期就要回学校上课。我一封封打开，一封封删除或回复，然后，我看见了一个消失了很久的名字：江东。

他给我发来一张贺卡：“天杨，生日快乐。江东”。真搞笑，除了奶奶之外，今年居然只有他记得我的生日。七年了，难为他。

门轻轻一响。我都来不及灭掉手里的烟。不不静悄悄地站在门口。“你没睡着？”我问。“讲故事。”这小家伙喜欢说祈使句。“好吧。”我灭了烟，站起来。他已经钻到了我的被子里，把他的小画书摊在膝头。

我关掉电脑，也钻进被窝，“小熊维尼的故事，开始了。”他突然看着我的眼睛，“你哭了？”他问。“没有。”我说。“真的？”“真的。”他把眼睛移到图画上。“小熊维尼从兔子瑞比家出来的时候，突然发现秋天来了……”他突然打断我，“你讲故事好听。奶奶讲故事嗓子哑哑的，不好听。”然后他似乎是害羞一样地把头埋进被子里。我继续读着小熊维尼稚嫩而忧伤的秋天。

[肖强]

远远地看见她，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她坐进来，我才确定。是天杨。她的表情有些阴郁，看见我的时候更是措手不及。天杨，她变漂亮了。

意料之中的，我们没有多少话可说。不，一路上根本什么都没说。但我还是很高兴能再遇见她。她有心事。我看得出来，尽管已经过去了七年，可是我还是熟悉她的表情，以及她写满了一种隐秘的忧郁的纤丽的背影。

深夜我回到家，老妈已经睡了。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啤酒，准备看个片。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大逃杀i》之间踌躇了一番，最终选择了《大逃杀i》。这两个片子我都是百看不厌的，尤其是《大逃杀i》，深作欣二这个老混蛋，真行。

那时候我们几个经常这样窝在我的小店里看片。我，方可寒，天杨、江东——偶尔那个叫周雷的倒霉鬼也会在场。乍一看我们四个就像两对一样。但是常常，方可寒的玫瑰色小呼机就会夸张地响起。然后她笑吟吟地站起来拿书包，“对不起各位，我先走一步。改天你们把结局告诉我。”“业务真繁忙。”我会说。那年新年的时候我送她一张贺年卡，上写：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把她笑得差点断了气。很奇怪，她成了我的朋友，不夸张地说，好朋友。

跟一个做那一行的善良女孩交朋友是件好事。因为她足够坦率，她没必要跟你隐瞒任何人都会有的任何见不得人的念头，只要你们谁也别喜欢上谁。那两年我们看了多少电影呀，幸福的日子总是一晃就过去了。我知道天杨这种好孩子瞧不起方可寒，可同时她却一点都不讨厌方可寒。日子久了，在我这里碰面的次数多了，两个女孩子倒也有说有笑起来。方可寒是个好相处的人，她深谙与人交往之道，同时却又是真的心无城府。她生错了时代，我这么想，她天生是个做金镶玉的材料，只可惜没有龙门客栈。

我该怎么讲述那件事呢？我只能说，什么都逃不过我的眼睛。这话听上去太不谦虚，但你别忘了我是个偷窥者。我得从《霸王别姬》说起。张国荣，我是说程蝶衣自刎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天杨几乎是满足地叹着气，“这就对了。”好一个“这就对了”。江东就在这时深呼吸了一下，“我出去透透气。”我俩象征性地点点头，眼睛还舍不得从片尾字幕上移开。过了一会儿方可寒风风火火地进来，“我买了好多橘子，你们谁想吃？”天杨欢呼着跳起来剥，然后我看着江东也懒懒地走进来，靠在门框上，我扔给他一个橘子，他接了，眼睛里有种冷冷的笑意一闪而过。

又有一次是初春的时候，天还冷。天杨放学以后直冲到我店里来，一句话不说，自己坐在墙角的小椅子上发呆。看那模样就知道又和江东怄气了，我还要招呼顾客，也就没理她。后来江东来了，我朝墙角使了个眼色，他像是没看见一样只是跟我扯谁谁谁的新专辑卖得怎么样。人家的家务事，我也不好管，就只好陪着他扯。这时候方可寒从里面走了出来，头发乱的，眼睛水汪汪像含着泪，一看就是刚被摧残过。——我必须说明，我可无意帮她拉皮条，今天我的一个读职高的从前的哥们儿来店里找我，正好方可寒也在，两个人隔着柜台就开始眉来眼去，我看着实在不成个体统，正欲开口干涉的时候方可寒说：“咱们别影响人家做生意，出去找个地方吧。你是学生，一次五十。”我哥们儿的下巴差点掉了下来——这纯情少男还以为遇上了梦中的白雪公主呢。不过他到底不是太纯情，马上进入角色，拉着我死缠烂打硬要我借他里间用用，他没有钱出去开房。我对他们说：“半个小时，不许超过。”可巧这时候天杨和江东来了。

方可寒跟我道了再见，再跟天杨笑笑，就走了出去。然后我哥们儿一边陶醉地系着裤带一边走到柜台旁边，“哥们儿，下次我再好好谢你。”说罢也走了。然后江东面无表情地朝门口看了半晌，我这才注意到他把我放在柜台上的一根烟捏得稀烂，烟丝碎了一地。“别暴殄天物，这烟挺贵的。”我说。

他把眼光调向了天杨。“天杨，站起来，跟我回去。”我从未听见他用这种语气跟天杨讲话，我相信天杨也是。

天杨惊讶地看着他，两手托着腮，没有说话，也不动。恰巧这时候店里最后一个顾客付钱走了，只剩下我们三个。日光灯的声音在四周嗡嗡地响。“天杨。”江东重复着，“跟我回去。我今天不想吵架，站起来，快点。”她还是一言不发，可是我知道，她在害怕。“江东！”我轻轻地叫他。

可是他置若罔闻。“天杨，”他语调平缓，没有起伏，“我再说最后一次，我今天不想吵架。站起来，跟我回去。”可怜的孩子她终于站起来了，怯生生地走到门口，眼睛睁得大大的，惶惑得像只小动物。他们走了出去，天杨的书包被孤零零地忘在墙角，我发现它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晚上七八点钟一般没有多少顾客，那些夜游神会在十点以后出没。我常常在这个清闲的时刻点上一支烟，注视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群。路灯亮了，对面烤肉店的香气弥漫了整条街，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家伙进来买走一套《哆啦a梦》的vcd，然后一切归于寂静。

这时候，江东进来了，熟稔地坐到柜台前。我丢给他一支烟，帮他点上，我们都没说话。最终他开了口，“我来拿天杨的书包。”

“天杨呢？”我问。

“不知道，”他笑笑，“跑了，刚走到学校门口就跑了。刚才打电话到她们家，她奶奶说她不在。我知道她在，我都听见电视的声音了，是chanalv，她们家除了她哪有人看这个？”

“那就好。”我停顿了一下，“明天，你还是跟她道个歉吧。”

“我早就发现，你每次都是向着她。”

“因为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是你甩了她。”

他惊讶地看着我，什么都没说。